五 苏非门宦功修仪式
在苏非门宦功修仪式方面有静坐功修，静坐分大静和小静。小静的时间较短，在时间、形式、饮食方面没有多大的限制和要求，净房一般设在清真寺大殿内。坐大静的限制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首先必须征得“穆勒什德”的许可，坐大静前必须连续斋戒3个月。进入静室前洗大净（举意大净为“改斯力”，意为亡人的大净），将静坐房视为死后的坟墓，大静静坐房一般设在僻静处或有条件的拱北内，静坐的时间为40天。在40天之内一切与外界隔离。静坐第一天的食量是面粉三两三钱，以后每天减去一钱，33天减完，剩余7天，每天进食红枣7颗，7天共食红枣49颗。在静坐期间需要不断地得到“穆勒什德”的调养[21]。
门宦的最大特点在于教徒对教主的崇拜，教主被认为具有无限的权威，是人与真主之间的媒介，也是真主在现实世界的代言人。教主是“克拉麦提”（奇迹）的创造者；教主具有与真主交言的能力；有驱邪降福的各种神力。因此作为“寻道人”的教徒，必须寻求一个教主来指导和消除他接近真主的障碍，没有教主的指导，一切全无。教下不能批驳教主的语言，教徒要经常向教主汇报自己的思想等[22]。教下要成为教主的追随者必须通过一系列程序的授道仪式，例如虎夫耶洪门教主为教徒点“孜克尔”仪式，有告诫、念“讨白”、点“孜克尔”、授“守头”等。这种仪式通过以后，教徒就成为教主的追随者。
苏非学派称宗教功修为“道路”，指精神修炼必经的途径和方式。苏非教团一般将精神修炼的道路分为三个阶段，即寻道者在导师的指导下，在遵奉教法、履行法定的五项宗教功课的基础上，再经历若干特殊的精神修炼阶段和状态，循级而进，使精神升华，最后达到对“真理”“真知”的认识，与真主合一。中国汉文伊斯兰译著中，将苏非精神修炼的道路称为“三乘”“三程”或“三道”。“三乘”的内容是：（1）教乘，即阿拉伯语“舍勒尔提”的意译，亦称礼乘、教程或常道。即在坚持六大基本信仰的前提下，遵从教法的一切规定，履行法定的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功课和行为规范，行善止恶，作为“入道归真之门”，达到“勤德敬业”“修身养性”“虔信真主”。中国苏非门宦绝大部分从格底目演变而来，所以对教乘都比较重视。（2）道乘，系阿拉伯语“托勒盖提”的意译，亦称道程或中道。即在教乘修行的基础上，寻道者在导师的指引下，由外在的身体力行转入内心的精神修炼，通过昼夜坚持和躬行拜功、斋戒、静坐和连祷“孜克尔”等功修，越过七种障碍，弃绝尘世，清心寡欲，静虔参悟，苦思冥想，“参天地化育之理，悟真主之大能之德性”，净化心灵，去认识和接近真主，以达“穷理明心显性”。（3）真乘，系阿拉伯语“哈格盖提”的意译，亦称理乘、真程或至道。即寻道者圆满完成道乘修持的阶段，通过明心见性等修炼步骤，达到“欲尽理纯，功到大定，道合自然”，“浑然无我，心不纳物，唯独一主”，“克己完真见性”，实现与真主合一。真乘是苏非人生的最高目的，也是修炼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凡穆斯林，能达教乘者，便可以涉世，达道乘者，便能忘世，欲达真乘者，便能出世，成为圣贤之人。在伊斯兰教史上，苏非派学者对道乘修持提出了数量不等的修持阶段和状态。它是功修者克己、自制、勤修、苦练的过程及精神修炼所达到的心理状态。[23]一般情况下，中国苏非门宦教乘、道乘并重是对一般教徒的要求，而真乘只限具有天赋的特定人物才能修炼。“托勒盖提”一切传授由“穆勒什德”负责，一般阿訇无权传授，每一个教下首要任务是严格遵守教乘，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资格苦干道乘，再后是真乘。如果谁要是轻视“舍勒尔提”，图省事，走捷径，只干“托勒盖提”，那你的功干将是无源之水，最终结果将是一无所得。虎夫耶鲜门认为，“舍勒尔提”犹如大海，“托勒盖提”犹如船，“穆勒什德”是撑船人，如果没有“穆勒什德”的指点，无论办道、干教均一事无成，因此各门宦对“穆勒什德”非常崇拜。
[1]余振贵、雷晓静：《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勉维霖：《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193页。
[3]邱树森：《元代文化史探微》，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4]余振贵、雷晓静：《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5]同上书，第21页。
[6]同上书，第77页。
[7]（明）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余振贵、铁大钧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8]白寿彝：《中国元明时（1280—1661年）的几个尔林》，载《中国穆斯林》1958年第1期。
[9]余振贵、雷晓静：《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
[10]《清实录》卷1130，第17—18页。
[11]《清实录》卷1141，第28—30页。
[12]此处案例资料均引自刘智《天方至圣实录》附录二所摘《清实录》资料，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1984年。
[13]余振贵、雷晓静：《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4页。
[14]虎世文：《成都回民现状》，载《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4期。
[15]《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2页。
[16]陈乐基：《中国南方清真寺资料选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17]王建平：《清末上海清真寺董事会的内外关系、样板作用及借鉴意义》，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18]《月华》第7卷第10期，中华民国二十四年4月10日出版。
[19]米寿江、尤佳：《中国伊斯兰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0]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21]《文泉堂—崖头门宦简史》，内部资料，1994年。
[22]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23]《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