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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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哈耶克、卢卡斯与商业周期理论

正如在本书其他地方所讨论的(第二章),哈耶克早期的研究深受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如卢卡斯(Lucas,1977:215)无误地指出的,哈耶克把均衡理论和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等同于:

……所有经济变量之间普遍相互依赖的现代理论,而洛桑学派的理论经济学对这一理论作出了最完美的表述。(Hayek,1933a:42n)

与哈耶克早期在商业周期的研究(例如Hayek,1933a)中体现出来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识和敏锐感(subtlety)。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新古典经济学家(例如Lucas,1977,1980,1987a;Lucas & Surgent,1979)根据体现他们研究方法之特征的总体研究策略,解释了为什么选择瓦尔拉斯主义作为他们研究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在坚持两个“古典”假设的前提下解释商业周期。这两个假设是“……市场出清……和……个体追求自身利益”(Lucas & Surgent,1979:304)。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加集中,有必要更准确地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这两个假设或者“古典假设”中塞进了什么(同上)。这两个假设本身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即便是激进的主观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例如路德维希·拉赫曼也不会否认,从暂时的需求/供给均衡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出清有时会在很多市场实现,并且人们的行动事实上是“追求自身利益”。

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新古典标准框架是一个遵循多元随机过程,而且连续地处于均衡状态的瓦尔拉斯经济。个体信息是局部的,但有穆斯(Muth)意义上的理性预期。在这个框架中加入各种加速器,或者时间效应,使得货币冲击效应在一段时期内的传播成为可能,模拟综合变量之间典型的共变——如卢卡斯(1980)所说的“米契尔(Mitchell)的发现”——就是商业周期。从一个“……价格和数量总是处于均衡状态”(Lucas,1980:287)的随机的瓦尔拉斯框架开始,可使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假设,即“市场出清”相一致。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看到这种均衡方法和现存的经验证据之间有任何的不一致性,因为“……仅仅只看任何的经济时间序列就得出结论说它是非均衡现象……是……毫无意义的观察”(Lucas and Surgent,1979:305)。而且,超额需求不能与任何“观察到的尺度” 相联系。这意味着它们没有任何“观测的作用”(Lucas,1980:287)。这里明显地有强烈的反凯恩斯主义色彩。

第二个古典假设,即个体追求个人利益,所隐含的是所有交易的机会不断地被发现的命题。而且,“理性”扩展到“预期”,因此在新古典暂时均衡模型的背景下,第二个古典假设意味着价格“主观意义上的”(subjectively held)概率分布,与均衡模型所暗含的(客观的)分布不会有系统性的偏离(Lucas,1980:285)。穆斯(Muth,1961)将这个原理称为“理性预期”。

正是在上面这些基本主题——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均衡、知识和预期之间的关系——的背景下,笔者将在本章剩下的部分中讨论哈耶克和新古典理论之间的相似点和区别。笔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忽视其他相关的因素,例如新古典数量理论方法和哈耶克的维克塞尔主义的(Wicksellian)理论方法,后者意味着明确地拒绝了一种天真的观点,即把数量理论作为商业周期的一种解释。考虑到哈耶克早期对商业周期的研究,笔者将主要关注哈耶克的这一研究和新古典学派对同样问题的研究之间的相似之处。

哈耶克最为明确地讨论商业周期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的著作,也是他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33a),似乎支持卢卡斯等人的主张。我们已经知道,哈耶克在这部早期的著作中坚持把瓦尔拉斯主义作为商业周期理论的基础。用经验方法研究商业周期的经济学家,例如米契尔(Mitchell,1927)认为“……确定周期性波动的事实……与一般均衡理论如何相协调”(同上:462)基本上是事与愿违的或者至少是无趣的工作。相反,哈耶克坚持商业周期理论:

……必须用无懈可击的逻辑,从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中推导出来……必须用纯演绎法解释那些我们在实际周期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及其所有的特点。(1933a:32-33)[3]

特别地,认为非货币的(nonmonetary)瓦尔拉斯经济能够一直保持均衡,是哈耶克的均衡理论思想的根本。正如他所说:“基据的变化……直接并且立即地,会导致(价格)的变化”(p.77);他讨论了“均衡过程的平稳运行,正如在均衡理论中所阐述的”(p.197),等等。这表明哈耶克在其早期研究中,视(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性、独特性和稳定性为理所当然。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这点会改变。然而,视非货币化的经济具有根本的稳定性是哈耶克“通过保持货币存量完全固定(但是会根据货币周转率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以保持货币‘中性’”这一政策的基础。尽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种货币政策,而是更偏向于弗里德曼的“货币存量增长规则”政策,但是他们与哈耶克早期的研究持同样一个基本信念:没有货币冲击的经济基本上是稳定的。

与他大部分同时代的人(尤其是熊彼特)相反,哈耶克并不认为瓦尔拉斯经济是静态的。当然,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例如,阿罗-德布鲁经济与随时间而产生的波动完全一致,并且自然状态也是可以实现的。[4]而且,完全预见(perfect foresight)——与理性预期确切等同——刻画了非货币化瓦尔拉斯经济的特点(1933b:143-143)。[5]事实上,哈耶克似乎在经常暗示,他所说的那些个体拥有他们的世界的正确模型(参照c.2)。

总之,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哈耶克早期的研究和新古典的方法论立场之间显著的相似性:(1)将跨期瓦尔拉斯均衡(或者派生的构造,如临时的均衡)作为商业周期理论分析出发点的建议;(2)非常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即根据“经济行动的逻辑”(Hayek,1933a:30),从“……人们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状态……当他们自己看待那些状态时”(Lucas,1987a:57)这个洞见开始解释经济现象。这个演绎的和个人主义的出发点解释了哈耶克和卢卡斯都反感加总理论(Hayek,1935a:1-32;Lucas,1980);(3)最后,我们会注意到一种相似性,它与赋予完全预见/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以现实意义有关,因此它们不仅仅是启发式建构(Lucas,1933b:143-144;Lucas,1987b)。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有别于他对方法的反思),那么卢卡斯等人提出的观点似乎将得到巩固。和在卢卡斯(Lucas,1975)的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中见到的一样,哈耶克(Hayek,1935)的分析是在一个竞争性的框架中,从最大化、局部信息的个体、把货币冲击视为引起周期的“脉冲”和把资本结构的跨部门变化视为传导货币跨时期冲击效应的机制等开始的。通过价格体系传播的错误信息在哈耶克的理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卢卡斯的理论中也有同样的重要地位。

哈耶克解释说,任何商业周期理论都必须包含“假设企业家已经犯了错误”(1933b:141)。在一个动态经济中,潜在基据的改变当然会造成这种错误。但是,一个商业周期理论并不能构建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基据”的改变在总体层面上会“界出”(net out)(对比Lucas,1977:228)。需要强调的是为什么“企业家会在同时,并在同方向犯错”(1933b:141)。“嘈杂的”价格信号提供了一个解释:“……可能是当他们(企业家)作出决定的时候,价格已经存在了,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必须基于这个已经存在的价格,创造了必然是失望的预期。”(1933b:141)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相关的价格信号是可观察到的贷款利率,个体将它视为自然利率的可靠替代。在哈耶克的框架中,不可预期的和货币引起的贷款利率和自然利率的不一致,导致了投资项目与资源的稀缺性和跨期偏好不符,因而投资项目最终会失败(参见第二章对该理论更加全面的阐述)。[6]这是一个危机。

因此,卢卡斯等人的断言,即哈耶克是新古典经济学重要的先驱,不论在方法论层面上还是在理论层面上似乎都是可以得到确认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只有哈耶克早期的研究才可以被援用来说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预见。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开始越来越怀疑均衡理论。从根本上说,哈耶克的怀疑态度与(静态的)均衡理论运用到理解(动态的)现实的困难有关。当然,在那个时候,那并非一个不同寻常的认识,但是,正如笔者要讨论的,哈耶克的反应与他同期的经济学家的反应并不一样。总之,哈耶克后来(战后)对文化演化的研究与20世纪30年代困扰他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