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游牧文明及其影响
从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采集、狩猎是原始社会人类生存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从人类脱离动物界至今的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一些以此为生的族群，作为远古历史的遗迹，被人们称为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对于整个人类进化的历史来说，采集、狩猎的时代延续了数百万年，直到10000多年以前各大陆的人类都处于这一时代的尾声。只是到动植物驯化发生之后，人类漫长的采集、狩猎时代才告结束，进入了农耕和游牧文明时期。毫无疑问，采集产生植物驯化并发展为农耕，狩猎产生动物驯化并发展为游牧。但是，动植物最初的驯化都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结果。农耕文明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除了种植之外，还包含着家畜的圈养和牧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采集—狩猎—畜牧—农耕—工业似乎成为一种发展的序列，但是正如采集和狩猎是并存的生产方式一样，畜牧与农耕同样也是并存的生产方式。游牧既不是游猎的直接结果，也不是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变迁的过渡阶段。大规模地牧放被驯化的动物发生在那些并不适于农业种植的干旱荒漠和草原地区，游牧也因此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明，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游牧文明的产生 游牧文明产生于动物驯化及其传播。在大河流域文明发祥过程中，动物驯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肉乳稳定地进入人类的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食物结构和营养条件。动物皮毛和某些动物的役使则在改变人类生活条件、生产力水平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动植物驯化的历史可以看出，农业社会并不是建立在游牧生产基础上的，而恰恰相反，畜牧业生产是从早期农耕社会中分化出来的。动物的驯化过程，使被驯化动物的畜养方式也发生了分化，如猪和家禽等杂食动物适于圈养，绵羊、山羊、马、牛等食草动物则适于田野牧放。人类靠自己的能力为大群的食草动物提供食物是不经济的，在古代生产技术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对肉乳、皮革和畜力日益增多的需求，使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族群出现了。而田野放牧的漫散和寻找适于牲畜觅食饮水的草场与水源，也决定了畜牧业生产者“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
既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是“逐水草迁徙”，那么这也就决定了游牧文明同以定居生活为基本特点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区别。定居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的居所、开拓后有人力累计投入的熟地和灌溉系统，以及定居者聚居所需要的公用设施。这些最终导致了城市的出现。所以，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古代文明遗迹基本上都是农业社会留下来的。对于迁徙不定的游牧者来说，他们的生产是在不断的流动中通过对牲畜的管理而实现的。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须适应这种频繁的迁徙，不可能，也不需要在地面上留下那些稳定的石头建筑等人工痕迹。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准确判定最早的游牧社会发祥于何处，最早的游牧者是谁。在世界历史的记录中，直到公元前两千年出现游牧民族对早期农耕社会发动持续性冲击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些如同旋风一样四处冲撞劫掠的蛮族。但是，这并不是游牧文明出现的具体年代。在亚洲蒙古高原山区中发现的众多岩画表现了人与动物的基本主题，被公认为是狩猎、畜牧文化的先驱。从这些岩画所摹刻的图案来看，最早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时代，因为像鸵鸟、大角鹿这样的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已基本灭绝。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某些动物有可能继续生存到全新世早期，但是内蒙古阴山岩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并延续了几千年却是事实。这些岩画中清晰地表现出从狩猎到畜牧的发展线索，其中包括了羊群、马匹、骑马牧人、穹庐和马车。这些图画中表现出来的动物驯化的内容，把游牧文明发生的日期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马背上的民族 现有的动物驯化历史研究结果表明，定居是动植物驯化的基础。最早的动物驯化发生在西亚中东的“新月沃地”。从公元前8500年绵羊、山羊的驯化到公元前4000年驯化马在欧亚草原地区的出现，游牧社会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马的役使促进了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和交往速度的根本性变革，并在后来的几千年中扮演了人类社会交通的主角，直到蒸汽机车发明后才开始逐步退居配角的地位。在马被驯化以前，为人所役使的牲畜主要是牛、驴，但是牛行走太慢，驴的个头太小，它们的役使可以减轻人的负担和劳作程度，但是不能产生令人敬畏的速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中亚地区的双峰骆驼和阿拉伯半岛的单峰骆驼相继被驯化。骆驼的机动灵活性虽然不如马匹，但是在气候干旱的沙漠地区它却有耐饥渴、善行走的优势。所以，当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来自南部、北部和东部的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冲击不能不说同马和骆驼的驯化和役使直接相关。
游牧生产是从农业社会中分化出来专业性生产方式，也是动物驯化后传播的结果。这种传播所形成的游牧族群主要分布于欧亚大草原和西亚北非干旱的荒漠地区，这些游牧族群主要是南部沙漠地区的闪米特人、欧亚草原西部地区的印欧人和东部的后来被称为蒙古—突厥的各族群。欧亚草原东西部的分界线大体上是以天山和阿尔泰山划定的，东部地区地势较高且气候干燥，草原生态环境相对于西部地区要差。随着文化的传播，在非洲大陆、美洲大陆和后来的澳大利亚都发展起了游牧业。但是，游牧文明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仍然是发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建立起一系列国家，并且一直在同他们毗邻的农业社会发生着冲突。这种冲突最初发生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来自西亚南部荒漠地区的闪米特族群和来自欧亚草原西部印欧族群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拥有强悍、快捷的马队，战车和青铜武器，他们挟马匹奔驰卷起的滚滚烟尘和着在空旷草原练就的呼啸席卷而来，使“新月沃地”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农业文明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过这些受到农业文明强烈吸引的游牧族群在征服农业民族之后，也因其人口相对较少而同化于农业文明的人口之中。如赫梯人在进入小亚细亚地区时还是个游牧部落，但在征服了当地民族后却建立起一个包括整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形成了具有高度政治统治和军事管理才能和城市文化等内容的赫梯文明。古代的埃及，在公元前1720—前1570年的百多年间主要由闪米特人游牧部落组成的喜克索人统治。游牧社会在对农耕社会进行侵袭的同时，也带给农耕社会军事上的经验，埃及人便采用了统治他们的喜克索人马驾战车的作战方式，把喜克索人赶出了埃及的国土，建立了埃及人自己的新王国。进入公元前1000年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也开始了南下和西进的扩张。
欧亚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最早为人所知的是斯基泰人。他们被认为是起源于亚洲的游牧民族，后来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游牧并强盛起来，公元前6世纪建立起强大的游牧帝国，以北高加索和南俄罗斯草原为中心向南、向西和向东扩张。著名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他们是四海为家的畜牧者，没有城市和街道，全部是骑射之军，甚至居室也是房车，而且他们骁勇善战、不可抵挡。这些没有建立城市、祭坛、神庙和巨大陵墓的游牧民族，似乎不具备农耕文明的标志。但是他们的社会体制是完备的，文化是丰富的。文化创造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行为和结果。不同人类群体在适应自身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需要，而这种需要促使人能创造出各种工具、器物，发展起各类相应的技能如滑雪板就只能产生于环北极圈地区，而不可能成为生活在赤道附近人们的生活用具。由于马匹驯化带来的生产生活节奏的变化和效能的提高，使以马具为代表的发明成为游牧民族文化的象征。除了驯服和役使马匹的马具之外，一系列适应马背生活的其他工具（包括武器、装饰、服饰和器物）也应运而生。这些围绕马匹而形成的马具文化，体现了人与马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使当时农耕社会的人们惊异不止，赞叹那些游牧人如同钉在马背上一样，不仅可以在奔驰中引弓射箭，甚至在长途跋涉中还可以在马背上睡觉。
对于斯基泰人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生存方式虽然显得简单，但是十分有效。各类包括挽具在内的皮革制品、木质制品、青铜制品以及金银珠宝制品，都以精巧著称。斯基泰人王族的墓葬虽然没有在地表上留下壮丽的建筑，但是地下墓室的构建及其随葬品的丰富则充分体现了游牧社会的繁盛程度。在一座公元前6—5世纪的斯基泰人墓葬中，仅陪葬的马匹就达400匹。墓葬中的木椁雕刻十分精美，带有古希腊艺术的风格，体现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所产生的文化交流结果。斯基泰人的文化在欧亚大陆游牧社会中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的。
欧亚大陆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除了斯基泰人外，还有西部的萨尔马提亚、阿兰、番、阿维尔、哈塞尔人等，中部地区则有塞、乌孙、月氏人等，在东方则有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人等，东方的北部也出现了丁零、坚昆、高车等部落。这些游牧民族虽然不属于同一时代，但是他们一直是欧亚大陆草原地区从斯基泰人以降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并推动游牧社会兴衰嬗替的游牧文明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到公元13世纪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陆东方草原以后，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才告结束，蒙古高原也因此成为近代地理学中的固定话语。而南部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游牧部落，虽然在后来的历史中没有像北方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那样著称于世，但是最早的闪米特人后裔仍持续着他们祖先的游牧生活，这就是在今天仍游牧迁徙于诸多阿拉伯国家中的贝督因牧人。
骑马民族军事帝国的冲击 自斯基泰人建立游牧帝国之后，欧亚大陆草原的游牧民族便开始进入了躁动的活跃时期。其中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公元前3世纪崛起于欧亚大陆东部草原的匈奴民族和1000年以后出现的蒙古民族。
公元前3世纪，属于早期大河流域农耕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在经历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后，实现了统一，建立起了地域辽阔、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即秦王朝。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匈奴民族也完成了对草原各部落的征服，建立起了地域更加广阔的游牧军事帝国。这一建立在马背上“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社会，与中国中原地区“围墙经济”的农业社会形成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明显对照以及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役畜、皮毛和肉食，游牧社会则需要粮食、布帛和铁器。他们之间初始的交换是通过战争掠夺方式实现的。对于“守土有责”的定居农民来说，他们往往无法抵御这些居无定所、机动灵活、急风暴雨般来去的游牧人。所以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修筑的长城，也成为秦始皇抵御游牧民族冲击的选择。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历史上最杰出的工程之一，也是人类从月球观望地球时可辨人类社会的标志。不过，长城的修建是为了抵御一波又一波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社会的冲击，它也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中试图隔绝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人为壁垒。然而，从历史的效果来看，长城的作用并不明显。从秦汉时期匈奴民族以后，北方地区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直到后来的满族，都一次又一次地跨越长城进入中原或建立半壁河山的政权，或建立在更大范围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可见，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相依相存关系是人类经济文化交流的基本关系，不是人为的障碍物可以隔绝的。
从秦至汉，中国的历史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互激荡中发展的，匈奴与中央王朝之间时而休战和亲、时而大动干戈，持续了数百年。公元48年，匈奴草原帝国发生了南北分裂，南北匈奴大体上以蒙古高原中部的大漠形成自然隔断。南匈奴为躲避北匈奴的攻击，同中原汉朝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并最终内附汉地。北匈奴则因南北匈奴的对立和汉朝的攻击而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原臣属于匈奴的鲜卑、乌桓等民族纷纷倒戈，北匈奴的势力日益衰落。公元91年，北匈奴在汉朝、南匈奴、鲜卑和乌桓军队的攻击下彻底溃败，余部西迁中亚地区。在此之后，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区又卷入了新一轮游牧民族崛起并同中原汉族王朝争雄天下的历史旋涡中，先后出现了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突厥人建立的突厥汗国、回纥人建立的回纥汗国、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等北方民族政权。而自东汉南匈奴内附中原以后先后进入中原的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也在中原地区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扮演历史角色的“五胡乱华”的剧目。这种历史进程，不仅使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更加密切，而且也使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文化交汇更加广泛和深入。借鉴汉字笔画和字形创制出来的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就反映了这种文化的交汇，而相应的制度、法律、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吸收，更使中国古代文明在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因子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在这一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出现过隋唐盛世，并使中国北方、西北、西南从地域到民族得到进一步整合，但是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还没有真正实现南北大一统，而完成这一历史伟业的是公元13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民族。
1206年，铁木真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称成吉思汗，并建立起蒙古游牧帝国。在此之后，成吉思汗开始了东征、西讨和南下的军事征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对中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成吉思汗的孙子呼必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国家的大业，他建立的元朝在国家的领土和民族统一性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隋唐时期崛起于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纳入中国版图的。这种大范围的统一，不仅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及其所承载的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与会聚，而且奠定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
游牧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历史上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一直是同文明发展对立的，他们被视为茹毛饮血、生性残忍的野蛮人。同时，由于游牧社会的流动性以及其文化创造的简约化，使人们对游牧文明充满了歧视性评价。当然以农耕文明的标准来评价游牧文明，游牧社会显然没有那些能够体现文明高度发达的城市、宫殿、庙宇、雕塑之类，但是，游牧社会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却体现出另外一种特殊的文化表现形式等物质成就。
毫无疑问，游牧民族对农耕社会的侵袭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或延迟了农业社会的发展，但是这种冲击同样给农业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因素。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出现的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通过借鉴北方游牧民族适于马背军旅生涯的服装和战争技术而发生的，埃及人推翻喜克索人的统治也是借鉴了游牧民族的战车技术。这种对挑战给予的应战，增强了农业社会的军事能力，马匹、战车、弓箭和骑兵战术等都成为古代机动能力最强和远距离杀伤能力最大的战争技术的代表。当然，战争能力的提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游牧民族的游动性与机动性所造成的文化交流。
伴随着战争和掠夺，古代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掀起了对农业社会的一波波冲击潮，在破坏城市、涂炭生灵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汇和文化的交流。在那种“英雄时代”，战争所产生的交流作用是普遍的，这也是阶级社会发生的必然现象。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单一性使它形成对农耕社会很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是造成游牧民族不断向农业地区侵袭的基本动因。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的地域观念是开阔和散漫的，而游牧帝国的出现使这种地域性的扩张成为一种国家政治行为，如同成吉思汗吩咐他的子孙要打到“天涯海角”一样。这种运动最显著的效果，就是民族大迁徙，如匈奴西迁引发的从中亚、东欧到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蒙古西征所推动的从中亚、西亚、东欧到西欧的民族迁徙浪潮。在游牧民族压力下形成的民族迁徙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古代欧亚大陆的种族、民族融汇在一起。尽管这种交汇是被迫的，但是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则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发生。同时，游牧民族漫无边际的四处冲撞，在破坏很多农业社会的同时又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在扩张过程中不仅裹挟了众多的各民族人口（包括士兵、工匠、商贾等），而且也不断利用了他们所能接触的一些文明的成果，并将这些文明的技术成果加以传播。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发明，如四大发明向西方的传播就与游牧帝国的扩张直接相关。如果没有蒙古帝国的西征扩张，也不会有马可波罗的东方游历以及西方人对当时东方的认识。当然，任何交流都是双向的，蒙古西征从中亚、西亚、东欧带来大量的工匠和商贾，他们所承载的文化也随之进入到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游牧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推动了欧亚大陆东西方民族的交往，也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在古代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郝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