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难觅性解放的呼声

高罗佩指出，中国并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形成严重的性压抑。在西方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教义和人们的性生活、性意识水火不容，因此西方中世纪实行了严格的“禁欲主义”。中国在宋代之前，人们的性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到了宋代，虽然有朱熹等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但也只是一些说法而已，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如此，就连朱熹本人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对此很多历史学家已有过论证。

中国的禁欲主义并不像西方那样严重，其最显著例子就是在中国妇女是可以改嫁的，这一点在《金瓶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在西方的中世纪是被禁止的，当时的妇女是绝对不允许离婚或改嫁的。至少在清代之前，中国古人对女性所持的态度，比西方的中世纪对女性的态度要宽容得多。

既然没有强烈的性压抑，就没有强烈的性反抗。因此《金瓶梅》写性，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写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如《十日谈》写性，其目的是要打破宗教对性的禁锢。它是以人正常的性欲要求，来揭露宗教教义的虚假，在反宗教的基础上，要求人性的复归。《金瓶梅》写性，并没有那种强烈的反禁欲主义意识，相反，它是在表达对人的性欲泛滥深表担忧。

在性方面，《金瓶梅》并没有提出任何带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因而，它在性描写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的思想色彩。目前，有学者提出《金瓶梅》中存在着性解放的思想因素，对此，笔者并不能赞同。《金瓶梅》写性并没有强烈的反禁欲主义思想和性解放的诉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还不足以成为类似《十日谈》一类的名著。那么，《金瓶梅》真正的价值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跳出《金瓶梅》性描写这个表面现象，而去追究其更为深刻的内涵。而这个重要的思想内涵，体现在它的家国一体的故事形态中。

[1] ［荷］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2] 梅节：《瓶梅闲笔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3]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4] ［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5] 参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6] ［荷］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7] 胡学春：《真：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