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策范式规范与促进政策创新的机理分析

政策创新，从现象看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技术问题。可是，一旦把它置于学术性的科学平台上，政策创新却显示出了对政策范式的依赖。为什么会这样？这对于中国具有农耕文明文化而习惯于经验性思维的环境来讲，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不在想象之中。在美国，关于克林顿的一个“莱温斯基丑闻案”的斯塔尔报告可以长达445页、15万字，这或许在习惯于经验性思维的中国人看来有些费解，为什么如此复杂？可能正是有这种复杂，才能体现法制的科学与理性的重要。要理解为什么会有政策创新对政策范式的依赖性，这就应该在对政策范式对政策创新的规范与促进机理的分析中去寻找答案。

1.政策范式框架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支持因素的嬗变

资源优势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现实基础。我国西部地区包括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西南高山峡谷地区的10个省（市、区）；中国西部总面积688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2％；人口3.66亿，占全国人口的28％。

西部主要拥有四类资源优势：（1）多样化的土地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的土地资源具有多样化特点，它们为发展农、林、牧、副、渔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自古以来，我国西部勤劳的各民族人民就在这里生息，他们开发农业、兴修水利，耕地面积已达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8％，草地及草场面积达40亿亩，占全国可利用天然草地总面积的63％，天然林区和林木蓄积量也很可观。（2）丰富的水能资源。我国西部海拔高、山地多，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不仅发源于此，我国水能的70％以上都集中在西部。（3）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有著名的克拉玛依油田、神府—东胜煤田、白云鄂博超大型矿床等。柴达木盆地就蕴藏有40多种矿产，盐湖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钾盐产地，钾盐占全国储量的97％，锂矿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一半。天然气资源，储量已超过2000亿立方米。（4）闻名于世的旅游资源。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有各少数民族文化、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等人文景观，还有长江三峡、九寨沟、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等自然奇景。

有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认为，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极大；但是，资源与经济发展本身又无因果关系。[8]今天世界上既有中东地区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人均GDP很多的例子，也有资源丰富但仍处于贫穷的“捧着金饭碗讨饭”的国家与地区。资源优势必须转化为经济优势，才是实现生产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条件很多，其中政策是这种转化发生与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没有政策的支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其他条件诸如科技、市场机制就难以起作用。比如，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早就存在，在改革开放前是实行劳动力不允许流动政策，这种优势就表现为人口负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了人口按市场经济需求的有序流动政策，特别是为上亿农民工的“打工经济”创造条件，劳动力资源优势才得以用“人口红利”形势表现为经济优势。

西部大开发中要始终重视利用政策支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这是一个共识。2005年12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和中国人民大学西部开发中心的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就指出，西部地区应着重发展四大资源优势产业，即：（1）以煤炭、油气为代表的能源产业。报告说，西部地区煤炭资源的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9.4％，原油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7.8％，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87.5％。（2）矿产业。除金属矿外，西部地区的非金属矿也非常丰富，如青海省的钾盐、镁盐、锂矿、锶矿、石棉、冶金用石英岩、化肥用蛇纹岩、玻璃用石英岩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3）特色农业。西部地区的农业资源十分丰富，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许多农业资源都是东部地区所没有的，其突出特点是天然和绿色。（4）特色旅游业。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特点，是以高原、长江、黄河、黄土、荒漠、草原、原始森林为主的自然景观和以历史文化、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为主的人文景观相互烘托，形成浓郁的西部特色，这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2008年1月，中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项目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凤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就指出，西部地区要利用国家发展再生能源政策，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将发展西部地区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满足西部地区能源消费及为中、东部地区提供能源四者统一起来。

西部地区怎样才能用政策杠杆撬起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门槛”？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云南省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经验。

2009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委书记荣天厚题为《加快褐煤资源资本化进程推动锡盟资源优势尽快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文章，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文章说，煤炭资源是锡盟的最大优势，锡盟已探明煤炭储量1378亿吨，探明加预测储量超过2500亿吨，其中90％是褐煤，发热量在2500—4000大卡/千克之间。但是，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锡盟所有企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需求萎缩、产品价格暴跌，部分企业难以为继被迫停产。文章还认为，锡盟褐煤的生产困难，不能完全归因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不够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比如，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锡盟在1378亿吨煤炭保有储量中，已配置采矿权的仅有98亿吨，占比7.1％，比全区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还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大趋势使褐煤资源的开发利用面临生存挑战。褐煤有着清洁、低挥发和低硫的优点，但同时又存在水分含量高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缺点，是国际公认的导致全球温室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毋庸置疑，在未来的一次能源淘汰中，褐煤必将首当其冲。如果我们不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尽快形成褐煤资源深度开发的产业体系和技术优势，特别是加速发展绿色电力促进煤电替代、加速发展煤化工促进煤油替代，并在褐煤碳利用及封存技术上有大的突破，目前褐煤在我国一次能源中所占的微小比重将迟早被如日东升的新能源所取代。文章对用政策引导与促进褐煤产业在适应低碳经济趋向中得到更大发展提出了政策创新范式框架，主要内容是：（1）创新资源开发利用理念，积极探索褐煤资源资本化的有效途径。要突破“煤炭资源只有开采才是开发利用”的思维定势，在继续重视煤炭资源作为一次能源的实用价值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掘煤炭资源矿业权作为市场主体权益的资本价值，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由实体经济领域向资本市场领域拓展，加速煤炭资源的资本化进程，使煤炭资源在不开采的状态下也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努力加快锡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步伐。（2）改革完善资源配置机制，为资源转入资本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总的想法是，降低褐煤资源矿业权配置门槛，提高项目开工建设门槛，建立矿业权交易市场信息平台，完善和规范矿业权交易行为，加快矿业权资本化进程，形成政府调控、市场主导、有偿使用的褐煤资源配置管理机制。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面积39.4万平方千米，其中94％为山区。云南堪称我国生物物种的基因库，是世界生物种类富集的地区之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一些品种大面积种植，为大力开发生物资源奠定了十分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我国森林资源大省之一，云南素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香料王国、花卉之乡等美誉。据统计，全省有高等植物1.7万多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种类的62.6％；有1737种陆生脊椎动物，占全国的58.2％，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194种，100多种为云南特有；有400多种天然香料植物；云南的中药材种类占全国的70％；拥有可供观赏的奇花异卉、美叶良木近2500多种；还有众多的药用、纤维、淀粉等植物和依托森林环境生存的难以计数的微生物。为了把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1995年，云南省第六次党代会决定，大力培育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2000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生物资源创新产业的决定》，提出了提升和重点发展烟草、蔗糖、茶叶、天然橡胶、畜牧、林业、天然药物为主的现代医药、绿色保健、花卉和绿化园林、生物化工等十大生物产业，实现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的奋斗目标。“十五”以来，云南省通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良种、试验示范、绿色通道、信息和市场开拓等工程，构建人才、科技创新、资金、中介组织服务、政策和法律支撑体系，有力地促进了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的发展。截至2005年，云南全省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现价）2125亿元，年均增长11.7％；实现增加值1291亿元，占全省GDP的37.16％，年均增长11.5％。“十五”期间，新兴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年均增速达20.62％。一大批生物资源开发创新龙头企业脱颖而出。至2005年底，全省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龙头企业（烟草除外）已发展到2200家，固定资产总值和销售收入均突破200亿元，利润超过20亿元，带动农户685万户，农户从事产业化经营增加收入32亿元。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数量逐渐增多，全省获得认证的产品数累计达567个，在西部11个省区中位居第二。

2.政策范式过滤与聚焦问题使政策创新从需求向供应转变

现实生活中，出台一项政策是一个复杂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政策出台需经过既定程序，更重要的是政策从酝酿到制定、从实施到坚持与必要的完善与修正，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怎样既坚持政策的必要复杂性规则，又能及时准确地制定、实施、坚持与完善政策？这就是政策创新从需求向供应转变问题。在这个转变中，政策范式过滤与聚焦政策问题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什么是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政策的相关主体（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关系或利益相关主体），对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或状况，进行政策的主观感知，把它锁定为“政策问题”，从而逐步达成政策集体行动共识的行动与过程。由此可知，政策问题有四个属性：（1）政策问题的相互依赖性。这是由客观世界、实践活动本身的错综复杂关系决定的。（2）政策问题的客观性。即产生问题的外部条件是被有选择地加以定义、分类、解释和测量的。（3）政策问题的人工性：只有当主体做出关于改变某些问题情景愿望的判断时，政策问题才有可能。（4）政策问题的动态性：问题和定义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政策问题从何而来？它是由社会问题提升而成的。社会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提到政府机构议程上的过程。政策议程从狭义上来讲就是指从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将一个政策问题提到政府机构的议程上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上升为政策问题。一般说来，一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要满足四个条件：（1）社会问题够上升为政策问题的“分量”。这是由问题的性质、蕴涵的价值、破坏力、将来的发展趋势、影响范围等所决定的。（2）这个社会问题在一定的时期里的诸多社会问题系统中处于权衡比较，分出轻重缓急的“当务之急”地位。（3）社会问题的相关者之间的互动状况，构成了政策制定与实施条件。（4）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支持政策需求向供应转化的条件。

这里就涉及一个“政策问题的弹性空间”概念。即是说，生活中存在着“某些问题能够受到重视从而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问题却得不到重视从而被长期拖延”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策供应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问题需求的庞大性矛盾。社会问题的繁多性与政府所拥有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有限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一个时期内，或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只能对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筛选，决定哪些社会问题应该被重视从而进入政府议程成为政策问题。

看来，对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认定是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人们依据什么来进行社会问题的主观认识、认定？直接标准是价值观。列宁说过，几何公理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推翻。要求人们对政策问题的主观认识与认定按照“纯客观规律标准”是难以办到的，人们总是会用直接的切身利益或关系标准来认知与判断政策。这样，政策问题又皈依到了政策范式的根本：观念、理论假设。观念形成人们的价值标准，观念决定对问题的思路。诸多社会问题在政策范式的观念、理论假设的支撑或过滤下，促成人们的主观认知，使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政策的客观需求才能向政策供应转化。

西藏、新疆问题，是社会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典型案例。西藏、新疆问题，是集国家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诸多问题于一身的问题。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西藏、新疆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出台了各种政策，以维护西藏、新疆的边境安全、民族团结、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多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西藏工作会议。

1980年3月14—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主要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经济情况，加大了对西藏的援助，并相应制订了对于西藏的各种优惠政策。比如年均定额补助增加到4.96亿元，各种专项拨款0.9亿元，基本建设投资2.622亿元。又比如，国家在西藏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对农牧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免征一切税收；同时，西藏实行比其他地区更为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外贸出口享受全部外汇留成，允许西藏在内地转销一般性进口商品等。中央的援助和特殊政策，使西藏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4年7月20—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西藏的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李鹏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国务院决定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外贸等方面，继续对西藏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会议特别强调，发挥全国支援西藏和西藏自力更生两个积极性，下决心把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带动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落实了全国支援西藏的62个、投资总额达23.8亿元的建设项目。

2001年6月25—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在讲话中强调，西藏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事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祖国统一和安全，也事关我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斗争。全党必须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刻认识做好西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仍然要继续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加快发展问题，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仍很繁重；二是促进稳定问题，西藏面临的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任务仍很艰巨。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朱镕基总理在讲话中说，要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建设资金投入和实行优惠政策的力度，继续加强对口支援。目前确定了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117个，总投资约312亿元。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西藏的重点建设项目资金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家投资和中央财政扶持，主要用于农牧业、基础建设、科技教育、基层政权相关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着重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瓶颈”和突出困难。中央在增加直接投资的同时，还要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现行的优惠政策能够继续执行的继续执行，这次还增加了一些新的优惠政策。对口支援也要加强，已经确定各省市对口支援建设项目70个，总投资约10.6亿元。

2010年1月18—20日，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强调，做好西藏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胡锦涛提出了把西藏建设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温家宝在讲话中强调，要继续保持中央对西藏特殊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继续执行并完善“收入全留、补助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的税收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继续维持西藏金融机构优惠贷款利率和利差补贴等政策；加大中央投资力度，继续扩大专项投资规模，中央投资要向民生领域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向农牧业倾斜，向基础设施倾斜。

2010年5月17—19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做好新形势下新疆工作，是提高新疆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部署，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确保边疆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加快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温家宝在讲话中则强调了对新疆发展的政策支持。为推动新形势下新疆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中央决定：（1）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2）对新疆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3）中央投资继续向新疆自治区和兵团倾斜，“十二五”期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比“十一五”期间翻一番多；（4）鼓励各类银行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服务网点，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到新疆设立分支机构；（5）适当增加建设用地规模和新增建设用地占用未利用地指标；（6）适当放宽在新疆具备资源优势、在本地区和周边地区有市场需求行业的准入限制；（7）逐步放宽天然气利用政策，增加当地利用天然气规模等。

为响应中央加快新疆发展的战略部署，2010年9月，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包括财政、金融、税务等诸多中央直属部委近四十个部门参与的庞大调研团开赴新疆进行调研，调研团返京后由发改委牵头召开多次会议，具体讨论支持新疆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同样，全国19个省市密集到新疆调研，媒体报道称，19个省市援建新疆的总金额超过100亿元。

通过西藏和新疆问题上升为国家政策问题的典型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家民族的战略高度看待西藏和新疆问题的观点支撑，对西藏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持续的、与时俱进的、“组合拳”式的优惠政策就不可能出台、执行，并产生巨大的积极效应。

3.政策范式促进持续创新累积成为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的经济学概念，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到李嘉图的国家间贸易的比较优势，再到赫克歇尔—奥林基于要素禀赋的“相对价格优势”，经济学的比较优势从斯密的分析国内经济概念转向了分析国际贸易。其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应该是相对于国内与国际都存在的一种力量。

比较优势一旦形成，它就是国家、地区、企业的一种现实的获得效益的力量。不过，比较优势不可能自然产生，它是自觉培育的结果。国家、地区、企业任何一个层面的主体自觉培育比较优势的集体理性与努力在什么地方表现最充分？应该体现在培育比较优势的相关政策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发表了著名经济学者林毅夫题为《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的文章。文章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成功的核心内容，除了立足于赶超重型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以外，还有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比较优势战略。无论是过去创造经济奇迹的经验，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比较优势战略都显示其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优越性，而这种战略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核心所在。文章特别指出，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文章还分析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府用政策促进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比较优势结合的路径。具体说来是，产业政策提供了经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趋势的信息；这一政策目标又不能和现有的比较优势相距太远。

学者徐燕兰对西部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主要对策作过研究。[9]徐燕兰认为，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具有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等比较优势，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使比较优势难以转化为竞争优势。在确立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应通过改善环境、延长产业链等途径，培育竞争优势。徐燕兰认为，要培育出西部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必须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力量。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尽量避免资金、技术的不足，以某种产业或产品生产作为自己的培育重点，建立特色产业，产生成本优势，获取比较利益。作为政府则应该考虑实行促进本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区域合作、最大限度地延长优势产业的产业链、改善硬环境和软环境等政策措施。

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都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逻辑可以概括为：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在这个理论逻辑演化中的每一个环节，政策都起着不可缺少的条件或催化剂的作用。培育区域比较优势、或促成其转化为竞争优势及核心竞争力的政策都是一个范式结构。

利用政策创新促进比较优势的形成，西部的陕西省在苹果产业的发展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证材料。陕西果品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政府下发了［1998］21号文件，提出了若干促进苹果产业化的规划与政策。陕西各地、市、县还成立了苹果产业化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制订苹果产业化发展规划，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同时，设立苹果产业化办公室和行业协会，开展信息服务，加强行业管理，负责办理领导小组委托的日常工作事务；协调各级有关主管部门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为苹果产业化提供系列服务。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陕西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二苹果大省、第四水果大省。主要表现在：第一是果树面积全国第一。至2006年底陕西省果树面积已达1183万亩，其中苹果618万亩，2006年全省水果总产量达到881.95万吨，其中苹果649.98万吨，果品总产值100亿元以上，果农人均纯收入1300多元。第二是绿色苹果基地面积全国第一。至2006年底，陕西经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的绿色果品基地面积已达267.1万亩，其中苹果240万亩。第三是原产地域产品保护面积全国第一。2003年9月，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陕西苹果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涉及全省5个地（市）的29个县（市）380个乡镇，面积400多万亩。第四是浓缩苹果汁产量全国第一。陕西省拥有果品加工企业30多个，其中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17家，年生产能力63万吨，2006年出口浓缩苹果汁31.93万吨，创汇2.81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陕西苹果也受到了“绿色壁垒”的挑战。有关方面提出了实施“苹果品质提升战略”的政策与对策，在挑战中促进陕西苹果再上新台阶。主要内容是：（1）制定《陕西苹果原产地域保护管理办法》，完善《陕西苹果原产地域产品标准》，以推行标准化生产为重点，加快绿色果品生产技术标准、产品质量和卫生标准、包装标准、贮藏和运输标准的实施。（2）加快绿色果品基地建设，建成高标准的绿色果品示范园。（3）政府加大对陕西果汁生产企业的扶持力度，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4）实施“陕西苹果”名牌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西部地区要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形成自我发展能力，这种自我发展能力就应当表现为由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的演化。这种演化的发生、成功，都与对政策范式的肯定与应用紧密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