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目前，学术界对美颂传统的研究还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但是20世纪以来也有相当多的论文和论著开始关注“颂”，按照其研究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将“颂”作为一种文体，研究“颂”的起源与流变，从而梳理“颂”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西北师范大学韩高年先生的博士论文《颂诗的起源与流变》、广西师范大学郭宝军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古颂文研究》，还有东北师范大学段立超的博士论文《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体类特征》等。韩高年先生的博士论文用实证的方法考察夏、商、周三代的颂诗文本，阐述了颂诗在夏、商、西周的演变过程，提出了“颂”为“仪式叙述说”的观点。段立超先生的《上古“颂类”文学精神及其体类特征》认为“颂”是一种“文类”，并分析了“颂”在先秦、两汉的创作情况、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颂”是华夏祖先沟通人神、省视自身的最高依据；其表达总是与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相关；其散发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最独特而根本的“向‘道’而生”。郭宝军的《中古颂文研究》则主要是对汉魏六朝时期的“颂文”进行的文本搜集，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颂文的主题和内容，颂文作者的创作心理以及颂文的创作模式。还有辽宁师范大学赵英哲的硕士论文《颂文文体与唐代颂文概说》以唐前颂文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了唐前颂文文体的发展流变轨迹。

2.从考据学的角度对《诗经三颂》产生背景、所属时代、作者及其用韵、内容作用等方面进行文献考证

这方面的论著和论文颇多。如张松如先生的《商颂研究》、首都师范大学李瑾华的博士论文《〈诗经·周颂〉考论》、姚小鸥先生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西北师大贾海生的博士论文《周初礼乐文明实证——〈诗经·周颂〉研究》，张启成教授的《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等，这些著作分别对《商颂》与《周颂》的年代考订，以及《周颂》各篇与古代礼乐制度之关系进行史料性的分析。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国维的《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4]，傅斯年《周颂说》[5]，高亨的《周代大武乐考释》和《周颂考释》[6]，黎子耀的《〈诗经·清庙之什〉中所见西周礼制考》[7]，刘操南的《〈仪礼〉与诗辨析》[8]，王洲明的《论〈诗〉与礼的关系》[9]，美国学者夏含夷的《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10]，周蒙的《从〈诗经〉看古代祭礼中“尸”之角色》[11]和马银琴《西周初年祭礼颂歌考述》[12]等等。这些研究涉及颂诗的起源、内部分类、作时、祭祀对象等问题，通过这些有价值的论述，能使我们充分了解颂诗的形态。

3.对颂诗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价值之研究

由于颂诗庙堂文学的独特性质，长期以来，颂诗的文学性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但却对颂诗的史料价值进行了积极的挖掘。郭沫若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13]中通过对《周颂》中《臣工》、《噫嘻》、《丰年》等农业诗的分析考证，进而判定周代社会的性质。此文发表以后，影响颇大，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其后掀起了集中阐发农事诗的论文潮，其中有十多篇文章都集中在对《噫嘻》的讨论上。大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诗中的“成王”是生号还是谥号。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着《噫嘻》创作年代的确定。（2）“昭假”的词义。（3）诗作中的三个“尔”究竟意指何人，“尔私”又意指何物？（4）“十千维耦”的解释。学者们对这些关键词的解释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与史学界积极评价颂诗史料价值不同，20世纪50—80年代的文学界对颂诗评价颇低。如周满江认为《诗经》中的《颂》“不外乎歌颂祖先的功德和神鬼的威灵”，“内容充满着反动思想和迷信色彩”[14]，还有人认为这类诗歌“无论就思想或艺术上看”，“都是应该坚决扬弃的糟粕”[15]，还有学者认为它们“一味地赞颂统治阶级以欺骗人民”[16]。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新评价颂诗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这类论文主要有：王潜生的《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17]、《再论周初颂诗的评价问题》[18]，刘操南的《〈诗·周颂〉中没有合理内核吗？》[19]，蔡守湘、朱炳祥的《人类精神初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20]，王开元的《论周颂的历史价值》[21]，瞿钧的《怎样评价〈诗经〉中的〈颂〉——兼评刘大杰论〈颂〉诗的特点》[22]，刘生良的《颂诗二题》[23]，夏传才的《论西周的颂歌》[24]，成顼的《〈诗经〉颂诗再评价》[25]，李金坤的《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26]瑏瑠等等。这些论述在纠正阶级分析方法偏颇的同时，重新审视《周颂》的价值，肯定了《周颂》反映的“敬天保民”、“敬祖重德”思想的积极意义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27]瑏瑡。

4.对“颂”文体学意义上的研究

对“颂”文体学意义上的研究比较专门的是2004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立兵的硕士毕业论文《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篇、铭》。该文也认为“颂”起源于“仪式叙述”，并概述了颂在先秦两汉的流变发展，也初步探讨了颂独特的文体特征。另外还有一些单篇的论文探究论“颂”体的起源，如陈开梅的《试探颂体的起源》[28]，该文认为“颂体是远古泛灵论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心理的产物，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下的原始宗教祭神祭祖乐舞辞和夏商巫卜文化氛围下的祝颂词及金文祷词等，便是孕育颂体的最早萌芽和最初源头”，对我们探究美颂观念的起源有一定的启发。还有郭洪涛的《刘勰颂体观及其颂作批评之得失》[29]，该文认为刘勰受宗经观念的影响，以诗经三颂为正体，排斥其后颂体的发展，批评了刘勰颂体理论的局限性。另外，柳传堆的《颂诗的流变与诗学意义新解》[30]则分析了“颂”与“颂诗”的渊源，该文认为挚虞、刘勰等人对颂体文体的概念界定过于狭窄，不利于颂诗的发展，认为颂诗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市民社会相适应，分别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宗庙意识、社稷意识和广场意识。该文还涉及了颂诗在现代的流变，等等。

5.对“颂”的学术史梳理的研究综述

对“颂”的学术史梳理的研究综述，目前比较全面的是胡宏哲的《20世纪〈诗经·周颂〉研究综述》[31]。该文考察20世纪研究《周颂》的相关论文共126篇，从《周颂》的传统礼乐文化研究、《周颂》的宗教思想研究、《周颂》的文化史研究、关于《大武》的专题研究、《周颂》的历史学研究以及《周颂》研究的其他方面等六方面概括了20世纪《周颂》的研究成果，并得出结论认为：《诗经·周颂》31篇，大多是以祭祀、祈福和歌颂祖先功德为内容的诗歌，用于祭祀和朝会宴飨等场合，在近代往往被称为“庙堂文学”。正因为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周颂》在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没有得到重视，进而造成了《周颂》研究相对滞后。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毓庆先生的《论“雅颂”文学传统——兼论汉民族之善良意识》一文[32]。该文对雅颂文学的形成、演变及其与汉民族性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探讨，对本文的写作有较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的来说，20世纪以来对“颂”的研究虽然可谓多矣，但是它们与本书所重点探讨的主题仍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它们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本书的研究主题，但也未能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系统的总结，或者与本书所要研究的美颂精神的内涵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本书的写作是离不开前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本书的写作是根植于前人研究成果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