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所谓美颂就是作者用诗文歌颂激动自己的神灵、君王、英雄等。“美颂”和“怨刺”是两种基本的文学传统；“欢愉之情”和“哀怨之感”也是两种基本情感形式。长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往往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后者，即注重对“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怨刺”的文学理论的论述，关于“哀怨”文学作品的探讨，关于“怨刺”文学传统的论述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与“怨刺”传统相提并论的“美颂”传统，则往往不加分析地轻视或否定之，这未免有失偏颇、有欠公允。

其实作为一种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传统，“美颂”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文学中。“美颂”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古代的文学理论就对美颂之声推崇备至。如孔子就排斥郑声，他十分重视《韶》、《武》之类的雅颂之乐。在《上博简诗论》中，孔子赞曰：“《颂》，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伸）而葛（遨），其思深而远，至矣！”孟子、荀子引《诗》、用《诗》的重点就是《雅》、《颂》，他们都推崇雅颂之声的教化作用。汉代贾谊说《诗》，也以《雅》、《颂》为主。王充、司马迁等人也都提倡“汉德须颂”的理论，如《论衡·须颂》：“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记载，鸿德仍彰，万世仍闻。”司马迁《史记·乐书》曰：“故雅颂之音理而民正……故圣王使人间闻雅颂之声，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更将各种文体的职能都归结到颂美这一点上：“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宋代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谈到如何读《诗经》时，也认为应以雅、颂为先，从雅、颂开始。清代王夫之在解《诗》时，重视的也是《雅》、《颂》。[1]即使在最初编排《诗经》风、雅、颂三者次序时，人们也是将“颂”放在最前面的。[2]可见在当时人们心目中雅颂是《诗经》中最神圣、最尊贵的部分。儒家的一些文论甚至将时代的盛衰与诗歌的美刺对应起来，认为盛世自然会产生雅颂之音，视之为“正经”，而怨刺之声产生于乱世，被认为是“变”，如《诗大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序》曰：“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谓之诗之正经。”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曰：“《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欧阳修《诗本义》曰：“《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字自夷、懿始，《雅》之变之幽厉始。”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曰“风有正变，雅亦有正变。”虽然其中的有些论述有所偏颇，但却反映出美颂之声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崇高、影响巨大。美颂传统不仅影响到古代文学创作活动，它甚至已经成为整个民族心理、性格的反映，成为民族心理的“潜意识”。但由于美颂传统往往与政治、道德相互关联，是文艺功利性的集中体现。而且歌功颂德是美颂传统的主要内容，故而人们往往认为“美颂”是攀附权贵和阿谀奉承的表现，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此评价颇低。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美颂传统时，就会发现，其实无论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一种“颂”的精神。这种“美颂”的精神体现了一种高度自尊、自信、自豪、自主、自强的奋发向上、豪迈乐观的精神风貌；“美颂”精神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正面的精神面貌，它既能将我们从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也能反映盛世的恢弘气象，使文学从哀怨之音中振奋起来。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针对建安以来流行的绮丽哀怨的“变风变雅”之作，李白就曾在《古风》第一首中大声疾呼“大雅正声”，诗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当代也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文学中真正‘颂’的精神传统，遭到了彻底的摒弃了……在一个对‘颂’的精神实质有着如此深刻的误解和隔阂的时代，颂声绝响，风雅失正，凡庸卑琐被习以为常，进而被当作唯一可能的‘真实’人生。今天的境况是，价值本身在人生的意义中的意义也已经被根本地动摇了。”[3]诚然，有些美颂作品的确是阿谀之作，是对政治符号的简单图解，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美颂作品在培养人们乐观主义精神、团结族群、激励人们的斗志、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一些优秀的美颂作品所呈现的肃穆庄重的朝廷美学色彩也同样能让人赏心悦目。而对于这种非常重要的、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美颂传统，我们就有必要进行理论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这也可算是我选该题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