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语义学讨论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起始阶段大体是20世纪初至20年代。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转述性的最早介绍，到出现片段摘译，再到少数中文全译本出版的发展过程。

在20世纪初到20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介绍、片段摘译以及少数全译本，其文本依据主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而是经过日本人转译的日文本。也就是说，中国人最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直接来自欧洲，而是经过了日本人这一中介。日本人依据德文版或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的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形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二：

一是在东方各国中，日本是资本主义发展较快、工人运动兴起较早的国家。为适应工人运动兴起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在东方各国中是比较积极的，数量也比较多。1904年11月，日文本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1]译者是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其翻译底本是由恩格斯校定的赛·穆尔的英译本。1906年又有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界利彦译）和《资本论》（第1卷）的日文本。后来虽然由于1910年发生的“大逆事件”（导致幸德秋水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被捕并处以死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进入所谓的“寒冬时代”。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2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重新走向高潮，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翻译出版的基础上，各种学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组织，如读书会、研究会等活跃在日本的许多高等院校，各种形式的传播马克思思想学说的出版物也比较容易看到。

二是大批中国青年学子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赴日本留学。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与中国是近邻，从历史上看两国的文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大批的遣唐使者跨海而来，唐代高僧鉴真也曾多次东渡日本。特别是到了近代，日本在东方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教育和法治的成功，于是就有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开始只是官方的行为，后来则不断向民间扩大。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06年，中国赴日本求学的人数达到8000人。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学子，在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各种宣传品，许多人通过学习和研究产生了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少日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是由他们中的人带回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许多人都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如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陈望道等。^[2]

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不仅成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而且在一些重要概念范畴的翻译表达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3]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概念，常常首先是由日本人依据德文或英文翻译成日文中的汉字，中国人在依据日文翻译成中文时就直接把这些汉字概念搬用过来了。例如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共产党（Communist Party）、共产主义（Commun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等，在当年的日文和中文中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日文中一直用的是中文繁体字，而中文中的繁体字后来则成为简体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许多核心概念，如唯物论（materialism）、唯心论（idealism）、认识论（recognizeknow）、辩证法（dialectics）等，也都是从日文中直接搬用的。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从日文中直接引进某些概念范畴，为什么要认可并接受使用这些概念范畴，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方便、容易理解。所谓方便，是说由于地理位置相近而使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日文在形成过程中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常常夹杂一些汉字概念，虽然日文中的这些汉字概念在读音上和中文并不一样，但在字形和意思上是比较接近的，直接拿过用既方便，也容易理解。例如“共产党”这个词的翻译来自英文的“Communist Party”。英文的“commune”直译为“公社”。而“community”的意思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享、共同体”之意。但无论是“commune”，还是“community”，都和“共产”这个中文词没有直接联系。“Communist Party”如果直译就是“公社分子党”或“公团分子党”。日本的著名学者幸德秋水等人在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本时，首次创造性地把英文“Communist Party”翻译为日文的“共產党”。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了中国人朱执信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文章在依据日文的相关资料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很方便地把日文中的“共產党”这三个汉字直接搬用过来了。“共產党”（后简化为“共产党”）这个概念既符合原始概念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也没有理解上的困难，这个概念的中文翻译由此也就约定俗成，在中国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二是需要。所谓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从日文转译或直接从日文中借用一些概念，是近代中国知识界放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需要。近代中国因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而与西方国家形成巨大差距，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觉悟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这种差距的存在，从而奋起直追，努力向西方学习。而在向西方学习这方面，日本人显然比中国人先行了一步，并取得了明显的实际效果——日本在东方迅速崛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加上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的相近和文化的同质，通过日本来向西方学习也就成为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捷径，更使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转译或借用某些文字概念成为可能，而且也很方便。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对中国人从日本转译或借用文字概念的做法持肯定态度，他说：“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此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4]更具体地说，虽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诉求和日本的情况相比是要落后一些，但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阶段——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此时却正在积极的酝酿中。中国既然要进行革命就需要建立革命党，而如何建立革命党？怎样建立一个真正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当时在欧洲各国都有很大影响力的第一个革命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即共产党），自然也就引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朱执信的注意，并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热心引进“共产党”这个概念，介绍它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纲领。^[5]

[1] 根据日本学者大村泉的考证，1904年11月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只有1、2、4章，缺少第3章。直到1906年才补上第3章，全文在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首次全文翻译出版。（详情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的《中日两国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历史研究》一文）

[2] 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6页。

[3] 有学者提出：中国学者使用了许多从日本引进的西方哲学术语，如哲学、主观、客观、唯物论、唯心论、认识论、一元论、美学、理性、演绎、归纳等等。日本实藤惠秀教授所列的844个被认为是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中，哲学方面的词汇就有70余个。对此，也有人有不同看法，具体详见鲁旭东《从翻译看20世纪中日文化的互动》，载《中日共同研究东亚近代哲学的意义》，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第298页。

[4]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5] 参见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