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及文本
根据有关史料，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译本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内容介绍。这些内容介绍，大致是两种情况：
一是只言词组。主要出自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作品，其文本依据也主要是西方语言的相关著作。如1899年2月，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就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文章。文中写道：“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这几句话来自《共产党宣言》一书，今天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有人将这几句话看做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初传入。[3]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最早的只言词组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因为传播的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时期都不明确，充其量也只能是在介绍西方思想学说时的偶然谈及。
二是比较系统的内容介绍。它们多半是根据日文的文章或著作直接翻译过来的，也有的是中国人参考日文资料后自己编写的。在笔者看来，这种形式的内容介绍已经是一定意义上的传播了。因为介绍者已经初步认识到自己所介绍内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所介绍的内容也比较完整。当然，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相比，这个时期的传播仅仅是初见端倪。
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历史进程之前，之所以要提及部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内容介绍，主要是因为这些内容介绍，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做了必要的铺垫。它们不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而且还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和当时人们的理解和表述。因此，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史，不应该忽略这些内容介绍，而是可以把它们视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正式翻译出版的前奏，有必要为它们记上一笔，展示其历史风貌和历史价值。
第一节 《资本论》的最早介绍及文本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历来是世界各国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重点。中国学界有关这本书的介绍，最早是在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一书中。这本《近世社会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很大，曾多次再版。后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提及此书。该书依次介绍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当时的译名是《共产主义宣言》）、《哲学的贫困》（当时的译名是《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时的译名是《英国劳动社会之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时的译名是《经济学之评论》）等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写作过程和基本内容。其中有关《资本论》的介绍篇幅较长，内容比较多。由于历史久远，要找到这本书不容易，所以这里不妨摘引几段，以见当时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表述，还可与后来的相关内容做些比较研究：
关于《资本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影响，书中这样写道：
加陆马克斯（即卡尔·马克思）创设社会主义之实行。与国际的劳动者同盟以期社会之雄飞。其学理皆具于其《资本论》。大耸动于学界。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马陆克（即马克思）之《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服膺之经典。彼从来之社会主义者。大都架空之妄说。不过耸动社会之耳目。以博取其虚名。其立论之前提。稽其资本之变迁与历史。述其起源与来历。以明经济界之现组织。全然为资本之支配。生产社会之原则上。随资本旺盛之现时代而一转。则社会之趋势。舆社会主义。终不能达其目的。故欲反抗资本万能主义之潮流。以保劳动者之味方。则虽主张反对资本的生产制度而不辞。[4]
这里不仅谈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而且说明了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
关于《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书中的介绍涉及资本生产的发展、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
彼述殖产界之变迁。为三种之时期。其第一期。为手工劳动者以自己之资本。从事于各自生产之时期。是为资本势力未盛之时。至其第二期。为资本者与劳动者之间。生多少之分离。资本家依其利益。劳动者依自己之劳银。而为生活之端。是为资本将盛之时。其至第三期。大工厂之大资本家。于工业界。有无限之势力。于土地。则资本与劳动者。名为保其自由。实则系束于劳银之桎梏。其利益之全额。悉归资本主之所有。自己仅得仅少之奉给。而有满足之状态。是为资本极盛之时。殖产界之现状。以是三者而分之。
依此殖产界之变迁。而考资本制度发达之结果。凡欲企图事业从事生产者。必借资本家之力。得其用意。而后可以经营。以故资本家之势力。日赴旺盛。全然与劳动者隔离。社会遂组织一特种之阶级。劳动者尽其全身之劳力。以讲一生自活之计。资本家贮蓄其所得之利润。培增自家之财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然资本家所以蓄积其利润。增加其财产者。则以生产社会余剩价格之故。即为殖产界资度资本发达之历史。专占此余剩价格。蓄贮之以为增殖之途。欲知今日资本主义。须知余剩价格之性质如何。马克斯乃分离其价格与本质。而著《价格论》。
马克斯之《价格论》以价格之分离为始。彼论价格分离之道。分“使用价格”及“交换价格”二种。以供给人类之必要满足人间欲望之价格。即为使用之价格。吾人非空气不能生活。非水不能生存。又如阳光。如食物。如金银衣服。皆为吾人之必要。吾人之所望者。故有此等为总使用之价格。然此等之总使用价格。不得误为交换之价格。如日光空气。为吾人日常生活之必要。在于衣食之上。然吾人不得以他物而交换之。而此二物。又为地上随处而有。此等为有使用之价格。而无交换之价格。而为吾人必要之物品。而又无从交换之。然又有有交换之价格。而无使用之价格者。盖有交换之价格者。必有使用之价格。而有使用之价格。不必有交换之价格。人皆欲充自己之欲望。不能以其必要之供给。而交换无用之物品。夫交换使用者。盖以天下无数之物品。为人生之必要。而后交换使用之。故此二种之价格。为人类实用之点。虽共相等。而交换之价格者。乃以无用之物品。变形为必要之物品。有一种共通之要素。存乎其间。即吾人有若干交换之价格。得几多物品。比较而发现之。必有共通之要素。比较交换而后能行。譬之吾人以一之物品。与其余之物品。比较而交换。何以得其均平。设有砂糖一斤。而交换其余之物品。谁能得其平均者。非比较之而不可。其间必有一种共通之要素。其要素者。即人间之劳动力是也。以劳动力与劳动力相比较。因社会之平均的劳力。制造砂糖一斤为费几何。劳力几何。以比较而判定其价格之高下。社会以一定之时间。计算普通一日之平均劳力。及关于机械及技艺等之劳力。其功力之多寡。以平均之劳力换算之。以规定社会的平均劳力之功果。且以复杂混合之劳力。与单纯平易之劳力相比。而二倍之。又以“熟练”“注意”之劳力。与普通之劳力相比。以规定其适宜之割合。凡劳力尺量标准。单纯之劳力为单位。以与其余之劳力而比较计算。则一切之价格。量其劳力之原则。而案出之。为价格算定法之大要。[5]
上面的大段引文，经核对并不是《资本论》第1卷的逐段逐字翻译，而只是作者福井准造对《资本论》第1卷主要内容的理解和概述，内容涉及资本发展的历史、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年某些概念的翻译显然也与后来的翻译不同。例如当年所用的“价格”，后来翻译为“价值”；当年所用的“交换价格”和“使用价格”后来也都翻译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年的“余剩价格”后来则翻译为“剩余价值”。所有当年的这些理解和概述以及部分概念的表述，虽然不是很准确，但基本无大错。它们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著作在中国最早介绍的历史特点，展现了马克思著作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时的基本风貌。此外，引文中的标点符号也具有当年的特点，即一律都用句号，现在的人读起来可能会觉得别扭。
1905年11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学者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6]中，也对《资本论》做了介绍，并且首次谈到了中国人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和评价。这篇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但根据朱执信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可以推断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有关的日文资料。而且从这篇文章的行文语气中，也可以察觉其日文背景的蛛丝马迹。这里从朱执信的文章中摘录几段，略见一斑：
马尔克（即马克思）之他述作固甚多。常与嫣及尔（即恩格斯）共着。学者宝贵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
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剥削劳动者以自肥尔。爰据于斯密理嘉图之说以为论曰。“凡财皆从劳动而出。故真为生产者。劳动之阶级也。然则有享有世间财产之权利者。非劳动者而谁乎。此所谓劳动者。固亦不限于肢骸。指挥监督之劳。非所不舆。然而不可无别于其难易也。故数劳动之功以计廪。则不可不先劳力而后劳心。乃于实际。劳心者所受廪给。百倍劳力者而未止。此何理也。近世工业盛用机械。而需大资本。因之大需监督者。从其未论。余亦不能以谓非然。然而资本者本劳动者所应有之一部。而遂全归于彼掠夺者。”舆循其本。吾不知其所以云也。溯而穷之。欲不谓资本为掠夺之结果而劫取自劳动家所当受之佣钱中者。不可得也。倘劳动者终未由舆资本为缘（即无奖励农工贷之资本之银行抑其相类者）。而循此以往。则是宜谓之资本家财务者。即为奴隶于依他人劳动以为生之一阶级富族者耳。夫今后产业所资于固定资本者正多。劳动者之地位乃将愈降而不返。是亦理之所难容者也。经济学者以资本为蓄积之结果。是阿合中等社会之意以立说者耳。不足为道。且假令诚由蓄积。宁非夺之劳动者而蓄积之者耶。
据理嘉图所论。凡制品之市价以出产之所必需之劳动舆运至诸市之劳动而成。无问其所施技者为何材。苟价有所增。即其劳动焉赖。此如素丝盈把。织以为缣。价兼于前。是为其价。一则当于丝之原直。一则劳动之庸钱也。机械不得有加于生货之价。交易亦不得有加于生货之价也。然则使价之增。惟劳动者。食其价增之福者。亦宜惟劳动者耳。乃睹其庸钱。则仅受理嘉图所谓最廉之额。而不得食所增于物价之金也。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庸钱。余六小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舆劳动者。而干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夫今者彼辈日言求改良。所谓改良者非他。节勤劳之费耳。然则职工劳动如旧。而受损益多。新机械之发明。资本家之利。劳动者之害也。工业改良益行。劳动者益困顿而已。古之奴隶不知己之程功。何时为自为。何时为为主人者也。惟命是从。今之劳动者则何以异于是也。[7]
上面的引文主要是作者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转述，其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的来源问题，即资本究竟是起源于资本家的积蓄？还是来自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掠夺？朱执信的转述首先谈到了马克思是如何在斯密、李嘉图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接着则谈到了他自己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和评价：
蛰伸子（即朱执信的笔名）曰。马尔克之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然世之短之亦以是。是亦马尔克立言不审时或沿物过情之为之累也。约翰弥勒（即约翰·缪勒）论之。以为张惶夸大。盖亦有由也。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此虽经济学者之一家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谓蓄积者必得诸人。而非用余庋置。至辩者不能言也。凡生产消费。本不必一一同符。时而有余。时乃不足。方有余而念不足。则有储蓄之事。此于孤立经济时代已见之者也。既储蓄而后用之。以使所生产多。是为资本之始。于是时资本家舆劳动为同一人。安有如马尔克所云自掠夺而蓄积者。故谓之夸大。亦无所辞。虽然经济既发达之世。则不可以是论。何则。交通既繁。贷借之事乃起。而劳动者或用他人之资本矣。既乃有雇佣之制。夫雇佣者受给而生产益多。故久且不废。然而劳动者之祸于是焉兴。蓄积由庋藏之事益少。而其由掠夺之事渐盛矣。盖方是时。其所给之资本远不逮所获果实。而劳动者不依赖焉所得亦微。乃乐舆为契约。自是以往。劳动者。无歇肩期矣。资本家因其所得。益扩张之。而发愈多。遂成积重难返之势。劳动者所获。仅足糊口。无从更为储蓄以得资本。此中世之形也。至于近今。则资本家益姿肆。乘时射利。不耕不织。坐致巨万。为细析其资本之所由来。恐自储蓄者乃无丝毫也。而其岁入则大半为盈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故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而以言今日资本。则无所不完也。往者蓄积所生资本甚微。而其得大以有今日者。以取息。故其取息自苛重。实同掠夺。此无可诿解者也。一人劳动终身。其蓄积所得者。不足以供资本家一日之费也。资本家昔所蓄积者明既费消。今所有者全非由于蓄积。特以蓄积所得为刀斧鸠毒以劫取之者耳。故马尔克目之盗贼非为过也。……[8]
对于上面的这段引文，萧万源先生曾在他著的《朱执信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年的朱执信显然不同意马克思所说的所有的资本都是掠夺来的观点，他认为也有的资本是从劳动中获得的。在朱执信看来，在“孤立经济时代”即经济不发达时代，劳动产品有时满足不了消费，有时有节余。当有节余时候，人们就会想到有不足之时，“则有贮蓄之事”。把这种“贮蓄”用在生产上，生产出的东西会更多，“是为资本之始”。朱执信的这种看法是受了李嘉图、穆勒等人的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如他转述穆勒的下述观点：“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贮蓄之事。往往亦自劳动”。这虽是经济学上的一家之言，“然于事实恐无以易也”。这就混淆了一般劳动产品与资本的本质区别。[9]萧万源先生的看法指出了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之初，中国人理解上的误差。在笔者看来也与朱执信当年的阶级立场有一定联系，朱执信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自然很难摆脱其阶级局限性。此外，当年某些概念的翻译，今天看起来不是很准确，但意思还是能够明白的。例如当年的“庸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资”。
除了上面摘引的1903年、1905年的两段比较详细的介绍之外，还有一些历史文献也有简要介绍。例如1903年3月，在马君武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有这样一段话：“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0]这篇文章的后面附录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书目。1911年由华承纭编著出版的《唯新人物考》一书，在介绍马格斯（即马克思）时说马格斯“最著之著为《产业》（即《资本论》）”。可见在1911年时，《资本论》在中国有另外一个中文译名《产业》。1912年6月，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刊物《新世界》第2期上发表的蛰伸（即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即马克思）之学说》一文中，也有一节专门介绍“资本论之概略”。
从所有这些引述中可以发现，自20世纪初开始，有关《资本论》的介绍在逐渐增多。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朱执信，他是中国人熟悉的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回国。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使得他对马克思这样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革命学说很感兴趣，先后写出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等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被看做是辛亥革命前后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统观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资本论》的介绍，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看到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把它看做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理根据，马克思学说的代表作。
二是基本上把握了《资本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对它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
三是这个时期介绍《资本论》的人，例如朱执信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以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一个世界著名的社会革命家，他的社会革命学说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有一定的契合之处。这个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不发达和不强大，还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他们所注重的还是自身如何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资本论》中革命学说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它的彻底革命性尚无清醒认识。
从语言概念表述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的介绍和评论有许多不准确之处，文字也不是很顺畅。但这些介绍和评论的历史价值不可忽视。正是它们使中国人对《资本论》不再陌生，它们是后来《资本论》正式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必要心理准备。
第二节 《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及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也是在世界范围内译本最多的著作。而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同样是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有20多个），有“红色中华第一书”之称。但在《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之初，首先的形式是关于这本书的转述性介绍。例如：
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一书中，有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最早介绍。书中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介绍入手的。其中这样写道：
千八百四十七年。“正义同盟”于伦敦。变更其组织。改名为“共产的同盟”。新表其宣言书。以开陈同盟之意见。先述其目的曰。“同盟之目的。以平民（即劳动者）之束缚者。与市民（即资本主）而平夷。全灭阶级之争斗。与旧社会之基础。撤去阶级制与私有财产制。以组织一新社会”。且大攻击经济社会之现组织。绝叫社会制度之改革。为劳动者吐万丈气焰。更结论之曰。“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此宣言书之执笔者。即加陆马克斯（卡尔·马克思）。以其共产的意见。发为公论。以布于天下。而为一大雄篇。[11]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名言或重要结论，在这里已经提到了，例如通过阶级斗争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等。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最后那段最有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2]在这里已经介绍得比较清楚了。
1905年11月，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那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文章中这样写道：
马尔克（即马克思）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嫣及尔（即恩格斯）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深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嫣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舆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诸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这大概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初译名）。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以压制之甚也。间隔而出版于伦敦。时为法国二月革命之前十四日。前乎马尔克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其既也。资本家因讪笑之。以为乌托邦固空想。未可得蕲至也。是亦社会革命家自为计未审之过也。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也异于是。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卤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胜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瞭也。故其宣言曰。“自草味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逃者也。今日吾辈所处社会方若是。于此而不探其本原以求正焉。则掠夺不去。压制不息。阶级之争。不变犹昔。则中级社会与下级社会改善调和之方。其又将以何而得求之也。”[13]
上段引文的最后5行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一、二自然段的内容，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4]的最早中文介绍。
马尔克又以为当时学者。畏葸退缩。且前且却。遂驾空论而远实行。宜其目的之无从达也。苟悉力以从事焉。则共产之事易易耳。故其宣言又曰。“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愷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于是乃进而为言曰。“既已知劳动者所不可不行之革命。始于破治人治于人之阶级而以共和号于天下矣。然后渐夺中等社会之资本。遂萃一切生产要素而属之政府。然而将欲望生产力之增至无穷。则固不可不使人民之握有政权也。然则吾人不可无先定其所当设施。而为世界谋万全之道。以待其行之之机也。”[15]
从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介绍者已经初步把握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谈到了共产党人绝不隐瞒自己的目的，他们就是要发动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统治者，建立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利用政权的力量，剥夺资本家，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无产阶级政府，然后全力发展生产力，等等，所有这些理解和介绍基本上是准确的。
从这里所引述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最初介绍来看，可以说基本准确把握了《共产党宣言》的核心内容，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突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学说。暴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学说原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惊世骇俗、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于是也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感兴趣的东西，介绍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党宣言》看做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代表而进行广泛传播，是有某些相同之处的。这就很好地说明了外来思想学说的介绍和传播，决不完全是某些个人的主观选择。决定个人主观选择的通常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社会改良都走进了死胡同，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出路是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学说的得宠和走红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且开始流传，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大同学》，原载《万国公报》第121、123期，1899年2、4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3] 杨金海、胡永钦：《〈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百年》，《光明日报》1998年9月13日。
[4] ［日］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110页。
[5] ［日］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110—113页。
[6] 这篇文章是两期连载的，《民报》第2号上的标题用的是“小传”，第3号上的标题用的是“列传”。
[7] 《朱执信集》（下），上海民智书局1921年版，第597—599页。
[8] 《朱执信集》（下），上海民智书局1921年版，第591页。
[9] 萧万源：《朱执信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7页。
[10]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
[11] ［日］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126—12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13] 《朱执信集》（下），上海民智书局1921年版，第59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15] 《朱执信集》（下），上海民智书局1921年版，第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