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乌托邦主义：形象与理念
人是生活于当下但又不满足于当下的社会存在物，人类因好奇“头顶的星空”而孜孜追求真理；因探究“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切切叩问理想；不仅抒发个人理想，而且描摹社会愿景，这是人类生活的永恒律令。从远古神话到希腊理想国再到近代乌托邦，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未停止，形式和内容更是因时变异。自近代科学挣脱束缚独立以来，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紧紧地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科学乌托邦描绘了自然科学与人伦社会理想完美契合的愿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根本依托，对未来完美社会进行理想设计，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这是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基本内涵。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和哲学文化理念的孕育、诞生和鼎盛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和思想历程。不同时代的科学乌托邦文艺形象反映出科学乌托邦主义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演绎流变，其理念和内涵也在形态各异的科学乌托邦形象中日渐丰富升华。
第一节 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
从亘古到当代，人类始终面临着生存、发展与改革的大问题，不同时代待解的具体问题不尽相同，因此求解的方案也是陌路殊途，构想的理想社会更是景象缤纷。从远古到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历史孕育出理想社会的奇葩异景，从Cockaygne（安乐乡）、Arcadia（闲适乡）、The Perfect Moral Commonwealth（完美的道德共和国）、The Millennium（千禧年，未来太平盛世）到Utopia（乌托邦），展露特定时代和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想象和设计。具有不同时代规定性的理想社会立足不同的理论假设，与理性和科学的关联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初步揭开了科学导引人类理想社会的可能世界。
一 前工业时代的理想社会形象
古往今来，横贯中西，艰辛劳作的人们始终怀抱着希望，憧憬和设计自己的理想社会和生活愿景，来忘却、躲避或者对抗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艰辛和不公。借用新西兰著名学者J.C.Davis的说法，可以将历史上的理想社会（ideal society）分为五类：Cockaygne（世外桃源，安乐乡）、Arcadia（阿卡迪亚，闲适乡）、The Perfect Moral Commonwealth（完美的道德共和国）、The Millennium（千禧年，未来太平盛世）和Utopia（乌托邦，理想的完美国度和社会）[1]。这些路径相迥的理想社会映射出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凸显理想社会与理性和科学的联系日渐增强的趋向。
（一）Cockaygne（世外桃源，安乐乡）
The Land of Cockaygne（安乐乡，福地）是一片虚构的奢侈、安逸和放纵的生活之地，物质丰裕，免除劳役之苦，美酒淌河，一切有如愿望树一样应有尽有。神话和传说中那些与无助的“人界”相对应的“神界”，是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和无法预知的命运的人类寄寓理想的所在。处于氏族制瓦解、城邦制建立的社会变革期，人们对美丽的神话传说和原始生活依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因此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虚构了许多神话乌托邦。Cockaygne的古典叙述最早可以追溯至希腊思想家吕西安（Lucian，约115—约200）的《真实的历史》（True History， AD.160），其中诙谐地描述了一片充盈着食物、美酒和天真烂漫女子的人间乐园。基督教传统中的天堂和亚当、夏娃被驱逐出去的伊甸园都属于Cockaygne，是穷人的天堂，其后也成为许多吟游诗人颂扬遐思的主题。《荷马史诗》描述了如《奥德赛》中似实而虚的利比亚等代表人类理想境地的“福地”（Elysium），但那是单靠凡人的力量遥不可及的，必须有神仙的辅助。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约公元前8—7世纪）在《神谱·工作和时日》中，描写了人类社会最初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黄金时代的人们“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手脚永远一样有劲；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着他们”。[2]在这里，丰饶与正义相联系构成一个幸福快乐的自然乐园。
在Cockaygne这片安乐土中，不仅仅是温饱满足和生活闲适，而且是极尽奢侈放纵，因此，这里不需要知识和科学来促进生产或者国家发展，没有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产生的“温床”。由于这些让世界各古老民族流连叹惋的希望园地，是“回头看”的怀古和永不倒退的历史之流，因此获得永生、具备神一样的智慧和谋取永世的幸福等这样一些梦境虽然也抚慰过凡俗世界的庸碌之众，但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掘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二）Arcadia（阿卡迪亚，闲适乡）
Arcadia本是一个地名，音译为“阿卡迪亚”，意思为“世外桃源”。它是古希腊时的一个城邦，位于地中海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高原地区。传说在古希腊时代，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过着富有淳朴气息的田园生活，远离世俗，远离喧嚣，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后来被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们描写成理想的幸福乐园，并且深深地嵌入了西方人的灵魂深处。古典末期和希腊化时代初期，不满于城邦发展带来的颓废景象，出现了主张返身或回归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田园生活的想象。在希腊古典时代末期与希腊化初期，柏拉图在《克里底亚篇》所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岛（Atlantis）传说激发了许多关于远方自然乐园的构想。克拉底的“Pera”岛则叙述了一个自给自足、无欲无争、一派安宁和谐的田园美景和世外桃源。上演于公元前414年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5—前385）的喜剧《鸟》虚构的“云中鸟国”抒发了对于幸福快乐的天上人间的神往和像鸟那样自由自在生活的愿望，这个理想国是农村族长制自然经济的理想化，不需要金钱，也没有剥削、敲诈、欺骗，劳动是在此生存的唯一条件，可以随心所欲、逍遥自在。昔列尼学派的优赫莫鲁斯于公元前300年写的《圣史》（Sacred Inscription或Sacred History）描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圣岛”，一个远在异邦、没有等级之分的美好境地。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的斯多葛人士亚姆布鲁斯在《大洋洲》（Oceanica）中描写了他与一位同伴在海上历险抵达“福岛”（Happy Island）的故事，该岛远离世人，应有尽有，无私无欲，无等级之分，是理想的人类生息之地。
相对于Cockaygne而言，Arcadia同样设想自然的丰裕无匮乏，但其丰裕度更为适中，在这片世外桃源里人们生活简单，节制有礼。中国古代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可相媲美：“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这种结绳记事、无知无欲、民风淳朴的上古理想社会废弃技艺器物，崇尚淳朴生活方式。但这两种理想社会由于一致假定自然丰饶无缺，因此无须知识和技术来克服匮乏，也不以技艺和文明为善，都没有为科学的存在留下合理的地盘，更没有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创造激励和动机。因此，科学尚未产生，技术无从发展，前提未生，“科学和技术能否创造人类理想家园”作为一个问题远未能提出。
（三）The Perfect Moral Commonwealth（完美的道德共和国）
完美的道德共和国从古至今一直是许多人的社会理想。犬儒派学者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04—前323年）曾经构想过一个社会成员平等的世界性的《共和国》（Politeia），斯多葛学派的智者芝诺（Zero of Elea，公元前335—前263年）描绘了一个更为自然化、单纯化的《共和国》，后来斯多亚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邦”（Cosmopolis）的理想，一个人人皆兄弟、为理性所统治的大同世界。生活于战后雅典的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在《蒂迈欧篇》中首先描述了世俗化理想社会的抽象原则，并在其《理想国》（The Republic，公元前386年）中详尽构想了一个组织井然、等级严格、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共和国，提供了典型的理想政体设计。柏拉图把正义列为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四主德”之首，《理想国》开篇即讨论正义问题。国家是这个理想城邦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但是受着道德动机而非政治动机的调节，真理、知识和美都服从于最高的形而上学的善。从先知到柏拉图，这些理想国的构思者倡导正义和公平，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手段来实现自己所构想的理想化的人类原则和抽象理想。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汇集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也曾高度概括和诠释了一个此后中国仁人志士努力践行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完美的道德共和国假定社会和谐经由人性的完善圆满来实现，它假定战乱、非义、不公等社会问题不是源于自然匮乏，或人类没有能力征服自然，或社会秩序本身的原因，而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社会个体成员的道德失范。[4]因此，达到这种理想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伦礼教和人性的改善，道德共和国不完全排斥知识，但是正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核心命题“知识即美德”所展示的，知识和教育、真理和美学统统是为了教化和改造人性，以达成国家的正义，道德共和国是其最终价值指归。而倘若人性已经完善，国家已经实现正义公平，那么作为辅助手段的科学和知识也几乎没有存在价值可言。
（四）The Millennium（千禧年，未来太平盛世）
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 ）在《乌托邦思想史》中指出，如果把眼界范围放宽一些，实际上早在希腊之前的几个世纪时，希伯来先知们如阿莫斯、霍齐亚、艾赛亚、伊齐基尔等就已经提出过不少乌托邦思想，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日趋进步，主要依靠纯粹伦理和精神的力量，从而获得光明和幸福。人类古代时期的理想社会主要是伦理—宗教性的，如杰里迈亚第一次使个人的心灵成为真正纯洁的宗教基础并使个人的良知成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也即创立了一种真正的伦理—宗教个人主义的基础，第一次明确地拟定出道德自由与道德责任这种新思想[5]，而伊齐基尔更进一步创设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理想国，把未来天国即新耶路撒冷作为他的神圣之邦。他们的预言是伦理性的，带着明确的正义色彩和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未来理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或未来的拯救者之上，其要点在于，“它不仅要求建立正常的人类关系，而且要求建立超人类的、超尘世、神权政治的关系。……因此，变革不仅是伦理性的，而且是伦理—宗教性的”[6]。一直到奥里利厄斯·奥古斯丁（St.Augustine，公元354—430）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公元426年），奥古斯丁反复强调是亚当的原罪使人性堕落，全人类都因此受到痛苦和死亡的惩罚。由于原罪和人性恶的影响，人类不可能自救，而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基督身上；人类不可能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而只能冀望于神的恩惠，期待灵魂在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因此，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其最终的实现只能在天国而非人间。
The Millennium是一种宗教救赎性的理想社会，是在基督教传统和许多其他文化中都保有的思想力量。《圣经·启示录》第20章提到“神圣的一千年”，在此期间耶稣及其信徒统治着世界，后来用来指未来的太平盛世，希望中的欢乐、祥和、繁荣及公平的幸福时代。The Millennium是集体性的宗教救赎，相信此时此世即将终结，一个崭新的世界和一个全新的时代，将由弥赛亚（messiah）或者救世主（saviour）创造出来。善与恶的剧烈冲突在所难免，恶的力量将积聚并且暂时掩盖善的光芒，但是善终将获胜，届时一个新的千年，一个和平、富足和正义的时代将降临。它和道德共和国一样是一个向前看的理想社会，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是和平幸福的盛宴狂欢时刻始终求助于超人的救世主，非人力所能创造，世俗的权力、精湛的技艺、渊博的学识在此都不起重要作用，科学是否有益，无论是在千禧年之前还是在千禧年之后都只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五）Utopia：理想的完美国度和社会
“Utopia”一词最早由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的拉丁文著作《乌托邦》创造，是由希腊文“outopia”和“eutopia”合成的双关语，前者由“没有”、“无”（ou）和“地方”、“处所”（topos）两字组成，意指“乌有之乡”（nowhere）或“不存在之地”（non-place），而“eutopia”则指好地方，因此，乌托邦指“美好但不存在之所”，从学理上说，乌托邦意指思想家们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照和讽刺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现实，指出私有制是社会罪恶的渊薮，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前所未有的甚至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社会，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没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异，并提出了一系列诸如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助人为乐、人人平等的理想和原则。莫尔关注生产劳动、政治行动、科学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学习，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平等友爱的家庭伦理。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面对的还只是抽象正义问题，那么莫尔意欲解决的却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引发的实际社会改革和社会福利问题，乌托邦思想越来越从理想主义的神堂走进世俗主义的人间。正如英国著名乌托邦社会思想家克里珊·库玛（Krishan Kumar）所说：宗教与乌托邦之间有原则上根本的矛盾，因为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
莫尔真正创立了乌托邦文学这一叙事文体，奠定了现代乌托邦小说的范式。从理想社会的意义上看，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文学领域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乌托邦理性却在近代才充分得到张扬。乌托邦表征着批判现存、超越现实的观念性存在和理想性存在，这种批判和超越是在理性的光辉照耀下行进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是科学与乌托邦的联姻，强调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主张用科学原理和技术规则管理和组织社会运行。这种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须以近代科学的产生和比较成熟为基本前提，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现实的发展产生形态和形式的运演流变。虽然英国在1760—1830年间才完成工业革命，法、德、美国也于其后相继实现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已经出现了许多重视科学和技术及其社会应用和人类影响的乌托邦设计，孕育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思想萌芽。有三个著名的乌托邦设想以出游者回忆和叙述的形式描绘了游历过程中不为欧洲所知的文明的新发现，托玛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18—1639）的《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1623）、约翰·凡·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 1586—1650）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1619）和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写于1624年，出版于1627年，曾译为《新亚特兰蒂斯》），怀着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塑造了乌托邦主义与技术之间的第一次实际联系”[7]。
意大利人托玛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揭露和抨击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制度，精心构思了一个按照严格的对称几何美学建造在一座小山上的理想国家“太阳城”。这个理想国家除了乌托邦共有的一些特点，如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和财富均为公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以外，还推行民主政治制度，注重发展生产，倡导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将科学在乌托邦国民生活当中置于显要的地位，甚至使之列为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高领导人“太阳”或“形而上学者”是一位祭司，他献身于科学，必须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原理和论证，万物的同异关系等一切事务。近代之初的乌托邦已经崭露其理性设计的特质，开始意识到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功用，但是其根本之点是“人类应当完全献身于宗教，并永远崇敬自己的上帝”[8]。
德国人约翰·凡·安德里亚的《基督城》构想了南极孤岛上的一种教会联合体国家，信徒们共同过着虔诚而淳朴的平均主义生活，献身于自然、理性和公众福利的研究。这个理想国的三个基本特色是崇尚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信奉基督。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这个乌托邦不仅注重科学研究，开展化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物理学、气象学、机器发明等研究活动，而且强调科学应用于实际，使之变成直接的生产力。这个国家有一个地区专门从事锻造业，公民“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昧，并且对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9]，他们实行应用科学，培育许多技工和技师，相互之间还展开竞赛，“其目的在于使人拥有某种手段，并且利用这种手段，使人们和他们思想上最显著的优点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器展现出来”[10]。可见，这个社会重视科学的实际价值，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与人类自身生产生活实践密切、具体地联系起来，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知识如果在最有教育意义的创造中漠不相关，不了解这一事物和那一事物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有利结果，却彷徨迷失于抽象观念和规章制度，那将是十分狭隘的[11]。
著名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是著名的“现代科学之父”，其晚年未竟之作《新大西岛》描绘了一个科学和技术主宰的乌托邦世界——本色列岛，创建了一个变革性的科学研究社会。所罗门宫既是新大西岛的科学研究中心，也是本色列社会的最高领导组织，官吏和科学家是本特列岛的最高贵者，进步掌握在研究自然秘密的科学家和技术家手中，这个乌托邦主张用机械工艺改变自然本身，参悟自然的秘密用来造福社会。《新大西岛》第一次明确“假想了一套作为‘人类整体’进步和改善基础的科学研究纲领”[12]，使这样一个假说成为可能，即进步的社会可以改变自然面貌，使之更为美好。“新大西岛没有允诺后来的美丽新科学、工业世界的预言家所提出的一切社会动力机制，而是设想了一些人类社会群体，他们创建了正确的先进教育和研究机构、制度和正确的发现程序，能够变革自然的面貌以使之呈现愉悦的微笑。”[13]培根力主对自然进行物理控制，认为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掌控自然。在培根之前，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关注自然世界的内部联系或自然世界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所罗门宫的人员却按照人类愿望去变革自然和重新创建自然。[14]培根通过对所罗门宫的叙说，向人们展示了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对科技进步乃至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且首先预见到了科学建制化这一发展趋势。从培根的《新大西岛》开始，乌托邦重点强调一种可能的物质国家可以通过科学或教育进步来实现，一种科学知识乌托邦开始孕育成形。
审视创作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这些乌托邦理想社会，可见由于当时科学尚未完全挣脱宗教樊笼，人们对科学和技术运用于理想社会中的劳动和生活进行的积极畅想依然具有强烈的宗教导向，无论是在太阳城、基督城还是在所罗门宫，科学技术在乌托邦社会中不具有至上的地位，宗教仍然是社会的最终和最高目的，追求知识和掌握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信仰上帝，或者致力于人性改善。它们与世俗思想主导的科学乌托邦有很大的距离，但其重要意义在于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实际的生活和劳动中发挥的功用，如康帕内拉的乌托邦鼓吹要建立高效的水利和排污系统、节约劳力的农业机器，安德里亚则描写了防火的石头建筑和照明系统，培根对技术设施的设想更为完备，如储水和水能发动、气象预报系统、钟表发明、生产人造金属、水下旅行、尸体保存、治疗疾病、延长寿命等。并且安德里亚和培根还主张建立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以促进和保证获得进一步的科学技术进步。
二 乌托邦新型理想社会
检阅理想社会的时代更迭和内涵变异，可见彼此之间或者有所交叉重叠，如安乐乡与闲适乡，或者有所差异甚至对立，如千禧年和乌托邦。乌托邦之前的理想社会都为乌托邦这种新型理想社会形式贡献了自己的元素，乌托邦包含着安乐乡的愿想、闲适乡的和谐、千禧年的希望和道德共和国的人伦改善，但是乌托邦绝非前几者的简单累加。乌托邦是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孕育的历史产物，近代乌托邦风潮出现在抗拒旧传统、反对专权宗教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地理大发现等特殊的历史环境孕育了近代世俗化的人间天堂梦想，特别是新教改革使欧洲、最终使全世界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思想家坚持不受教权规定的理性和独立思考精神，抨击现实，在乌托邦中编织人类自由、平等和文明的理想。同样是虚构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具有自己特殊的形式、特征和根本假设。库玛坚持认为，虽然乌托邦主题可以溯源至最早的希腊作品，也承袭了希腊古典与基督教传统影响，但严格来说，“现代的乌托邦——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发明的西方现代乌托邦——乃是唯一的乌托邦”[15]。
在形式上，乌托邦截然不同于安乐乡和闲适乡“向后看”的性质，是一种“向前看”的未来理想。莫尔所指的“乌托邦”至少也是同时代某处难以企及的所在，而不是远古仙人或者神话传说中永远无法回逆的圣地。随着17—18世纪进步观念的盛行，乌托邦逐渐由空间的转换变成时间的转置，乌托邦的时间特性更为明显，从模糊的未来逐渐明晰为具体的年月，对理想社会的来临具有强烈的期待性。千禧年或者未来的太平盛世虽然也将理想天堂托付于未来的时刻，但是由于诉诸救世主，因此同样是精神慰藉而永不可及。
在内容上，一方面，乌托邦坚定地诉诸理性。对社会现实和时代思想状态展开严厉的理性批判，对未来国家和社会秩序展开美好的理性设计，是乌托邦双层递进的最重要内涵。在乌托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正是对理想社会制度、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模式和伦理秩序的设计和规范，无论是批判还是建构，都是在熠熠生辉的理性神笔指点下书写的。因为，乌托邦相信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来建构和运作，用理性和计划去保持和控制这个社会和国家范围内的每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乌托邦具有显著的世俗化特征。乌托邦是文艺复兴时期催生的“人”的理想社会，它是对虚无缥缈的仙界的扬弃、对自然田园幻想的否定、对单纯无力的道德王国的扬弃、对宗教彼岸天国的超越，是对理性力量和人文情怀的肯定。加林指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对人的发现使人在此世的生活重获肯定，因为其“必然产生一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的构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并从道德上重建的社会既能给人以尘世的幸福，又能拯救人的灵魂”[16]，从而对乌托邦与世俗生活的结合推波助澜。作为一种系统的乌托邦思想形态，近代乌托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非宗教性的世俗化和入世，为了摒弃刻板的教条主义、天生的信念和迷信，必须采取合乎理性的生活。而在这之前，“以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设想人可以不靠上帝神力而在人间创造一个乐园，这无疑是对神不敬，是罪恶的自傲”[17]。作为理想境界一种可能的设想，以现实世界为根据、以此世为中介的世俗乌托邦与以宗教信仰为前提的启示乌托邦大有不同，它们分别属于理性和信仰两种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人为的、思辨性的、可实践性的，表现为人的陈述性的理论，它可以把或然性转变为确实性，是一种关于希望的哲学；后者是神人契约的产物，是基督教神学的组成部分，它植根于上帝之国，是一种关于希望的神学。”[18]换言之，虽然两种乌托邦都具有否定现实、超越现实而达到理想境界的批判性质，但是，世俗乌托邦是纯粹理性的自我意识，依据人性的法则、历史的法则和此世的法则要在今世实现未来的理想，而宗教乌托邦或启示乌托邦是非理性的，包含着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奇迹的希冀，遵循的是神性的法则和对彼世生活的信仰。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因此指出：“只有当社会放弃天堂形象的时候，乌托邦史才刚刚开始。乌托邦是世俗化的产物之一。”[19]
乌托邦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社会理论，隐含着自己对人性及其可能性的理论假设。安乐乡和闲适乡假定自然丰盈无缺，人性善良友好，无贪欲或者节制有礼，因此衣食无忧、和平幸福。道德共和国假定人是恶的，把社会问题统统归咎于人性的自私、贪欲和邪恶，归因于道德失范，因而把理想社会的实现诉诸人性完善和道德规范。西方基督教主导观念认为，由于原罪和人性恶的影响，人类不可能自救，因而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基督身上；人类不可能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而只能冀望于神的恩惠，期待灵魂在死后升入天堂。在乌托邦社会理论层面上，库玛指出，大多数社会理论假定人性是恶的，如霍布斯的人性恶假说，认为源于人性或者人类状况的固有缺陷，要在人类社会建立秩序和营造幸福是很成问题的。这些社会理论一般认定人类是侵略性的、自私的、贪求的，因此人们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而各自让步达成某种妥协，但要形成完全自发自愿的秩序与合作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秩序因此是一场对抗自私本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持久战，而乌托邦并不决然相信人性善抑或人性恶，但是相信人性的可锻造性和可完善性。库玛说，乌托邦理论假定人、自然或者社会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被转变和规范以实现一种物资充裕、社会和谐和个体满足的总体永久状态的。实现人类的现世完善不存在根本的障碍，匮乏可以克服，冲突可以消除，道德困境和心理困扰可以解决，总之，人可以成为神，如果说不是成为上帝的话。[20]乌托邦思想家赫茨勒则总结指出：“乌托邦的基础是乌托邦主义精神，即认为社会是可以改进的，而且是可以改造过来以实现一种合理的理想的。”这也是最首要的“乌托邦思想”，其含义是：“依靠某种思想或理想本身或使之体现在一定的社会改革机构中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21]
三 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萌发
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乌托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用世俗的理性态度摆脱宗教世界观，因此批判优先于建设，扩展和变动的力度十分谨慎。近代早期的乌托邦在空间上都是与世隔绝的“nowhere”，它们在地理与心理上，都处于封闭的、平静的、稳定的状态。当时欧洲社会动乱频仍，乌托邦理想大多趋向于追求安定和平，强调社会集体而不重个人，害怕财富的大幅度增长，畏惧社会的剧烈变动，因此科学发明及其实用意义不大为人所重视。到了17世纪，乌托邦小说才成为通用的文学类型，也首次出现了第一批运用科学技术的乌托邦，但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因为即使是被认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意义和有助于创立皇家学会的培根《新大西岛》，科学实际上也只是岛上那个族长式基督教乌托邦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科学尚未从宗教和巫术的纠缠中区分出来，而只有当科学、炼金术、天国的期望和社会发展相互区分出来，真正意义上的建立在科学和技术基础之上的乌托邦才成其为可能。[22]
古往今来的理想社会类型和形式有很多种，可以分为非人类创造的和人类创造的两大类，前者是不可企及的神话世界或仅来世可达的彼岸天国，后者是依靠我手你脑建筑的世俗人间乐园，它们通过不同的手段构建自己的理想福地。实际上，人类创造的世俗乌托邦的主线正是对人类理性及其潜能的关注和发掘，都冀望建构一个组织合理、发展有序、安居乐业、稳步前进的和谐社会。“‘乌托邦’是人的一种天然本性，体现了人类理性对规范性与普遍有效性的诉求。‘乌托邦’思维是理性的一种天然倾向。理性作为人的言与行的规范性基础，自身内在地便负荷着对普遍统一性的理想承诺与吁求。”[23]因此，乌托邦思想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
德国18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曾说：“一个人，天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段话用来描述西方哲学界十分恰当，用来分析乌托邦的分野也是完全适用。在哲学上，柏拉图被列为理想主义始祖，重视“理念”（Idea）、“理想”，甚至重视共产主义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重视现实、生命力，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逍遥，反对君主专制，拥护立宪政体。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立或轮流成为当时人们崇敬的圣哲。因此，有学者指出，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延伸；培根的《新大西岛》显然是受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想用科学知识建立一个理想国。从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发展情况来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两人的思想，确实代表了人类思想和气质的两个不同方向[24]，也暗藏着乌托邦路径的分歧。欧洲文艺复兴高举人文和理性的旗帜，托马斯·莫尔和弗兰西斯·培根分别代表着文艺复兴运动的人道主义阶段和自然科学阶段[25]，也领衔两条旨趣相异的乌托邦道路。根据理性的世俗乌托邦所由达致的进路，可以粗略宽泛地划分出两支路向：人文乌托邦（humanist utopia）和科学乌托邦（scientific utopia）[26]。前者依托人性的转变和改善、制度民主化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建设维护等创造一个行思合理优越的新型社会，如莫尔的《乌托邦》，后者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变革建构理想社会，在技术框架的营运下让人类未来在可见的视阈内趋于完善，如培根的《新大西岛》，威尔斯《未来事物的面貌》（1933）等。
作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莫尔精心设计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体现了理性和现实的时代精神，乌托邦岛上的人们按照理性的原则生活，追求全体公民的共同幸福，显然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重视尘世的世俗追求甚于天国的信仰求索。“如果说乌托邦是必定始于托马斯·莫尔，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杜撰了这个词和发明了这一文体。而是因为这个英国人文主义者，虽然他可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描绘了一个仅仅凭借人文手段而达致的理想社会……”[27]莫尔借乌托邦人之口说，所谓的上帝就是自然本身，而服从自然就是服从理性。在这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人们追求完全符合人类自然本性的正当高尚的快乐，按照自然的要求得到幸福的生活。[28]不过，这个理想主义的人文乌托邦虽然没有冀望神圣的启示，但是也没有给予科学技术以厚重的分量，乌托邦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它把科学研究看做宗教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相对抗的东西。
从理想社会发展运演的角度来看，除了近代乌托邦，前工业时代的其他理想社会或者欲求自然满足，或者诉诸人性改良、神力或救世主，因此无须科学和技术努力就能实现理想愿景，不能够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存留空间，更不可能构想一个纯粹的科学社会。但是，理性乌托邦的诞生为科学乌托邦准备了契机，笃信“知识就是力量”的弗兰西斯·培根创作的《新大西岛》标志着人文乌托邦到科学乌托邦的一个过渡性转换。培根渴望通过探求事物原因和隐秘运动的知识，也即客观规律和科学知识，实现扩大人类王国的疆域的目的，在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胜利的新思维中，包含着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思想。莫尔的乌托邦描述的还是一个简朴的农业社会理想，培根则设计了一个科学乌托邦，表达了进步的观念以及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理想。身居近代自然科学形成阶段的培根已经意识到人类的最终复兴和臻于至善，主要不是凭借对财产法的改革或社会改革，而是靠着科学进步和以科学精神来管理人类生活，因此培根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宣告唯有科学方法才是人类达到完美生活境界的唯一阶梯，他对世俗科学改造自然、改变人类生活面貌的力量和趋向怀持着毋庸置疑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赋予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以超乎其他以往乌托邦设想的地位，详尽地描绘了所罗门宫的科学研究、组织和分类，并指出这个机构的社会理想，那就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恩斯特·布洛赫因此评价说，《新大西岛》不仅是第一个反思技术的乌托邦，而且是唯一一个将技术生产力看做为人类提供美好生活的古典乌托邦。在其他的早期乌托邦中——和在现实中一样——机器和经济生产没有被联系在一起。[29]培根的《新大西岛》向往科学思想的胜利，标志着乌托邦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转向，这种新思想中包含着人对自然的成功征服。Paul A.Olson区分了历史上的两种乌托邦：一种是静态的乌托邦，远离文明，代表类似于Lotus-Easters和淮阿喀亚人（Phaeacians）的可能的社会道德国家，认可现状，没有设想长期变革，没有激发运动，如荷马的《奥德赛》和弗吉尔的《伊尼德》，一种是动态的乌托邦，它始于培根的《新大西岛》，计划通过获取知识来变革社会，代表可能的道德和物质国家，乌托邦变成了一个技术和教育理想。[30]
第二节 科学乌托邦主义崛起
启蒙时代的乌托邦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科学及其潜能的关注，科学技术在世俗乌托邦设计和发展中逐渐占据主导作用，在培根那里初见端倪的科学与进步的乌托邦，在18世纪和19世纪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乌托邦日趋理性化，越来越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在乌托邦图景当中人类社会的未来正是实证科学主导的和技术驱动的科学理想社会。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乌托邦小说、传奇游历故事、早期科幻文艺当中激荡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的乐观音符，在哲学社会理论中也同样涌动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和理想。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形象和理念相互激励，共同反映出18—19世纪社会现实的发展演变和时代精神的迫切要求。科学乌托邦的文艺形象从简单生产应用—先进技术发展—工业社会畅想的构想升级，实际上伴随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理论内涵由简单到复杂、由物质技术到社会组织到精神理念、由社会低级需要到社会整体进步的逐步丰满、崛起和升华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乌托邦主义既是激进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武器，更是新型、合理的社会理想；在理念上既是对现在和实然的无情解构，更是对未来和应然的积极建构。
一 工业革命时代的科学乌托邦形象
英国在1760—1830年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此后波及欧美各国，掀起了改朝换代的工业化浪潮。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以机器化、机械化和电力化为标志的工业化时代迅速转变了人类世界的面貌，激发人类利用文学、科幻、影视等艺术形式表达和前瞻了科学乌托邦的美好景象和进步主义的理想信念，这些美轮美奂的理想画卷一方面勾勒出近代科技发展的线索，另一方面描摹出人类理想变迁的心路历程。
（一）机器乌托邦
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后，乌托邦著作如同潮涌一般问世，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个自由、公平、正义的合理化理想社会，物质丰裕，和谐幸福，但是，科学技术在这些理想社会的生成运营之中只起锦上添花之效，而不居主导之势。随着实验科学和技术发明的社会应用日渐扩展，近代工业革命席卷不同社会部门与领域，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科学想象首先大量地与技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联系在一起。
18世纪末蒸汽机的完善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为人们遥想专门化、标准化和机械化的社会提供了切实的基础和遐想的空间。1770年，法国作家梅尔锡发表的《2440年》成为最早的未来预言小说，描绘了已按照科学的计划重建后的2440年的巴黎，不过，由于在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科学还只是极少数人作坊里的秘密，所以该书中关于科学的未来发展预想的并不多。作者在这部未来小说中把幸福岛从遥远的空间转移到遥远的未来，进而沿着世俗历史发展的轴心，通过天堂在未来的重建过程，描绘了对未来的期待。
从19世纪末开始，科学的神速发展为太空幻想和漫游提供了更坚实的技术基础，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分支而萌芽和确立。走在科技和社会变化前列的美国出现了一批科幻文学的探索者，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1848年创作的《未来的故事》，幻想了公元2848年以动力气球与高速火车建造的机器交通体系：“现在正有一只巨大气球以每小时至少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向我们靠近……说到底，每小时一百乃至两百英里的时速仍然是挺慢的。你记得我们在横贯加拿大的铁路线上的那次飞驰吗？——每小时整整三百英里……”冈恩评价说，“《未来的故事》可能是有关未来的第一篇真正的小说”[31]。
其后，关于机械化的岛屿和城市的社会构想日渐丰富。1895年，科幻小说鼻祖儒略·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的《机器岛》，最先描绘了一个由二十七万只钢箱连接而成、装备着巨舰巨轮的机器王国“模范岛”。其首府叫“亿兆城”，岛上的房子采用当时还很贵的铝、空心玻璃砖和人造石等材料建成。岛的动力系统设在两舷，由两座各500万马力的发电厂提供。凭着强大的动力，机器岛终年航行在赤道附近，保持于温暖的天气中，其附属设施极尽豪华。Edgar Chambless（1876—1936）的Roadtown（1910）在20世纪早期虚构了一个几里长、两个房间宽、自给自足的城市，对技术和效率的热爱尽显其中。Roadtown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设施：①有玻璃、脚踏车、溜冰路径、居住学校、托儿所、娱乐设备、商店和发电厂等现代教育和商业设施；②一栋二层楼的地面房子上，有电线、瓦斯、水管等现代技术装备；③有三条地下铁路线，服务于快车和本地车交通、客运和货运。这些机器乌托邦具体地设想了现代技术和机器在建筑、运输和动力系统中的应用。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在19世纪末兴起的科幻文艺当中自然少不了现代机器生产线的画面。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拥有科幻色彩的影片是1895年上映的《机器屠夫》，在这部仅一分钟长的影片里，活猪从机器的一端被赶进去，熟肉制品从另一端送出来，想象了肉类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景象。由查里·卓别林（Charles Chaplin，1889—1977）导演和主演的美国无声喜剧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诙谐讽刺了美国当年工业起步时期劳苦人民的生活悲剧，叙述了钳工查理在工厂自动化流水线上的疯狂遭遇。在节奏异常紧张的流水线上毫无间歇地劳作终于让他发了疯，一见到圆形的东西就忍不住要用扳子上紧。卓别林无声片的这个压轴之作，与其说是一部未来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写实影片，通过一个流浪汉在工业文明的传送带前窘态毕现、笑料百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人被工业机器摧残、异化的事实。
（二）工业社会畅想曲
工业化时代早期，科学乌托邦主要表现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运输、交通、生活等领域、部门的具体技术想象，19世纪末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科学化未来的理想愿景更是栩栩如生。科学乌托邦逐渐从低层次的物质生产生活层次上升到未来工业社会的国家、体制、社会组织等制度建设和社会管理层次，开始全面地理性设计和规划人类社会的整体面貌。
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科幻小说《回顾：2000年—1887年》（Looking Backward：2000—1887，1888）掀起了科技乌托邦的热潮，激起世人对乌托邦及其进步意义的热烈兴趣。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于1887年的纪念英雄节在催眠术作用下沉睡了一个多世纪，于113年后的2000年9月10日被发现并唤醒，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人人过着体面生活而又充满科学奇迹的时代：工业发展使得生活条件和社会状况大为改观，城市美丽清新；国家建立了一个为工业服务的固定体制，产业大军按照每个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天赋原则组织起来，从幼年时候起就开始按照爱好长处培养和学会工业基础技能，做到既符合个性又利于国家；国家的工业首脑也即“总统”就是工业部门的首脑；电的使用遍及各地，机械发明、科学发现、艺术、音乐和文学极为繁荣。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更是一个全面机械化的时代，一个社会工程的科学乌托邦。更重要的是，《回顾》一书给乌托邦思想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未来”的概念：这种理想社会不是存在于“无”的地方或同时代中的未知世界，而是存在于未来，开拓地理疆域的结束给人类创造了一种新的“疆域”——未来。
H.G.威尔斯（H.G.Wells，1866—1946）的《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 1905）描写了一个世界性的、依靠技术建立起来的乐观主义乌托邦。这个科学乌托邦承认人性及其改善的可能性和障碍，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试图依靠机械的力量把人们从辛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例如许多式样精巧的火车、轮船和飞机，便利的旅行手段，机械装备良好的四方形院子，由雇佣工人工会和雇主共同拟定了工作条例的工厂。在国家的教育、组织和管理方面，乌托邦人全都可以按照乌托邦路线接受良好的教育，遵循婚姻法，培育健康、能干、高效、年轻的武士阶级，将来担任行政管理者、律师、开业医生、各式官员和选举人。因此，赫茨勒评价说“威尔斯的乌托邦是一个由律己的、有社会头脑的和为人们公认的专家们所统治的世界”[32]！
1909年，英国作家E.M.福斯特（E.M.Forster， 1879—1970）发表《大机器停止运转》（The Machine Stops，1909，或译《机器休止》），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全能全控的大机器乌托邦。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机器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求，包括吃穿、对话、养育孩子，等等，机器会完成一切工作。大机器的圣谕是“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但是在无情的概率论的作用下，大机器的崩坏开始了，开始只是一点点，然后是无法察觉的扩散。主人公为了回归真正的人的生活，不得不挣脱机器的全面控制，最后使这个“机器崇拜”的乌托邦变成了第一篇反科技乌托邦或技术敌托邦。“大机器”实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在20世纪之初深谋远虑的预见到人类对机器的依赖和机器对人的控制，并对纯粹机械化和机器控制的人类未来提出了警示。
乌托邦文学和科幻文艺给我们铺展了一幅幅琳琅满目的科学化社会之未来画卷，反映了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内涵由简单到复杂、从物质技术到社会组织到精神理念、由社会低级需要到社会整体进步的逐步丰满、崛起和升华过程。随着近代西方的剧烈社会变动、工业革命的展开和文化理念的嬗变，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犹如爬山虎一般在人类思想中扎根蔓延起来。
二 理性批判与社会转型
一种社会思想，既包括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思考，也包含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阐释。“因为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都需要三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文化资源的准备、社会资源的准备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牵引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无法形成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潮。”[33]从文化上看，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彰显理性精神，坚决解构宗教文化的存在意义，促动着近代世界的全面理性化进程；从社会现实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科学、技术与生产日渐紧密结合，使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得以工业革命为契机，破土而出。
（一）近代世界的理性批判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是理性自我批判和批判世界的过程，也是理性自身成长和理性塑造世界与历史的过程，这个激荡冲突的时代潮流为理性与科学的乌托邦梦想精心铺设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核心观念。
1.传统理性·启蒙理性·科学理性
理性概念的内涵在历史过程中转承流变，纵观古希腊至今两千多年的理性发展史，可以简单地梳理其主线：理性发轫于古希腊，变异于中世纪，确立于启蒙时代，扩展于德国古典哲学中，受疑于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34]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兴科学的研究成果，导致经院哲学解体和近代理性得以形成。近代理性的认识论转向和实验科学的现实发展逐渐促发科学理性的成长和确立，并导致理性向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转化，致使人文理性和价值理性边缘旁落。用一句话来概括近代理性发展就是“从传统理性到启蒙理性再到科学理性”。
传统理性，或曰古典理性，是指发端于古希腊的探究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禀赋，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本质性结构或世界的客观性准则，以及人们对这种客观性准则的反观能力。最初的理性概念既包含客观理性又包含主观理性，但主体的认识论意义并不明显。苏格拉底、柏拉图促成了理性概念的演变，使逻各斯成为事物与其显现的媒介，使理性成为达到真理的途径和方法。亚里士多德使得理性既指客观意义上的事物之“理”，又指主观意义上的理智能力，又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前者追求科学的原理、理论的真理，后者把握的是伦理原则。但希腊理性观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理性观，主观理性是一种附属性的存在。
近代是一个祛魅启蒙的时代，首先是人文理念的启蒙，强调人性、心灵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其次是理性的启蒙，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工具理性的启蒙，将整个世界置于理性的、按部就班的实用工具理性之中。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掀起了以“人的觉醒”与“人的发现”为主题的人文主义文化运动，贬抑神性、神权、神道，强调人性、人权、人道，确立理性的权威，发现人的理性本质。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加速了思想解放和人类生活的世俗化过程。“近代理性的启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现实经验知识的理性启蒙，一个是以勒内·笛卡尔为代表的主体精神世界的理性启蒙。”[35]培根是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和经验论的创始人，“知识就是力量”呐喊出了新时代面向自然、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理性信念。他倡导一种纯粹经验的、实验的归纳研究方法，适用于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分析的近代科学，开启了对外在自然的解剖和拷问。笛卡尔（Decartes，1596—1650）是近代唯理论的创始人，其“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性命题明确提出理性是人人皆有的一种明辨是非、真假的能力，主张通过思维的普遍怀疑来确立理性的权威。美国哲学史家梯利评价近代哲学时说，“它追求知识时以人类理性为最高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唯理主义的”[36]。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理性完成了从“传统理性”到“启蒙理性”的转换过程，这是一种“与敬畏神灵、崇拜权威相对立，与自发情感、主观想象相背离的人的独立思考、逻辑判断和明智选择的一种能力”[37]，成为启蒙运动的理论旗帜。休谟提出了知识的来源、确定性、必然性、范围和界限等问题；康德考察和批判人类理性的能力；黑格尔强调理性是事物的本质、世界的共性、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法则和趋向的目的，整个世界就是绝对理念自我认识、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过程，将人类理性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近代传统理性向启蒙理性的转化过程，也是理性从本体论意义转向认识论意义的过程。近代哲学要探究我们的心灵是如何把握实在的，关注对象是主体世界，从研究超验的存在物转到研究认识的主体和主客体关系，从外向的对存在的探究转为内向的对人之自身理智能力和精神意识的探究。“通过对人所固有的理性的强调，他们使哲学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由各种盲从和迷信转向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因而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同时既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相适应的科学精神。西方哲学史上的这一时代因此被公认为理性的时代。”[38]但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也导致把理性概念狭隘化为认知理性，意指人类特有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思维能力和活动，而把感觉、情感和意志等排除在外。于是理性从多维的全面理性倾向于片面的思辨理性，人被抽象化为狭隘理性的化身，世界也成了由认知理性所构建的世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哲学“由倡导健全的理性转向了与独断或盲从和迷信相连的异化了的理性”[39]。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40]如果说笛卡尔确立了近代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几何—数学秩序原理，那么培根则是科学理性工具化的始作俑者。“文艺复兴是一个宗教时代和一个世俗时代之间的过渡和和解时代。其冲动和直觉认识一方面发展成一种非理性的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发展成一种理性主义的、非个人化的科学主义和机械主义。”[41]怀特海指出，17世纪科学的萌芽滋长有三个引人注目的主要因素：“第一是数学的兴起，第二是对于无微不至的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第三是中世纪后期思想上过火的理性主义。”[42]而“18世纪思想史中最根本的发展之一就是理性与宗教性的分离，科学与信仰的分裂”[43]，注重工具和功利的科学理性从思辨的哲学中脱身独立，工具理性逐渐成为理性的代名词。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知识和方法，被看作是知识、智慧和真理的唯一合理形式，科学被推崇为“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科学理性被视为认识与理解包括人文现象在内的世界多样性的唯一准则，科学对人的关怀和意义的寻求渐行渐远。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指出：“科学不再是知识的精髓和值得人们认识的东西，而是成为一种方式：一种进入和渗透到未被开发和未被掌握的领域的方式。”[44]科学以这种方式不停地切割、呈现和重整世界，驱使着现代人按照科学理性的思路去思考问题，用科学的方式制造和解决问题，科学已脱离实验方法发展成为一种关于可操作性关系的知识。在科技理性的视野中，从经济生活、政治领域、社会生活到公共舆论，乃至历史，都可以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和安排。
2.世界概念的理性化·历史理性化
莫尔的《乌托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脉相承，既展现了思想家本人、也代表了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观念”——“由理性主宰的理想国家的观念”[45]，体现了人类理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我们可以称为乌托邦理性（utopian reason）。乌托邦思想源远流长，但是乌托邦理性真正得到充分扩展和具体化，是启蒙理性张扬和祛魅的结果。在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的形成中，世界的理性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概念的理性化使自然科学营建的结构模式类推和比拟到人类社会之上，现实生活的理性化为乌托邦的世俗化和科学化准备了观念和现实的条件，历史理性化所宣扬的进步观念使乌托邦发生了时间化、具体化的转向，从此，一种科学的、世俗的、具体的乌托邦舒展绽放，或显或隐地左右和诱惑着人类历史的脉向。
（1）近代科学发展与世界概念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源泉。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开始关注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秩序、一致与和谐，最早有了天体和谐的意识。文艺复兴开启了从希腊哲学的人文主义复兴直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理查德·S.韦斯特福尔（Richard S. Westfall）指出，“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几何关系来对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隐藏着的机制”[46]。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开启了近代世界概念理性化的历程，而“牛顿的万有引力思想为16—18世纪的世界概念的理性化过程画上了句号”[47]。
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取代了繁复的托勒密力学，第一次把天体解释为清晰、简单与和谐的系统，和谐概念变成了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乌托邦结构。“从哥白尼和康帕内拉开始，乌托邦思想试图把广为人知的自然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48]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s Kepler，1571—1630）被哥白尼体系的数学简单性与和谐性吸引，成为哥白尼学说的信奉者，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在他看来，他找到的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头脑中的数学和谐。这种天体和谐状态深深地陶醉着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乌托邦者和哲学家。艾萨克·牛顿（Esaac Newton，1642—1727）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提出了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较之以往的想象而言更为复杂和机械的宇宙，从天上最遥远的星球到地下最微小的粒子，无不隶属于同一机械和数学规律。这种机械世界观在哲学和乌托邦思想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霍布斯（Hobbes）到拉美特利（de la Mettrie）的唯物论哲学，从爱尔维修（C.A.Helvetius）到边沁（Bentham）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从康帕内拉、维拉斯（D.Vairasse）、摩莱里（Morelly），甚至傅立叶（Fourier）的机械主义乌托邦，都受到了自然科学中的世界概念理性化的根本影响。[49]牛顿理论在解释天体机制方面的惊人成功，赋予人们用这种机械概念终极解释整个宇宙的炙热期望，机械决定论鼓噪一时。马赫说：“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以为他们离用物理的和机械的原理去给世界以最后解释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拉普拉斯甚至以为心灵可以预测自然界的世世代代的进展，只要有了质量和它们的速度就行了。”[50]这个科学时代孕育着技术时代的胚胎，一切都可以理性地计算和把握，并用工艺和技术手段模拟和建造，人为创造世界的概念不仅在思想中显现，而且获得了现实的实现。“隐藏在机械论科学观中的构造观念已在巨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它使得机械化、对自然进行的转化以及对空间的开发都在本质上成为可能。”[51]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创立了欧洲近代哲学史中第一个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和国家学说，在他理论中隐藏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宇宙的自然规律可以应用于人类自身和国家社会。
海德格尔（Martin Haidegger，1883—1976）曾经指明，现代是一个“世界观”（Weltbild），也即“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52]世界不再是存在论的问题，而是知识和科学的审识问题。在世界观所构建的知识秩序而不是事物本来的秩序中，事物不再作为事物自身，而作为被看的事实而出现，这恰恰是现代科学把事物设定为事实的一种最重要的程式。[53]科学认识论通过探索事物的构造和框架原理，求诸事物的真相，以助预测和变革事物发展的趋势。18世纪的思想家坚信科学的思维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物理世界和道德世界遵从同样的铁律，人类社会应当按照类似于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规律的道德万有引力和社会万有引力规律而组织建构起来。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中指出了这种类比关系。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中阐释了机械决定论，认为人的肌体和灵魂都只是一种机械的运动，人与动物相比，只不过是一架比较复杂的机器而已。杰里米·边沁则提出功利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是事物和人组织化的最高原则，是最为基本的自然律，并且可以普遍地应用到人类社会，此即边沁心目中的“社会万有引力”。在18世纪，将自然规律直接提升和援引到人类社会的解释当中，其逻辑合理性似乎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宇宙的统一规律如何能够允许让人逃离它的控制，或者说人又怎么可以被排除在永恒与普遍的规律之外？化学上的炼金术引发了社会学的同类构思，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这一新的神话闪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反映出普遍的社会和谐与人类幸福的科学可行性，诱惑着现代人一步一步去设计、规划和实现科学乌托邦，试图把乌托邦从虚无转化为现实。
（2）历史理性化与进步观念的张扬
古代人参照具体的自然季节更替设定时间坐标体系，以天体旋转为中心的诸自然参照系凭周期性循环提供了自然节律时间，形成了永恒（不变）的循环（重复）的古代时间观，而且是可逆的，周而复始的。这种无方向性的循环时间是古代世界的普遍历史现象。对于古希腊思想家来说：“物质是永恒的，非创造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宇宙没有进步可言。因此，对他们而言，时间没有方向，没有任何特殊的向度，无所谓向着终点的进化。”[54]与之相应的是，在古希腊，“历史”也不是一个具有价值指涉并承担着意义内涵的概念。“历史”并非指一种逐步走向进步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瞬息万变甚至逐步衰亡的无规则过程，故而，古希腊的历史理想被设定在过去而不是未来，表现为回归式的、后退的乌托邦。
犹太教与基督教赋予时间以起始点与终结点，使时间成为一个意义性概念，进而也使历史成为一个时间性概念[55]。宗教文化开始把历史看做一个直线进展的过程，其规则、目标、进展完全由上帝来制定和体现，历史被看做经原罪、赎罪走向千年王国（Millenarianism）、最后达到最终审判的过程。“历史”观念第一次有了一个确定的目标。有学者认为，“现代‘历史’观念是在近代科学、基督教和人文主义哲学三支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中形成的”。[56]它们撞击生发出一种新型的历史观，即进步的历史理性观，或者历史的进步发展观，人们急切地想把“千年王国”在尘世中现实化。
史学家尼斯比（Nisbet）指出：“在近三千年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比西方文明中的进步思想更为重要，或者和它同样重要。”[57]近代理性文化吸取了基督教的直线历史观，但用科学的客观必然规律取代了上帝的权威和控制；历史原先是一个地区概念，近代地理大发现将历史变成了描述各种民族共同达到拯救的普遍史，理性主义大师黑格尔从绝对理念出发，完成了祛除偶然性的历史理性化任务，把历史理性化为世界历史，历史逐步走向进步和线性发展；人文主义的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等理念则被设定为历史进化的终极理想和价值归宿。不过，按照后现代哲学的看法，将历史看做线性化的、连续性的并且以西方近代化为模板的自然进化过程，将进步观念融入历史意识，并使历史渐次弱化为一个学科概念，正是牛顿的时间概念提出后的产物。也正是由于时间概念新的变化，使得近代的历史观与先前基督教的历史观区别开来：“近代形成的历史时间概念是直线的，不是循环的；是现世的，不是宗教的；是统一不变的，不是哪个历史年代、国家、信仰各自特有的。最重要的是时间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说，它多少是累进的。新的历史时间意识复制了科学家那种统一化、标准化的时间，但不是供自然史之用，而是供人类史之用。”[58]此后，“人类参与时间所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永生，而换成在今生中追求进步。历史的走向也不再定义为人类背离上帝之堕落，而是朝向现代推进”[59]。
近代理性启蒙和启蒙理性的发展除了将世界概念和生活世界理性化，也同时将历史理性化了。历史理性化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历史的发展类似于自然的进化遵循客观的规律，二是人类理性可以完全理解和解释历史。历史理性化的结果是历史被看做按照一种“理性”的方式由低向高不断有序地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在“理性”的全权操纵下成为有目的、有规律、有方向、有价值的体系，并且朝着善的终极价值方向进发，由于人类的改善是无止境的，进步的限度就是进步本身。历史理性化带来的进步观念盛嚣于工业社会早期，激发了乐观主义的未来观和乌托邦美景。因为倘若没有进步的预设和期待，乌托邦就没有往前看的动力，只有往后看的“乡愁”和永远无法回归的悲凉，进步观念恩赐给近代人的是一种可以期盼的瑰丽未来。
乌托邦理性的发展随着历史理性的概念成型更趋深化，科学理性的确立使世俗的进步乌托邦具有现实化的可能。科学理性意欲认识和把握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历史理性妄图解释和驾驭历史，不仅要对过去和现在形成理解，更重要的是对未来进行预告和展望，以对自然、社会和历史运行规律的理解为基础，在人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上做出合理性的选择和变革。雅斯贝尔斯指出，“人只有当运用他的理性并与他的同伴合作，致力于为人类需求的技术供给建立秩序时才能生活”[60]。至此，历史不仅理性化，而且技术理性化了。古代先知们用抽象的理想形式和人类原则表达乌托邦愿想，但未能提出具体的方法来实现其国家理想，因此几乎不能对现实历史的改善有所作为；柏拉图看到了制度在践行乌托邦和创造理想国的社会秩序中的巨大作用，因此提出了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完善问题。现代科技乌托邦者更进一步发现了实现理想国家的现实的和有效的工具，利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发展经济、丰富物品、优化管理、维持统治秩序，更重要的是将历史进程置于科技理性的规约和范导之下，这是现代乌托邦的一大特色，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现代乌托邦就是直接建立在现代科技基础之上的科技社会理想。
（二）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
理性主义时代精神的树立和进步观念的张扬为科学乌托邦主义铺垫了思想资源和人文传统，在社会现实层面，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转型，资本主义发展与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紧密结合，爆发了此后席卷西方、泽被世界的工业革命浪潮，使得科学乌托邦主义这种社会理想和文化理念顽强地在人类思维土壤中扎根并且茁壮成长起来。
1.工业革命巨浪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始发于18世纪英国、后继于19世纪欧美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技术革新过程，它使机械化生产成了工业社会变革的“引擎”，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战胜了封建生产方式，决定性地推进了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跃迁和转型。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几个世纪的加和也难以比拟的物质生产力，从1820年到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49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1]恩格斯在总结工业革命的意义时指出，“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62]。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为把国际交流推向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理想化的科学世界提供了较高的技术平台。
2.西方现代化运动
广义的现代化是指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在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自然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合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主义[63]。所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欧洲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它为乌托邦的世俗化和科学化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条件。
欧洲近代的理性化首先要理性地征服自然，顺从自然的意愿，其次从自然中获得社会发展的所需之物，最后是社会的全面理性化，将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这个过程包含各个层次的社会变化，包括了个人行动和观念的理性化，经济组织、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的理性化。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印度社会学家A.R.德赛认为：“‘现代化’概念试图描述人类社会的转变时期。人类在这个时期进入一个现代—理性阶段，获得技能，在主宰自然的能力上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而在富裕和理性的基础上构造自己的社会环境。”[64]韦伯认为，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正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在前现代，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体系，重理论轻实用，重学者传统，鄙工匠传统；现代西方科学是理性化的实验科学，重视实验和应用。理性化过程是一个破立同步结合的过程，首先是祛魅（disenchantment），祛除宗教、迷信之蒙昧，其次是生活世界的全面合理化进程。科学在理性化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门科学，如果从有效处理现实事物之间关系的功能着眼，追求的就是“工具合理性”，如果把主观预定价值的正当合理性当做目的，则是追求“价值合理性”。前者属于客观合理性，后者属于主观合理性。现代科学旨在引导人们作出工具合理性行动，专注功能而排斥价值理想。
与此同时，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理性主义进程也日甚一日。西方发展了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的理性的工业组织；资本主义的各种劳动组织方式如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人类自我控制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器也日趋理性和严密。社会体制的理性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市场机制全面展开与科层制度的出现。市场机制的核心理念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科层制度则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组织形式，两者的结合使整个社会体制完全朝着有效率的运作和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利益的方向发展，即以工具理性为准则和目标。[65]韦伯用官僚制指称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的理想类型，表现为政治上的行政机构、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制度，这种精确、稳定、富有效率、有纪律的官僚制度不仅存在于国家和法律等领域，而且发展到教会、军队、政党、企业、社团、大学等社会组织之中，基于实践（工具合理性）的行动给以科学、技术、知识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带来了富有成效的资本主义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
现实生活的世俗化和工具理性化，使得乌托邦的虚无感弱化，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理性化社会的效率指向，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财富和物品增长，科技理性的强大潜力让人产生这样的期望：乌托邦，或者人类千年梦想的乐土，不用到他乡异地去寻找，无须等到来世或者不可见的未来，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产品丰裕无缺的科学乌托邦在此时此地即将实现。
三 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构想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以理性为基础的数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成就，使许多西方思想家相信理性具有无上权威，可以作为普遍有效的尺度和万能的工具。对理性的倡导由此走向极端而变成对理性的迷信，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社会秩序应当是理性秩序；理想的社会只能是理性社会；而一切思想和文化体系也同样应当是理性体系。”[66]启蒙主义者坚信，建立一个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应是人类的神圣使命。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启蒙时代的主流意识认为：理性意味着科学，科学是理性唯一完美的体现与验证，必须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类生活和社会历史领域，建立一种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社会科学。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者开始期待着自己学科中的牛顿的出现，开始寻找与控制自然的规律相同的方式作用的控制社会和心理世界的规律。从笛卡尔到牛顿、从霍布斯到拉美特利、从国家到人，机器的隐喻统治着早期的现代思想，机械论的物理学规律几乎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领域有迹可循，休谟、孟德斯鸠等试图寻找社会和人类本性的世界规律。
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是法国启蒙运动中一位重要的数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历史进步观念最激进的信仰者，他与先前的“平静的幸福”乌托邦概念彻底决裂，为科学乌托邦主义作出了重要的铺垫。在被视为18世纪笃信理性进步观念的代表之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5）中，他追溯了人类历史从野蛮的原始时期到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九个时代发生的瞩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预言人类即将步入所谓的人类精神进步的未来时代，理性尽善尽美，科学技术发挥重要作用，乌托邦近在眼前。孔多塞对理性推动人类未来的无限发展前景持有坚定的信仰：“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善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67]他跨越地方、区域、民族的界域，试图构建一个世界范围的乌托邦，并且在物质进步与精神完善方面赋予科技以前所未有的地位。孔多塞将科学发展与人类进步联系起来，自认为已经发现了“一种常见而又普遍有效的”、“新的社会数学（mathematique sociale）”，可以为人们过理性的生活和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使人们摆脱盲目的本能和情感，过一种理性而公平的社会生活。他相信可以建立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人类科学，相信我们的自然规律知识与我们的社会、经济或生物学规律知识具有同样的精确性。孔多塞的乌托邦是普遍的、世俗的、动态的和历史的、开放性的科学乌托邦。
19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乌托邦最为声名远播。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人类理性的成长和知识的增长，唯有科学能够取代宗教，锻造欧洲思想、社会、政治和文化新的统一。他倡导知识和工业作为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把社会治理的未来寄托在科学天才、学者和工业首脑身上，“联合起来，开发地球”是其科学工业实践的表述。实业家统治的实业制度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完美结合，科学将被应用于工业实践，牧师和政治家、欧洲的旧统治者将被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取而代之。[68]他在思想后期意识到，除了用技术良方满足物质需要之外，还应当提供宗教给人精神慰藉，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业家和管理者、艺术家和教师和哲学家，构成三头政治取代科技专家的寡头政治。但总体而言，圣西门相信人类理性、人类进步的原则是普遍的，科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未来社会必然是工业化社会”，人类的进步是在动态的交替中实现的。
法国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是圣西门的门徒，也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多塞对理性的推崇深深影响了孔德的理性进步思想，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变化的基础。”[69]实证方法以其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让孔德大受启发，促使他意欲用理性的普照之光和实证科学建造尘世的天堂。1838年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1840—1842）第4卷中把“社会物理学”改称为“社会学”，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证研究，将社会学区分为研究结构、制度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过程、变迁的社会动力学，带有明显的生物学和机械论倾向，并按这种区分创立了人类自发秩序的一般理论，揭示了社会进步的三个阶段：古代神学的阶段，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以及18、19世纪之后的科学阶段。他说：“我将以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存在的条件，我将以解剖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组织，我也将以生物学的概念来分析社会运动的法则。”[70]他重视实证知识，注重观察事实，重视对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析研究，承认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他主张用实证主义原则建立社会学，用研究社会规律的社会学取代臆想的乌托邦，把医治社会疾病的希望寄托在工业社会自身秩序的内部机制上。
斯宾塞（Spencer，1820—1903）开创了用生物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先河，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类比，把社会看做有机体，认为社会及其过程同样服从生物学规律，故称“社会有机体论”。首先，他将社会的发展比拟为生物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从而形成社会进化论；其次，他将社会有机体比拟为单个的生命有机体，由此形成社会有机论。他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自然和人类社会都服从这个规律，早期的斯宾塞是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者，他把社会进化看做一个持续的、没有倒退的和不间断的过程，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始终。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制订了一些达到乌托邦的原则。他们被不可捉摸但气势磅礴的人类完善的理想所吸引，不仅进行乌托邦的思想实验，而且践行理想国家的现实实验。英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与早先预言科技进步的欧洲思想家不同，切实地生活和工作于工业社会，亲身体会到深刻的技术变革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化。他在《新社会观》（A New View of Society，1813）中设想了一个“理想国”的实验基地“新兰那克”（New Lanark）：这是一个工厂实验，其中有高效运转的大规模工厂制度，被辅之以愉快的工厂生活环境和舒适的家庭氛围。因为他敏锐意识到大批量工业化（mass industrialization）的某种缺陷，因而希望加以弥补。他在致力于提高机械水平的同时，主张对技术发展施以限制，改善产业工人及其家人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状况，从而构造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物质非常丰富、道德文化高尚的理想社会。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具有首要地位。马克思把包含劳动手段、劳动者的技能、工艺和方法三种主要内容的技术，“当做整个人类发展和社会文明的现实基础，是把它作为整个现实的社会矛盾的焦点，是现实人类社会存在的文化环境背景”[71]。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发现了劳动和技术异化的真相，技术对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奴役力量，但是他们相信技术如果被正当使用将是摧毁资本主义和解放无产阶级的重要力量，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积极利用现代的尤其是自动化技术，建设物质产品极其丰富、劳动成为必需、人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拥有通向世界的钥匙，人类正是通过技术才产生了自身，自然界才变成了历史，历史才演化为世界史。也正是技术架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桥梁。”[72]马克思从人类学的角度辩证地看待技术，坚信技术的异化将找到扬弃的路，技术高度发展及其为社会准备的强大工业基础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杠杆，伴随技术的历史进步，人类将实现自由和解放，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真正和解的社会。
自此，从近代莫尔的《乌托邦》开始世俗化的人文主义乌托邦构想，经由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培根的《新大西岛》等重视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转折性乌托邦，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带来的近代思想状态的进步变迁，思想和生活、时间和历史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进步观念风扬；现代科学高度发展和工业革命成就非凡，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打开了科学化社会和技术化文明的魅景；对乌托邦的永恒渴望最终无法抵制科技前景的诱惑，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在19世纪理直气壮地张扬，并且蛊惑着未来一个多世纪的人类世界，呈现出或妩媚或隐晦的形式和态势。
第三节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念品质
梯利曾经指出，近代思想文化生活的特征是，“坚定地相信人类理性的能力，对自然事物有浓厚的兴趣，强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重视和渴求知识，不是为其自身，而是为实用，为其实际价值：知识就是力量。从弗兰西斯·培根起，几乎一切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都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感兴趣，怀着热诚的乐观主义展望未来的时代在机械工艺、技术、医药及政治和社会改革上令人惊奇的成就”[73]。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拥抱和发扬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发展了近代实验科学和经验主义与数学—几何理性主义知识研究方法，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的社会应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工业革命的时代契机，种种因素相结合培育起无数人对丰裕富足的科学乌托邦渐趋明晰的理想愿景。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于16—17世纪，崛起于18—19世纪，是近代以来特定的历史、文化、时代和社会环境综合孕育的思维成果，具有特定的时代规定性，也具有独特的理念品质和积极功能。
一 现实问题的批判求解
任何理想社会的构造都不是凭空虚构的产物，相反地，它始终以现实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情境为参照物，旨在以某种方式或者路径批判性地解决社会和时代提出的历史问题。乌托邦是近代西方社会在抗拒旧传统、反对宗教专权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发展的历史产物，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地理大发现等特殊的历史环境孕育了近代世俗化的人间天堂梦想。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和社会理论，乌托邦高举不受教权规定的理性和独立思考精神，猛烈抨击现实，运用人类理性力量批判求解人类文明发展提出的问题。乌托邦，从宽泛意义来说，是近代西方对于困扰人类有史以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给出的时代解答；具体来说，则是试图应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一种较为实际的、世俗的、理性的社会方案。而乌托邦包含着人文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分野，二者应对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科学乌托邦主义的萌芽和崛起，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大力推进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实际变革物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它既是对近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解构，也是对当时尚未消退的宗教王权观念禁锢的反击，既是对有史以来各种社会理想和解救方案的批判继承，也是对同时代人文理性乌托邦道路的补充或竞争。总之，科学乌托邦主义不是思想家的自娱自乐，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客观的近代社会、历史、文化等特殊条件之上的文化产物，是针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解答，而且随着具体条件的细微变化相应调整和提升自己的形式与内涵。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鞭挞和控诉了16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导致的血腥暴力和人民群众的黑暗疾苦，批判解构了阶级严重分化、社会动乱、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进而提供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理想社会作为应对性的求解方案：产品丰富、用之不竭、人人可以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莫尔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尚未从神学束缚下解放，生产技术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手工业时期，因此莫尔没有能够想象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乌托邦还保留着自然经济的特征。从培根具有转折意义的《新大西岛》（1624）开始，科学发展微露曙光，资本主义新型社会的发展趋势渐渐明朗，但是，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和基督文化还在制约着资本主义新生力量，17世纪的乌托邦构想依然传承着物产丰富、秩序和谐的人类社会理想，但已不满足于通过理想主义的伦理制度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一个物质生产水平不高的社会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而是迫切需要一种积极、先进的物质力量现实地批判世界、改造世界。培根的科学乌托邦首次发现了科学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物质生产力的联结，使得此后的乌托邦想象充满了关于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具体设计。
物转星移，社会现实的变迁使得科学乌托邦的想象和理念内涵产生相应变化，因为科学乌托邦主义始终是从现实社会的情境和问题出发，变化自己的策略，推进自己的理论建构。工业革命爆发后，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社会制度的更替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巩固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深化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此时乌托邦构想日趋理性化，越来越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人们被现代科技的巨大生产力功能所震撼和激励，因此在乌托邦图景中展开具体的思想实验，建构实证科学主导的或者技术驱动的科学化未来，乐观地设定了科学乌托邦主义对物质丰裕、秩序合理与社会和谐的天堂允诺，希望科学化社会能够消除当时西方社会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工业革命从机器生产领域到交通、通信各个领域的拓展，使得科学乌托邦主义在形式上发生了从空间虚拟到时间具体化的转换。在形象层面上，文学家和科幻作家们强调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中交通通信、机械化、自动化、机器统治等感性具体领域的应用和主导。在理念层面上，思想家们深刻思索科技理性、科学与工业、科学精神促发人类文明嬗变、变革西方社会、引领文化脉向的可能性空间。
不管科学乌托邦主义在当代存在怎样的困惑，遭受怎样的质疑，但是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和崛起之时确实具有强劲的批判和解构作用，是积极面向社会现实的思想应对。科学乌托邦主义既是激进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武器，更是新型合理的和具有积极革命意义的社会理想；在理念上既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无情解构，更是对未来的积极建构。
二 社会理想的观念呈现
托马斯·莫尔杜撰的“乌托邦”一词既指“乌有之乡”或“不存在之地”，又指“好地方”，其完整含义是“美好但不存在之所”。因此，许多人直接把乌托邦与空想、虚幻等义视之。然而，从概念上说，“乌托邦”虽然“无处所”但非纯粹的“无”，是“乌有之乡”但非纯粹的“空想”，相反地，它在对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制度的否定、批判和超越之中，表征着一种理想的维度和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在当下的现实中尚不存在，却是人们期望在未来能够得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图景。另外，我们不可否认乌托邦确实只是一种思想实验，一场精神盛宴，乌托邦的极致设计和合理抽象一旦全盘放置到现实中，或者照搬到复杂的社会情境，就会暴露出其虚幻性和极端性，但是乌托邦的意义恰恰是在于它在现实与未来、当下与将在之间构架了一个他者时空和价值张力。
科学乌托邦，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思想实验，既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也是极致化的虚构。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基本内涵是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人类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乌托邦梦想。“科学乌托邦主义”之所以在近现代萌芽和崛起，实际上是借助文本虚构和思想实验的理论形式表达自身对社会理想与未来图景的积极建构，而且其理想愿景既包含“按照科学规律来设计和发展理想社会”之意，也包含“这种理想社会是关于科学的理想”之意。科学乌托邦主义所面对的社会制度背景是近代西方封建专制王权和神权统治，这是一种权威型的伦理统治，科学乌托邦主义则倡导一种理性统治原则，建立法理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实现行政管理官僚化和理性化，确保平等、自由、秩序、效率与和谐，从而提出了建设新型社会的理想；科学乌托邦主义积极倡导的世俗主义、工具理性、效率逻辑等主导文化理念则是对禁欲主义、人伦道德等传统文化进行的物质主义和现世主义[74]的辩证超越。较之于现代之前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精神生活的蒙昧主义和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科学乌托邦主义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和自然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与普遍合理性为前提，逻辑推演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科学与社会知识具有同样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合理性特征，由此允诺了一种合理的、尚未实现的理想社会状态，旨在摆脱培根“四假象”[75]的束缚，建构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和民主法治的政治取向相统一的未来理想社会。
无论是在近代早期培根的所罗门宫和工业革命时代的乌托邦小说、传奇游历故事、科幻文艺中，还是在哲学社会理论中，都涌动和激荡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社会理想。衣食无忧、生活安乐几乎是一切乌托邦愿景当中不可或缺的布景，但直到18世纪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大展宏图，提供了一种丰裕社会的前景，才使乌托邦计划逐渐走出空想，获得了有效性和现实性。怀特海在评述十八世纪的思想特征时，认为它与中世纪恰好背反，“中世纪的人经常想把‘无穷’理性化。18世纪的人则把现代的社会生活加以理性化，并把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筑在援引自然界事实的基础上。前一时期是信仰的时期，它的基础是理性。后一时期，人们从不打草惊蛇，这是一个把理性建筑在信仰上的时期”[76]。进步信念所向披靡，科技进步及其文明成就促进了人们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极乐世界的终极信仰，科技乌托邦似乎指日可待。而且19世纪还找到了发明和知识训练法，科技研究人员逐渐专业化，知识对社会一切部门专业化的力量清晰显露，抽象知识与技术进步的联系开始紧密起来，完美的理性科学成为知识的典范，促使人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人类生活和社会历史领域，将社会科学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人首先是崇拜和尊重自然；其次是理解和模拟自然；再次是改造自然，建造人工世界和人工秩序；最后人不仅要在人类社会中添加人工物，而且试图直接将人类社会科学化，不仅要为人类社会装备技术发明，更要发现人类社会的客观历史规律，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进行科学设计和规划，一种科学地组织、管理、运行的科技化社会不仅完全可行，而且即将到来。
科学乌托邦的文艺形象从简单生产应用—先进技术发展—工业社会畅想的构想升级，实际上伴随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理论内涵由简单到复杂、由物质技术到社会组织到精神理念、由社会低级需要到社会整体进步的逐步丰满、升华和崛起过程。形象和理念相互激励，共同反映出18—19世纪社会现实的发展演变对于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的塑造作用，而这种“乌托邦直接指代的是一种非实有的理想社会设计，内含的原则是以某种理想价值具体评判实有社会，而这种乌托邦原则总的又从属于涵盖更为广泛的理想主义精神原则”。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崛起彰显着这种至善完满的价值目标与价值理想，并且以未来、理想观照现实，超越性地展开对现实的批判反思，引导行为实践。
三 时代精神的反映前瞻
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状况凝结成特定的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times），即一定历史时期中能够体现时代特征、推动时代前进、昭示历史发展方向的某种革命精神。它涵括了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且一经凝练出来就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促进整个社会的快速进步。因为真正的时代精神必定要关注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最尖锐、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只有真正反映了特定时代精神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形态才能发挥先进的、革命性的力量。
《乌托邦》的诞生本来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发展状况综合作用的思想产物，提出了如何改革社会现实，探讨人类发展的现实命运和未来路径的时代课题。它像是一颗燎原的星火，点燃了汹涌澎湃的时代热情。“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从经济形态上说，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从人的存在形态上说，是人从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程，而从文化形态上说，则是从‘神学文化’转化为‘哲学—科学文化’的过程。”[77]这个历史过程所构成的时代精神的变革，是哲学社会科学使命的历史性转换最重要的生活基础。概括来说，从中世纪的“信仰时代”跃迁为近代的“理性时代”，是近代主导的时代精神。
科学乌托邦主义正好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它从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物质生产力、建构科技理性、培育科学文化、树立科学精神等多个层面展开自己的理想社会构想，并且前瞻性地引导时代前进的步伐。以“理性”为核心的近代时代精神，首先是一种以科学进步为基础的“科学精神”，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为理性时代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根据，并且指出了一条利用现代科学解释世界、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世界的现实路径。科学乌托邦主义不仅把创造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和装备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而且把制度理性化和文化精神科学化作为自己的高层次理想。因为科学乌托邦主义既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体现，也是时代精神的建构和重构，在其本源意义上，科学乌托邦主义意欲允诺的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人类憧憬已久的物质丰裕、秩序合理与社会和谐的人文理想，因此，自由与秩序、物质丰裕与心灵的安身立命、征服自然与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生活的整体追求，是一种理性和谐的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眼中，马克思提出的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形态的过渡必定能够实现，即从“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78]也正是因为科学乌托邦主义集中反映了近代西方的时代精神，所以才得以萌芽于16—17世纪，崛起于18—19世纪，涌动于19—20世纪，具有长久的思想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促动力。正如E.G.波林所言：“似乎重要的真知灼见等到时代精神准备接受它时，才能降临，否则它如果在时代精神前，来得过早，就将会为人所淡忘和抛弃，一直到了文化转过来准备给它欢迎时，它才能重现于世。”[79]
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是时代孕育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真正体现，因此，富有时代特征，代表了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下，科学乌托邦主义经历了萌芽、崛起和涌动的历程，启迪着人类精神，推动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也设定了人类文化几个世纪的乐观主义基调，并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竭尽全力地变换样式，对人类未来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1] Everett Mendelsohn， Helga Nowotny，Nineteen Eighty-Four：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27.关于五类理想社会的相关论述部分地参考了此文。
[2] [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5页。
[3] 孟泽：《中国四大宝典白话译注》，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4] Everett Mendelsohn， Helga Nowotny，Nineteen Eighty-Four：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27.
[5] [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绪论，第33页。
[6] 同上书，第50页。
[7] Howard P.Segal，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in American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58.
[8] [意]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页。
[9] [德]约翰·凡·安德里亚：《基督城》，黄宗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页。
[10] 同上书，第158页。
[11] 同上书，第67页。
[12] Paul A.Olson，The Kingdom of Science：Literary Utopianism and British Education，1612—1870，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p.195.
[13] Ibid.，p.41.
[14] Ibid.，p.63.
[15] Krishan Kumar，Utopia and Anti Utopia in Modern Times，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p.3.
[16] [意]E.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3页。
[17] 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燕南网站，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941。
[18] 赵宁：《乌托邦文学与〈圣经〉》，《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9] Roland Schaer，Gregory Claeys，and Lyman Tower Sargent，Utopia：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New York Public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9.
[20] Krishan Kumar，Utopianis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91，pp.28—29.
[21] [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绪论，第4页。
[22] Roland Schaer，Gregory Claeys，and Lyman Tower Sargent，Utopia：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New York Public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2.
[23] 王振林：《“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周辅成作的序。
[25] [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4页。
[26] Paul Smethurst，Society in the Future： Utopia and Dystopia，2000.http：//www.hku. hk/english/courses2000/2037/utopia.htm.
[27] Roland Schaer，Gregory Claeys，and Lyman Tower Sargent，Utopia：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New York Public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
[28] 周晓亮：《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中的伦理思想》，《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3期。
[29] Everett Mendelsohn，Helga Nowotny，Nineteen Eighty-Four：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149.
[30] Paul A.Olson，The Kingdom of Science：Literary Utopianism and British Education，1612—1870，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2，pp.5，10—11.
[31] [美]詹姆斯·冈恩、郭建中主编：《科幻之路》第一卷，《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32] [美]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5页。
[33] 李侠：《简评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2期。
[34] 张桂琳：《理性的效用与限度——自由主义哲学根基探讨》，博士毕业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04年。
[35] 赵建军：《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36]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2页。
[37] 赵建军：《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38] 刘放桐：《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39] 刘放桐：《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40]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2003年6月5日。人民网（www.people.com.cn）学者专栏。
[41] [美]古斯塔夫·缪勒：《文学的哲学》，孙宜学、郭洪涛译，广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42] [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8页。
[43] Everett Mendelsohn， Helga Nowotny，Nineteen Eighty-Four： 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84.
[44]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1页。
[45] Grolier Academic Encyclopedia，Vol.19.Grolier International，1983，p.497.
[46] [美]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7] Everett Mendelsohn，Helga Nowotny，Nineteen Eighty-Four：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77.
[48] Ibid.，p.75.
[49] Ibid.，p.77.
[50] [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51]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2页。
[52]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
[53] 陈赟：《科学主义与现代世界观的起源》，《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6期。
[54] [美]A.斯特恩：《历史哲学：起源与目的》，《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
[55] 关于时间的相关论述参见邹诗鹏《历史意识的迷津：后现代历史观批判》，《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56] 刘森林、宋洁人：《“历史”观念：从理性到实践》，《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57] [比]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58] [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59] 同上书，第46页。
[60]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63]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64] [美]西里尔·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65] 段伟文：《被捆绑的时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66] 刘放桐：《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67] [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绪论，第2页。
[68] Howard P.Segal，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in American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61.
[69]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70] [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71]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72] 同上书，第326页。
[73]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1—282页。
[74] 简言之，现世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强化版，即更加追求眼前的、短期的、不择手段的利益，越发的忘记了精神的皈依和心灵的抚慰。
[75] 培根的著名论点：人生下来就存在四种“假象”：一是种族假象，是由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谬误看法；二是洞穴假象，是个人的主观片面看法；三是市场假象，是由语言滥用而引起的；四是剧场假象，因迷信权威而产生。
[76] [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77] 孙正聿：《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面向新千年的马克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7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79] 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