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面对人类生存、发展与改革的历史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给出了不同的求解方案。乌托邦是在批判和否定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对人类完美社会的理想规划和理性设计，也是近代西方应对人类生存、发展与改革问题的一种创造性解答。自近代科学独立发展以来，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紧紧地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中虚构出形色各异的科学乌托邦，在理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科学乌托邦主义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还是一种社会理想，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内涵是多层次的；在浸染人类思想文化长达几个世纪的历程中，其涌动流变与其被批判解构如影随形。批判地审视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过程，目的正是为了超越性地解决当代社会中科学与社会的种种矛盾问题。
一 概念解析
本书以“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为理论研究对象，涉及几个重要的概念，需先予以界定，它们是：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科学乌托邦与科学乌托邦主义、科学敌托邦与科学敌托邦主义。
（一）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
从词源上说，“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出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拉丁文版著作《乌托邦》（1516），该词是由希腊文“outopia”和“eutopia”合成的双关语，前者由“没有”、“无”（ou）和“地方”、“处所”（topos）两字组成，意指“乌有之乡”（nowhere）或“不存在之地”（non-place），后者则指“好地方”，因此，乌托邦的完整含义是“美好但不存在之所”，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莫尔对照和讽刺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现实，抨击私有制乃社会罪恶的渊薮，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前所未有的甚至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社会，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没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异，提出了一系列诸如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助人为乐、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和原则。莫尔由此真正创立了乌托邦文学这一叙事文体，奠定了现代乌托邦小说的范式。
从概念上说，“乌托邦”虽然“无处所”但非纯粹的“无”，是“乌有之乡”但非纯粹的“空想”；相反地，它在对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制度的否定、批判和超越之中，表征着一种理想的维度和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在当下的现实中尚不存在，但却是人们期望在未来能够得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图景。另外，我们不可否认乌托邦确实只是一种思想实验，一场精神盛宴，乌托邦的极致设计和合理抽象一旦全盘放置到现实当中，或者照搬至复杂的社会情境来运营，就暴露出其虚幻性和极端性。
如果说“乌托邦”（Utopia）侧重于文学叙事，那么“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则指乌托邦思想或者乌托邦理论，《新哲学词典》界定它为“关于不仅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且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的信念”[1]，《英语美国遗产词典》将它定义为“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和不切实际的社会理论的理想或原则”[2]。
（二）科学乌托邦与科学乌托邦主义
科学乌托邦（Scientific Utopia）取用了乌托邦以上两层含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思想实验，既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也是极致化的虚构。科学乌托邦主义（Scientific Utopianism），由“科学”与“乌托邦主义”两个词联结而成，既包含“scientific utopia”——“按照科学规律和科技理性来设计和发展理想社会”之义，也包含“the utopia of science”——“这种理想社会是关于科学的理想”之义。简单来说，科学乌托邦主义这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理想，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它坚信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在塑造乌托邦理想愿景中具有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解放、社会繁荣与人生幸福皆是其本然之义。
此处需要对“科学”（science）概念进行简单厘定。首先，这里的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简称，与人文科学相对。其次，自然科学源古流长，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如科学在古希腊即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本书中的科学主要指实验科学和实证科学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最后，此处科学是一个大科学概念，不仅指代表现为知识和理论形态的“科学”及其应用，还涵括了技术概念，包括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科学与技术原非同源，在西方知识传统中，科学扎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学者传统，技术则来自于经验主义的工匠传统，从相对独立的旨趣来看，科学主要是认识世界，技术则要改造世界，科学求真，技术务实。但是，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当代联结愈益紧密，反映了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时代征象。自19世纪至今的200多年里，很多人预测科技乌托邦即将到来，相信科学技术将会把人类从劳动、疾病、痛苦甚至死亡中解脱出来。而“科技的胜利”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科学——能够实现对自然的完美理解，技术——能够实现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以科学乌托邦主义为题涵括性更强，包括了科学和技术的双重内涵。
对科学乌托邦主义概念的理解可以很宽泛，也可以很狭窄，可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广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泛指历史上一切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应用秉持赞同和欣赏态度的乌托邦思想，其文艺形象在古希腊罗马的史诗、各种游历探险小说、15世纪和16世纪的乌托邦文学中早有表现，一直延续至今。狭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则指把科技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把科技进步等同于乌托邦本身、把社会问题归约为技术问题的观念形态，在19世纪末21世纪初达到巅峰状态。本书从中层意义上理解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意指以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根本依托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设计，强调科学技术和科技理性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主张用科学原理和技术规则管理和组织社会运行，相信科技进步将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这种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必须以近代科学的萌芽、产生和逐渐成熟为基本前提，并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变换自身的具体形态和内涵。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于16—17世纪，崛起于18—19世纪，涌动于19—20世纪，并在20世纪至今遭受多领域、多角度的批判和质疑。当代世界虽然意识到现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但现实中默默践行科学乌托邦主义思想的人与事依然比比皆是，因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始终相信：现代科技虽然具有缺陷和副作用，但是其未来发展将很快和最终消除一切现存的技术和社会问题。因此，解读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过程，无论是对科技进步还是社会发展而言都将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三）科学敌托邦与科学敌托邦主义
敌托邦（Dystopia），是研究科学乌托邦主义不可规避的一个问题。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这一术语由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杜撰，意指一个比我们现在更为糟糕的想象世界，在那里，任何事物都坏得不能再坏。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1818年杜撰了“想象中之暴政国”（Cacotopia）一词，指一个邪恶的糟糕之地，穆勒在1868年众议会的一次演讲中创造了“Dystopia”一词以讽刺他的对手：“称他们是乌托邦者可能都太过赞誉了，应该称他们为敌托邦者，或者暴政国者。一般来说被叫做乌托邦的事物是太美好以致无法实现；但他们所支持的事物则是太糟糕以致无法实现。”[3]“Dystopia”表达与“Cacotopia”相同的意思，但后来比后者更为流行通广，都是乌托邦（Utopia）的反义词。该词的现代用法第一次出现在1952年Glenn Negley 和J. Max Patrick在“The Quest for Utopia” 论集中的“导言”。[4]因此，顾名思义，科学敌托邦（Scientific Dystopia）是科学乌托邦的对立面。科学乌托邦对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的前景预设了乐观的乌托邦构想，科学敌托邦则颠覆性地对科技发展和人类未来进行了悲观透视，描绘了科技化未来地狱般的可怖魇景。科学敌托邦主义（Scientific Dystopianism）就是这样一种乌托邦思想和社会理论，它相信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及其社会控制将制造人与社会的全面异化、自由丧失、社会专制等可悲境遇，冷静指出科学乌托邦试图建构人间天堂的努力将使人类沦落无间地狱的趋向。
二 研究背景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说：“提出问题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开端和归宿。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历史。”[5]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Sir William Dampier，1867—1952）曾在代表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指出19世纪是真正的科学时代，那么20世纪和21世纪更是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科学技术不仅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晋升为变革和塑造人类社会的最重要力量。科学能够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吗？这是人们一直希望但始终没有实现的愿望。不过，“科学乌托邦”作为一种人类梦想、“科学乌托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或原则，在人类思想史中很早就显露了迹象。
第一，希腊神话“代达罗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能工巧匠代达罗斯（Daedalus）用蜡和羽毛制作飞翔的翅膀，和他儿子伊卡洛斯（Icarus）乘着翅膀飞离克里特岛，结果伊卡洛斯因为飞得太高靠近太阳而被融化，随后落入海中身亡。这个故事暗示着利用科学和技艺实现某种理想的可能，也提出了科学和技艺的使用具有双面作用的问题。其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统治理想也隐晦地提出了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的关系问题。此为论题的引子。
第二，自近代以降，科学和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变革，也因此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了深刻且难以捉摸的影响，文艺创作方面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主题。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新大西岛》、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的《回顾》、H.G.威尔斯（Herert George Wells，1866—1946）的《现代乌托邦》，再到现今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Mitchell）的《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中译本，2005年），这些科学乌托邦描绘了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丰裕、秩序合理的人间天堂或理想愿景。与此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激发了许多科学的敌托邦想象，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到20世纪著名的敌托邦三部曲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一九八四》、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和叶·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 1884—1937）的《我们》，一直到近年的《终结者》系列（The Terminator，1984/1991/2003/2009）、《黑客帝国》三部曲（The Matrix，1999/2003）、《生化危机》系列（Resident Evil，2002/2004/2007/2010）、《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2004）、《逃出克隆岛》（The Island，2005）、《2012》（2012，2009）等科幻大片，这些科学敌托邦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双刃剑”效应，描绘出完全科技化的社会将是怎样一幅骇人景象。我们发现，科学与未来的关系不仅呈现出乌托邦式的喜人景象，同时也暴露出敌托邦式的狰狞面目。
第三，在古代，实证意义的科学尚未诞生，关于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关系可以说仅仅是猜测性的想象和一厢情愿的憧憬；在近代，科学和技术已经开始用实际力量改造社会，牵引着人类走向乌托邦或敌托邦的未来；然而，在当代，科学乌托邦主义与科学敌托邦主义已经成为关于科技文明将带来怎样命运的争论焦点。从未来学的乐观派与悲观派之争，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反思到J.埃吕尔、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社会反思和技术文化批判，从胡塞尔和伊德的现象学思考到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科学的乌托邦方向和敌托邦方向已经成为解释科技现象、考察科技文明的两条主导思路。
第四，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现代科技加速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大力发展现代科技作为解决贫困、改善环境、消除社会疾患的万能良方，然而科学技术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在令人生疑，20世纪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肇引的种种社会问题促使我们提出下列疑问：科学将带来怎样的未来，乌托邦还是敌托邦？未来是科学和技术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吗？如果是，我们是否只能在乌托邦与敌托邦之间进行两难抉择？如果不是，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影响人类社会及其未来航向，以及我们应当如何让人类社会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权衡博弈中平安和谐行进？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人类带来乌托邦前景，我们该如何扭转我们的行动和实践？这些都是关涉全人类命运的现实问题。中国是一个迫切需要发展、渴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热切希望现代科技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批判地审视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可能性和缺陷对于我国制定国家发展策略、实施战略转移、修订未来发展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从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乌托邦研究热潮，科学乌托邦问题也由此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阈，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学术界研讨的热点。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见对于科学乌托邦问题的研究角度很宽泛，包括了乌托邦研究、科幻文艺、生态哲学、科技哲学等多种研究视角。
20世纪60年代，内尔·欧里奇（Nell Eurich）在其著作Science in Utopia：A Mighty Design（《乌托邦中的科学：神工巧匠》，1967）中，对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进行了概括研究。美国学者艾伦·G.狄博斯（Allen G. Debus）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有两个中译本，分别出版于1988年和2000年）中把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列为科学乌托邦，描述了17世纪乌托邦者对于科学研究与科研机构的设想。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英文版1990，中译本1999）中讨论了17世纪的培根及其他哲学家的机械主义乌托邦，思考了科学发展与机械世界观的后继影响。这些论述的局限是停留在17世纪的思想表现，也就是近代早期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阶段，对于其后的思想进展缺少进一步探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对科学乌托邦主义展开正式研讨，1982年8月10—11日在南非祖鲁兰大学召开了“技术与乌托邦”学术研讨会，并于198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Technology and Utopia（《技术与乌托邦》，1983），会议讨论了媒体、技术、工业、医学、心理学等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乌托邦、敌托邦的关系问题及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问题，关注技术与乌托邦思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价值。另外，198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Nineteen Eighty-four： 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1984：乌托邦与敌托邦之间的科学》，1984）从历史、社会主义、实践和模式等角度对科学与乌托邦的关系进行了若干理论探讨。这两本学术论文集是目前关于科学乌托邦主义最为全面集中的研究，但非纯粹的哲学研究，前者侧重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乌托邦的关系，后者除了关注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乌托邦的联系以外，很大篇幅是从政治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来讨论科学与乌托邦的关系问题。
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讨论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敌托邦关系的论著。美国学者Howard P.Segal在专著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in American Culture（《美国文化中的技术乌托邦主义》，1985）中梳理了1883—1933年这50年间25个作家在其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技术乌托邦预言，进而分析美国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产生、发展与表现，但是，可以说这只能属于科学乌托邦思想的国别断代史研究，对于科学乌托邦思想是如何在近代西方以来的几个世纪滋生、发展及其表现则论述较少。Tom Moylan（1943— ）撰写的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几片一尘无染的天空：科幻小说、乌托邦与敌托邦》，2000）主要考察科幻小说中乌托邦向敌托邦的转向和运演，属于文艺学研究的范畴，在理论提升和哲学抽象上尚有不足。
当代西方学者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 ）在其著作《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1995，中译本2003）、《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1991）和《转化技术》（Transforming Technology，2002，前书第二版，但是2005年的中译本沿用了前书名称《技术批判理论》）中探讨了合理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主要分析了敌托邦问题。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从科学启蒙传统、技术的文化情境、人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角度着手，阐述了对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看法。当代著名的乌托邦学者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在The Principle of Hope（《希望原理》，1986）中梳理了技术乌托邦的奇迹和希望图景。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1991年美国科学奖章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Weinberg）在《五个半乌托邦》（2000）一文中分析了自由市场乌托邦、精英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绿色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和资本主义乌托邦，指出了未来世纪有可能出现的若干貌似乌托邦的这些思想，以及潜伏在每种思想背后的危险。这些论述是科学乌托邦主义研究的最新表述，既有乌托邦研究视角，也有科技哲学视角，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还需要进行总体的评价和系统的综合。
对于科学乌托邦主义问题的理论研究，国内还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和论述，目前仅有若干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观点的翻译和介绍，如上述著作的中译本和零星的文章介绍。综合以上国内外研究现状，可见目前已有的科学乌托邦相关研究有的侧重某个时期，有的侧重某个国家，有的侧重科幻小说文艺的思想逻辑，有的侧重技术层面，有的偶有涉论、论述简单。本书立足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角度，应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各个视角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科学乌托邦的文艺形象，系统地梳理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的萌芽、产生过程，考察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的建构、涌动、发展、颠覆和解构历程，分析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多层次内涵。在时间跨度上历经近代到当代，在内容上不仅分析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本身，而且批判考察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
三 本书思路与构架
从亘古到当代，人类始终面对着生存、发展与改革的大问题，不同时代具体面对的问题和方面又迥然相异。因此，人类在历史实践当中图谋改革与发展，在精神理念的耕耘当中开展观念建构、解构、重构的螺旋式发展进程，即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与文化观念的双重批判和解构，另一方面是对物质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理想的建构、超越和重构。社会现实发展状况的不足激励着超越性社会理想的孕育，社会理想一旦形成，便发挥巨大的力量引导和鞭笞社会现实的改造和完善，而不断发展和变革的社会现实又对曾经作为批判武器和先进力量的社会理想作出否定和扬弃。这是人类历史持之以恒的观念和现实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
在生产力落后和理性思维尚未充分成长的古代世界，维持种族生存延续是首要的问题，因此，“黄金时代”和“无忧福地”的神话，既是对苦难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也是人生与社会理想的建构与展望。在血缘宗族和宗教社会，伦理和宗教是维系和规约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人生与社会理想也同样充满伦理—宗教色彩。在近代西方，科学是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综合孕育的产物，但是并非一经产生就具备引领社会变迁的变革力量。科学乌托邦主义是近代西方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条件综合孕育的观念产物，是近代科技进步、思想文化启蒙、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等历史文化资源共同浇灌的人类社会理想，是面对人类生存、发展与改革的大问题提交的一种可以尝试的求解方式。它以近代科学的萌芽、产生和逐渐成熟为基本前提，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产生形式与内涵的运演流变。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于16—17世纪，崛起于18—19世纪，涌动于19—20世纪，并从20世纪至今遭受多领域、多角度的批判和质疑。
本书从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学、思想史研究、科技哲学、乌托邦研究和科幻文艺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考察科学乌托邦主义崛起、涌动、困惑和超越的四段历程，挖掘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审视其缺失与症结，试图破除科学乌托邦主义的迷梦，清醒地审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求一种较为合理的综合解。历史地看待一种思想或者观念的逻辑发展，是本书力图贯行的基本思维方法。主题词“建构”与“解构”都是动词而非名词，也即，从时间上说，无论是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和理想的建构还是解构，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建构与解构都是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同时，对科学乌托邦主义的解构不是等待建构完成后才开始的，而是部分地交叉重叠同时进行。从内容上看，对于理想社会的建构与人类生活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始终带着特殊的时代规定性。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的生成同样具有自身的时代规定性，随着历史变迁，其内涵、形式及合理性将会发生相应改变。本书尝试着去挖掘和展现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论内涵在批判武器、社会理想、变革动力和解构对象四个层次上的重心移变，挖掘其历史合理性，剖析其问题和缺失。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理论，科学乌托邦主义既是对当下的批判和解构，更是对当下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建构。科学乌托邦主义是人类历史实践的理论批判武器，但是社会现实也对这个批判武器本身展开物质批判，从而使之变成被批判和解构的对象。科学和技术深刻全面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面貌和文明前景，科学乌托邦主义因此得以多层次、多向度地绽放理想之花；但是，科学乌托邦主义多向建构之程恰好正是科学乌托邦主义多维解构之旅，人类生存、发展与改革仍然是科学乌托邦主义必须求解的最终问题，科学乌托邦主义展示了一种可以尝试的求解方式，但事实证明它不是唯一的和最合理的终极解。任何历史时代都存在理想社会的构想，也需要批判的、前瞻的和超越性的理想维度，但是曾经具有历史合理性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已经不适应现代科学与社会现实的发展状况，已不足以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它的要害就在于理所当然地如是视之。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破除科学乌托邦主义的这个迷梦，超越科学乌托邦主义与科学敌托邦主义的二元对立，清醒地审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寻求一种整体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历史存在无数可能性，也存在无数可选择性，但是历史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因为历史从来是一种单向道，不存在错而重返的机会和可能，因此，把某种思想、某种理念视为唯一正确、合理的，并且一以贯之、执迷不悟，那么，即使它是当时各种可能选项中最为合理正确的，这种行为也是极端的，因而错误的，我们需要化解“观念的暴虐”，在各种观念、理想的平等理性对话当中尽可能减少损失，走一条理智的、开明的和宽容的“中道”。
本书的主体共包括以下四章。
第一章，“科学乌托邦主义：形象与理念”。主要结合科学乌托邦文艺形象的变迁，关注近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考察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孕育、生成和崛起过程，展示其理念品质。首先，透视人类理想社会从安乐乡、闲适乡、完美的道德共和国、千禧年到乌托邦的类型变迁，分析乌托邦在近代生长的时代成因和理论规定性。其次，梳理科学乌托邦文艺形象从简单生产应用—先进技术发展—工业社会畅想的构想升级，解析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念内涵由简单到复杂，从物质技术到社会组织到精神理念，由社会低级需要到社会整体进步的丰满、升华和崛起过程。从而揭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功能和角色，即科学乌托邦主义既是针对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的激进批判武器，更是面向未来和希望的新型、合理的社会理想；在理念上既是对现在和实然的无情解构，更是对未来和应然的积极建构。
第二章，“科学乌托邦主义之多向建构”。从科学乌托邦—技术乌托邦、生产乌托邦—消费乌托邦、技术统治运动—唯科学主义等不同角度区分科学乌托邦主义演进的多向路径以及形成的不同科学乌托邦样态，揭示其从理念和现实双重维度对人类现状实施批判、解构、变革和重构的立体图景，并进一步概括其中的内在规律和启示。首先，科学技术的自身进化、科学技术的社会角色更替、科学技术与社会不同层次的结合，促成了多方向、多形式的科学乌托邦构想。其次，科学乌托邦主义既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积极功能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现实行动力量，也面临着幻灭的危险，必须为自身存在寻找合理性证明。最后，科学乌托邦主义从不同路向展开的理想建构过程，说明每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现实与观念建构不断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第三章，“科学乌托邦主义之多维解构”。考察了浪漫主义、科学敌托邦主义、反科学乌托邦等乌托邦研究和现代科技的社会批判、文明和文化反思等多维视角对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多维批判和多向度解构，从而揭示科学乌托邦主义在时代演进过程中角色转换的实质。科学乌托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思潮延续了几个世纪，对人类社会的观念和现实发挥巨大的变革作用。但是，一方面，科学乌托邦主义始终没有在人类历史中完全如期兑现，反而暴露出其缺失和局限；另一方面，其历史合理性和批判前瞻性不是永恒的，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科学乌托邦主义自身的蜕变，使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逐渐弱化和丧失了先进的批判武器、前瞻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变革动力这些原初的积极内涵，渐趋保守，从具有批判性、前瞻性、超越性的社会理想转变成保守性、利益维护性的意识形态，从革命性的激进社会先导力量退化成渐趋保守改良的技术应对。最终，曾经批判和解构不合理的社会观念和现实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反身成为乌托邦研究和科技社会批判等视阈所批判和解构的对象。
第四章，“科学乌托邦主义之辨析与超越”。首先揭示科学、技术、人与乌托邦之间的内在联系，界定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概念与内涵，探讨了作为特定时代产物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的价值合理性；其次，冷静地分析科学乌托邦主义在社会改善论、乌托邦的技术可能性与伦理有限性的悖论、科技决定论等方面遭遇的理论困窘；最后，随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积极性、激进性和革命性逐渐丧失在渐进改良的“温床”之中，指出我们必须超越科学乌托邦主义与科学敌托邦主义的二元对立，寻求一种整体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既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又不能完全依赖科学技术谋求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之道。掘取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意蕴，发现其历史规定性与价值合理性，同时正视其缺失和症结，这是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乌托邦主义是一个历史孕育的文化产物，其时代局限性决定了它曾经具有不容置疑的积极性、合理性和前瞻性，同样决定了它现今的时代落后性，迫切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指向指导当今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谋求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
面对太空船地球的现状，远视其未来，我们已经不敢夸言“滔滔巨浪，千古不尽”。历史的江流是平坦流畅还是暗流激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不能因为未来尚未到临，就将责任一推了之。我们阅读文明的过去以解释现时，对历史经验的回忆是否会制约我们的未来，或者，把人类历史放在一个很不习惯的“展望”位置上是否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未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曾说：“在涉及一个范围较广的人类集团时，无论人们付出多少努力，不惜做多数次尝试，抱着多么善良的愿望，又无论进行什么改革乃至革命，未来像是在江河中随波逐流的一只独木船。”[6]但是我们坚信，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看法都将改变人类自身的未来命运。有古之鉴，有前瞻之绸缪，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把握现在，我们有责任去选择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究竟是美景还是险滩。
[1] [英]安东尼·弗卢：《新哲学词典》，黄颂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
[2]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urth Edition”，2000.http：//www.bartleby.com/61/20/U0162000.html.
[3] Krishan Kumar，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Basil Blackwell，1987，p.447.
[4] Roland Schaer， Gregory Claeys and Lyman Tower Sargent，Utopia ： The Search for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Western World，New York：New York Public Libr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5.
[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