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中国人,我为中国和平崛起自豪
在讨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有的朋友问我,“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个概念是不是你提出的?对此,我从不讳言。因为这是事实,讳言事实没有任何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本来就是一个基于时代大变动而来的客观的事实,我只是强调指出了这个事实。不仅如此,我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籍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记得听我父亲讲,当1900年他们在远离北京的家乡,听到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时,乡里的父老都抱头痛哭啊!国耻的痛切之情,深深埋在广大的中国人心中。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中国的崛起,矢志不渝追求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为此从鸦片战争以后奋斗了109年,经历了多少代人的艰难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尔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发展起来。这样的梦想,这样的追求,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而且是在“和平”的道路上即不是通过“战争”走向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历史性巨变啊!
特别是,我亲身经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亲耳聆听过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知灼见。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而固守陈旧思维,我们就有可能又一次错过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同“和平崛起”失之交臂。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距今已经30多年了。历史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改变了中国,邓小平的论断没有过时。而对于我来说,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断,正是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前提。
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研究中国是怎样实现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和历史性进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重视邓小平带领我们创造的中国经验并从中概括和提炼中国理论,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说,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提出研究“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这条道路的由来、条件和面临的挑战,正是我们一项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回顾历史,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的政治崛起,并从而为中国尔后一切进步打开了大门。而中国和平崛起这样的历史性新“超越”,则主要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实践,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和前提。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都得益于这个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重大步骤是中国在改革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加入WTO之后的前10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年均10.6%持续高增长,国民经济总量也因此迅速扩大。于是当年占领中国首都北京的“八国联军”即8个工业化国家,除了美国和早已不存在的奥匈帝国,以及早已超越的俄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超越。2000至2002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了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成为世界第五;2006年又成功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对德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三;接着是2010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又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曾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这部中国“超越史”,就是中国和平崛起史。正是依据这个重大事实,形成了我的一个基本提法:“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中国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部历史进程丰富内涵的一个集中概括。
行进在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并由此获益的中国人,格外感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他,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在拨乱反正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是他,作出了时代主题由“战争和革命”向“和平和发展”转变的重大判断;是他,指出了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极好机遇;是他,把对外开放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打开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国门;是他,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中国同世界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平交往以及多边外交的总格局;是他,提出处理国际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而要找到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他,强调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能够打开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就在于有邓小平理论开启的,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