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和交通运输先行

三年来，国家恢复发展经济，同时以有限的资金进行建设，有一个以农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特别是铁路部门为重点，逐步向工业首先是重工业的转换过程;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顺序，则有一个经济—国防—经济的转换过程。这是与抗美援朝战争密切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工业化的率先启动部门，当属农业部门和铁路交通部门;在地区上，则是东北几省。

一　恢复发展农业的紧迫意义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949年，农业生产水平较历史最高的战前下降了1/4左右，老解放区经过几年恢复仍比那时低15％左右。缺吃少穿成为严重问题。国家外汇储备仅几千万美元，还要拿出一部分进口粮食和棉花来弥补。当时的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公粮。农业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同年12月8日，农业部召开农业生产会议，要求1950年增产粮食100.8亿斤、皮棉477万担。燃料工业部和重工业部也先后召开专业会议，安排煤炭、钢铁、化工、电力和机械等生产资料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问题，其中，特别将新建太原硫酸铵(化肥)厂列入计划。在战争仍在进行的同时，着手了水患的治理。

1950年，在平抑物价，制止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上，3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结束了此前各解放区财经工作各搞一套的做法，开始建立起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并试编出《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以下简称《概要》)。《概要》安排经济建设投资总额为154.6亿斤米(另有4亿斤米农贷)。其中，东北地区投资79.9亿斤米，占51.7％;关内投资74.7亿斤米，占48.3％。东北地区投资中:铁路投资占19.7％;重工业和水利分别占12％与10.3％。关内投资又划分为中央投资与地方投资两部分。其中，中央投资占57％。

《概要》执行结果，生产计划部分除钢、钢材和机制纸以外，都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粮食增产330亿斤，超过计划两倍多。棉花增产496万担，超过计划11％。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安排15亿元，完成10.4亿元，完成计划的2/3多一点。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事先竟然没有设计和施工计划。财政收入超额完成计划，赤字2.9亿元，为收入的4.4％，好于上年。金融、物价趋向稳定，银行存款由上年的1亿元增至19亿元。旧中国物价飞腾的局面得到初步扭转。

二　国防开支被重新置于首位

1951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加了新的变数。1950年入冬，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就是中国被迫接受美国帝国主义者强加的一场抗美援朝战争。原定的经济恢复与发展计划必须重新调整，重新把国防开支置于首位。按照国防第一、维持市场第二、带投资性的支出第三的排序重新部署。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按照新情况制定的1951年度财政总概算，预计财政收入62亿元，其中各项税收43.8亿元、国营企业收入10.5亿元、其他收入7.8亿元。总支出69.5亿元。其中，国防费33.4亿元，经济建设费11.8亿元，其他支出16.2亿元，赤字7.3亿元。经济建设支出除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以及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尽量满足外，其他都予以削减。

中央财经计划局据此精神，试编出1951年国民经济计划要点。确定1951年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前提下，进行恢复与调整及必要的重点新建。而恢复、调整、新建的重点，应当是铁道、水利与重工业。1951年计划主要指标是:国营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总值为31.7亿元，比1950年增长23％。其中，生产资料增长34％，生活资料增长9％。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为:发电量38.8亿度、原煤2925万吨、生铁116万吨、钢材59.9万吨、棉布2375万匹，分别比上年增长22％、11％、36％、46％、1％;棉纱107万吨，因原料不足仅为上年的93％。主要农产品产量指标为:粮食2642亿斤，比上年增加8.36％;棉花2017万担，比上年增加48.3％。基本建设投资为14.8亿元，其中，铁路运输占25.5％，重工业占17.5％，水利占16.5％。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仍为东北。

这一年，为稳定市场，政府于1月4日采取了一项重要举措，实行棉纱统购。中财委发布的《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指出，“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要保持市场稳定，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1951年纱布的供应将是紧张的。尽管1950年秋季全国纱锭开动数已达92％，纱布产量已接近战前较高水平，但因社会经济情况开始好转，纱布消费量大为增加，各城市消费量皆超过预定计划。为此，中财委决定对棉纱采取统购的办法，把纱布集中起来，再适当分配。”

纱布的销售市场，主要是购买力有所提高的农村。国家通过纱布等工业品下乡，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和棉花等轻纺工业原料，同时又刺激他们增产粮食和棉花等轻纺工业原料的积极性。之后，3月6日，国家还调高了棉粮比价，鼓励植棉积极性。为提高农业产量，在抓紧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展开第二步的制度创新——农村互助合作运动。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12月15日颁发试行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与此同时，以防止水旱灾害为中心的水利建设，被列为1951年国家经济建设投资的重点，全年投资21.2亿斤小米，主要用于治理淮河水系及华北地区的永定河、潮白河、大清河，以减轻这些地区严重的洪水威胁。

1951年，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计划执行情况超出预期。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84亿元，比上年增长19％。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64亿元，比上年增长38.2％;农业总产值420亿元，比上年增长9.4％。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为:生铁145万吨、钢90万吨、原煤5300万吨、发电量57亿度、棉纱268万件、棉布30.6亿米、粮食2874亿斤、棉花2062万担。除原煤外，主要工农业产品都已经接近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与试编的1951年计划比较，都超额完成。其中，棉纱原估计原料不足，产量将低于1950年，棉布只能比1950年增加1％。由于棉花增产较多，实际上棉纱和棉布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1.2％与21.4％。

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8.8亿元，比计划增加27％。一些重要建设工程，如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胜利完工;新建铁路742.6公里。

同上年相比，财政总收入为133.1亿元，增加1倍多;财政支出为122.5亿元，除满足抗美援朝所需费用以外，经济建设费用也比计划增加，收支相抵结余10.6亿元，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财政首次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可喜局面。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购销两旺。据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六大城市32种主要商品批发价格的统计，全年上涨约13.8％，基本上实现了稳定市场的要求。

三　经济建设的归位

1952年，是三年准备的最后一年。根据毛泽东关于财经工作要转向抓经济的指示，确定财经工作重点是不放松财政，逐渐转向抓经济，即转向工业、农业和贸易;在不放松收入的前提下，逐渐转向支出。毛泽东的转向抓经济的指示，其实质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同他历来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思想一脉相承。当年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转变为建设第一、军事第二、行政第三的排序。预算收入和支出均为158.8亿元，与1951年实际比较，收入增加41.7％，支出增加55.5％，收支平衡。在预算收入中，城市税收占44.3％，国营企业收入占23.3％，农业税占12.3％。在预算支出中，国家建设费占49.3％，国防费占27.9％，行政管理费占14.3％，经济建设支出首次超过国防支出提升至第一位。

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为:主要工业产品总产值预计达到74亿元，届时将超过历史最高年份27.9％。同上年相比，产量指标为:钢106.6万吨，增长29％;铁152.4万吨，增长31.1％;煤5896万吨，增长31％;发电量71.4亿度，增长26.5％;棉纱333.4万件，增长31％;棉布4743万匹，增长37％。计划进口钢材55万吨、石油74万吨、化肥20万吨。

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字为20.5亿元(不包括自筹)，比1951年预计17.6亿元增加16％。投资重点第一是重工业(包括燃料工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水利。重工业投资为6.3亿元，其中:钢铁工业占16％，用于鞍钢恢复薄板厂、第一第二炼钢厂，改造一初轧，建设大型压延和无缝钢管厂以及太原钢铁厂的恢复工程等项目。

1952年计划执行结果，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并超过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上年增长15％;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解放前最高的1936年增长22.3％。1949年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30％，1952年占41.5％，比重大幅上升11.5个百分点。

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3278亿斤、棉花2607万担、烤烟433万担、花生4632万担、油菜籽1864万担、大牲畜7617万头，分别相当于1949年的144％、293％、516％、182％、127％和127％。除油料作物外，都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原煤6649万吨、发电量73亿度、钢135万吨、棉纱362万件，分别相当于原定控制数字的112.8％、102.2％、127％、108％;棉布38.3亿米，未完成计划。与解放前最高水平比较，分别超过7.4％、21.8％、46.2％、47.8％和37.3％。轻、重工业比重1949年为73.6∶26.4，1952年改变为64.5∶35.5，重工业上升9.1个百分点。

基本建设投资完成43.6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完成37.1亿元，为计划的180％，比上年增加98％。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项目，部分项目陆续开工。

财政收大于支，结余7.7亿元。[3]

几年来，抗美援朝战争军事开支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较大部分，经济建设不可能具有全国规模。即使如此，从1951年起，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额“就超过历史上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三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4]。这说明党和政府在可能的条件下，一刻也不放松国家建设。详见表3－1:

上表3－1所列数字说明，国家的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建设拨款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是逐年增加的。在基建拨款中，农业和交通运输业占有突出地位。尤其是农业，始终占有较大的比重。详见表3－2:

应该说，农业(水利)是属于重点部门，不能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绝对额和相对额远比它高，而看不到这一点。如果加上三年来的农业贷款、救济粮、救济款、以工代赈，农业占有的国家资源比重更高。1950—1952年农业贷款共计16.3亿元;1950年国家发放救济粮11亿多斤，1951年和1952年合计发放救济款1.7亿元。而更重要的是，党和政府以极大的努力推进了农村和农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它所激活的农业自身的潜力和积累能力，是巨大的。这些措施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方面。

制度创新方面:

(1)土地制度的改革，免除了封建地主和高利贷者一年600亿—700亿斤粮食的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2)号召“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发挥简单协作优势，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3)改革农业税征收办法，减轻税负。同时，适当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给农民以实惠。同1950年相比，1952年这种剪刀差缩小9.7％。

(4)发展规模经营。互助合作既是涉及产权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是生产组织和耕作方式的变革。由分散的小生产，向大生产的方向转变，发挥规模经营的优势。

技术创新方面，主要是改革落后的耕作方式和耕作技术。包括:

(1)采取选种育种，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科学种田方法。从上到下建立各级农业技术研究、推广机构，农业病虫害防治机构，培训人员，向广大农民普及有关知识。1952年全国半数以上的棉田选用了从国外引进的岱字棉15号优良品种，加上其他措施，当年单位面积产量由上年的25斤(皮棉，下同)提高到31斤，增加将近两成半。又据统计，三年内，共动员1200万农民在5400多万亩耕地上防治病虫害，估计减少损失折合粮食300亿斤。

(2)在增加耕畜和旧式农具，重点推广改良农具的同时，有条件地发展现代农业机械。1952年大牲畜由1949年的6002万头增加到7646万头，增加27.4％，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份7151万头的6.9％。三年内，新建大型农具厂18家、小型农具厂100多家，共推广新式步犁等农具43.9万张(件)、铁轮水车29.3万部、农用拖拉机2006台、农用排灌机械11.75万马力。新式农具耕地深、效率高，有利于消灭杂草和病虫害，具有保持和形成土壤团粒结构，增进肥力的特点。据东北6个农业试验场和60多个互助组的典型材料，使用新式农具平均增产25％左右。[5]

新中国的最初几年，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议事日程上的重要问题，各级领导的一把手往往亲自抓。这是农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组织保证。1949—1952年，农业总产值的年递增速度高达15.4％，农作物产量除油料作物以外，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扩大再生产能力和农民生活水平，是过去不可能达到的。详见下列表3－3至表3－6[6]:

1949—1952年间，主要农业产品总产和单产均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粮、棉、油总产量同1949年总产水平相比，分别增长44.8％、193.4％ 和63.6％，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4.9％、64.5％和21.2％。

同解放前最高纪录相比，除油料和茶叶以外，粮、棉、黄红麻、甘蔗、甜菜、烤烟和大牲畜、猪等，分别增长9.3％、53.6％，178.2％、25.9％、45.6％、24.0％和6.9％、14.3％。

农业的迅速恢复，促进了轻工业。当时轻工业原料将近90％来自农业，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轻工原料不足的困境。1949年纺织业的棉花缺口1000万担，大部分依靠进口;1952年棉花产量由1949年的888.8万担增加到2607.4万担，收购量达到2000.1万担，基本满足需要。1950年进口棉花13.39万吨，折合267.8万担，1951年和1952年的棉花进口量分别减少54.2％和42.6％;粮食1950年进口13380万斤，此后两年基本没有再进口，节省的外汇，增加了化肥和钢材的进口。1952年轻工业产值由1949年的103亿元(当年价，下同)增加到225亿元，翻一番还多。几种主要轻工业产品增长情况如表3－7:

这期间，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除了改善生活，也增加了生产性投入。据测算，仅土地改革所免除的沉重地租负担一项，贫苦农民平均每人每年可多收入200—300斤粮食，加上党和政府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的成效，1952年农民收入比1949年约增长30％，人均消费水平约增长20％。1950—1952年间，农民实现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力分别为:1950年72626.2万元，1951年103047.7万元;1952年140960.8万元。1952年为1950年的194％。[7]1952年农民人年均消费:粮食383斤，食油3.4斤，肉11斤，棉布13.7尺，比1949年普遍增长50％左右。过去农民买不起的搪瓷面盆、口杯、暖水瓶等工业品，已普遍开始购用。

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为工业品开辟了前景广阔的市场。它不仅繁荣城乡经济，增加就业，而且保障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在资金积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前，国内市场购买力不足，一部分轻工业产品要依靠外销;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城乡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大众消费品很快出现旺销局面，有些产品已经供不应求，国家不得不首先对棉纱实行统购，优先供应农村增加的购买力。

铁路运输部门一度位列基本建设投资首位。京广、京沪、陇海等主要干线和支线铁路的修复，天兰、成渝、宝成、兰新等新干线的建成和部分建成通车，具有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意义。特别是及早修通联系内地与新疆的铁路大通道，决策层实有前瞻性的筹划。意欲利用新疆的天然优势，发展棉花生产，既缓解内地由于耕地不足粮、棉争地的矛盾，又实现粮、棉不再依赖进口的要求，把外汇主要用在进口经济建设更急需的机器设备和材料上。

1950—1952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历了一个由降转升的过程。1950年它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占比为37.2％;1951年为29.8％，下降7.4个百分点;1952年为43.3％，飙升13.5个百分点，超过1950年的水平。这预示国家投资重点开始向工业转移。1950—1952年，工业生产建设逐年加快，已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详见表3－8:

从表3－8中可以看出，重化工业产品增幅一般高于轻工产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