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媒介生态概述

一 媒介生态研究综述

“生态学”（Ecology）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于1869年提出的。所谓生态学是指“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一般学科”。换言之，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其间环境则是构成主体生存条件的各种外界物质实体或社会因素的总和。后来，海克尔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即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由于物质流动与能量的交换，各种因素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平衡结构。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这一概念最早由加拿大传播学者的主要代表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后由美国纽约大学的尼尔·M.波兹曼在讲授媒介研究课程时，正式采用“媒介生态”这一术语。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他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第一次非常前瞻性地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媒介生态学。他指出媒介处于系统之中，不仅表现为：媒介与媒介的相互关系，媒介与社会系统的关系，还有媒介与人的关系。三者之间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中。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各种媒介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以考察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兰斯·斯瑞特（Lance Strate）和林文刚（Casey Man Kong Lum）是其代表人物，兰斯着重于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而林文刚则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他们于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的七位学者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林文刚2006年还出版了新作《从文化、技术与传播看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 他在波兹曼“媒介作为环境”判断的基础上，分析出媒介生态学的三个理论命题，认为“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生态学领域中相互联结的理论命题。命题之一是：媒介生态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界定了媒介生态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命题之二是：媒介生态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命题之三是：媒介生态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生态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生态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1]

大卫·阿什德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信息技术和传播对受众的影响。大卫将传播生态进一步分解成三个维度：“一种信息技术、一个传播范式、一个社会行为。”研究传播生态的挑战在于，发现一种视角，把信息技术、传播形式同传播行为（活动）连接起来。并相信传播生态能够解释我们的实在环境，即“社会的和物理的环境”^[2]。大卫·阿什德的研究取向是符号互动论取向。

“媒介生态”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尹鸿的《电视媒介：被忽略的生态环境——谈文化媒介生态意识》一文：“媒介生态学关注的是与人的生态相关的动态的变化的媒介环境，媒介对于人的作用，作用过程、方式，特别是人类如何限制、控制、修正对媒体的使用，以维持保护一种健康的平衡的媒介环境，使人与媒介、媒介与人保持和谐的良好的关系。”^[3]这应该是最早对媒介生态进行阐述的论文，但是此文对媒介生态的阐述仅止于此，它的重点显然不是对媒介生态理论进行研究，接下来的篇幅主要讨论电视媒体对人的影响。尹鸿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但此文的发表并没有很快引起国内学者对媒介生态学的关注。

邵培仁教授较早开始关注并深入探讨了媒介生态学问题。2001年，邵培仁教授发表了《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4]和《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这两篇论文被国内学界誉为中国媒介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的媒介生态研究理所当然地也被认为始于这一年。邵培仁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即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认为“传播生态学要求人们确定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建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确保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5]。张国良教授关于上海市民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等是对媒介生态的实证研究，表明媒介实务研究者开始涉足媒介生态研究，其研究视角属于受众与传播效果层面以及媒介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6]自此，媒介生态的研究日益趋多且多与社会现实加以结合。

崔保国教授在《媒介是条鱼》^[7]一文中，介绍了媒介生态学在我国的导入、媒介生态学的起源、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后，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要素是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等观点。他将媒介与环境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并将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分为两大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研究，研究它的运作规律及其与人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的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8]针对当时很多研究论文存在“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概念混淆，难以分辨的问题，崔保国还指出：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支庭荣在引进并整合北美、港台关于传播生态研究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从作为社会机构的媒介组织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几种联系的角度，阐释了传播生态的三个层次：中间层是传播原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本身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活跃于其间的媒介是传播生态系统的主体；这一部分是媒介人类学、传播与科技、媒介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对象。内层是传播内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个体甚至社会生存的“肌肤”；这一部分涉及道德和审美评价，也是传播社会学、新闻伦理学、媒介批评学、文化研究的对象。外层是传播外生态，传播活动和现象是更广阔的人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这部分涉及制度安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支庭荣以此为起点，给出了关于传播生态的定义：传播系统内部的组织、构成、冲突及其与个体、人群、社会大环境之间的互动与演化。^[9]支庭荣运用演化经济学、生态学等跨学科知识，系统分析了大众传播组织演化、媒介种群竞争、媒介化与拟态环境、大众传播技术与组织形态、大众传播内容与形式形态、大众传播交往与行动形态等问题。应该说，这一研究对于媒介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有相当大的贡献。

刘建明教授在研究新闻学的前沿问题时，也讨论到了媒介生态问题。他认为媒介生态是审视媒介发展环境的一种观点，媒介体系与制约其发展的若干因素，构成相互依存与演变的生态系统，同类媒介之间的依存关系被称为媒介内生态，异类媒介间的依存关系被称为媒介外生态。内生态层是指同种媒介内部的生态结构，表现为多个媒介的技术构成、管理体制及信息传播活动的能量比例。^[10]这种关于媒介内外生态层次的划分实际上属于我们所讲的媒介内生态的范畴，主要侧重于考察媒介种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媒介种群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

单波教授等发表的《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11]，对媒介生态理论的起源、发展、沿革、理论基础、基本框架以及媒介生态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参考价值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可以看作是一篇中国学者引进、吸收、推介、评价媒介生态学的学理性概括。

在上述研究中，关于“媒介生态”的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关于技术与技巧、信息模式及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扮演主导角色的观念，是关于技术决定论与技术演化论的研究。第二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作为环境的复杂传播系统的研究。第三种意见认为，媒介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与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互动是怎样帮助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的，简言之，就是对作为环境的媒介的研究。^[12]第一种意见可以看作是对于媒介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并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技术进步对于媒介传播方式与自身发展的影响等。而第二、第三种意见似乎有某些共同之处，即二者都将媒介及媒介的传播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化过程及社会活动中的外部环境与决定因素。

目前国内对“媒介生态”较为普遍的认知是，媒介生态指的是某一特定时代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包含如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媒介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媒介而言，环境有两种：一种是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现实环境，另一种是媒介通过其传播活动介入现实环境作用后所形成的已发生改变的环境。阿什德分别称之为“物理的实在环境”和“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有的学者则分别称之为“媒介生存环境生态”和“媒介意义环境生态”。正由于媒介有两种环境，从而导致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也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理解与研究路径。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往往是将媒介生态限定在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生态和意义环境生态两者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媒介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保持动态的平衡。这两种环境生态，通过与媒介系统的互动而具有时间发生上的先后意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媒介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界现实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媒介系统自身的调整与适应，从而使得媒介的传播活动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与影响发生变化，并最终以“充满符号互动的意义环境”——媒介意义环境生态展现出来，而意义环境若得以扩展又会形成新的媒介生存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生态与媒介系统及其作用之后所形成的媒介意义环境生态，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动态与平衡中一起构成整体意义上的媒介生态——此时，媒介与社会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才得以真正显现出来。

此外，现有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其研究思路与学科框架大多尚局限于理论的消化、阐释与学科体系的建构阶段；不少研究尚存在重理论分析缺少进行实践进程的把握、重定性分析缺少定量研究、重整体生态的分析缺少媒介种群间的生态问题探讨的倾向。这也亟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对于内外竞争日趋激烈的中国新闻媒介而言，媒介生态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主要在于，为大众媒介发展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以及不同种类媒介之间跨媒介联合的生态发展提供创新与拓展的思路。如将媒介生态系统理论引入我国财经类媒体传播活动及建设，则可以建构起一个“受众—媒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联的互动、平衡、协调的媒介系统，为我国财经类媒体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方向性的导引。

二 当前我国媒介生态的格局

媒介生态的变迁促进了媒介的转型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的市场化探索正是对媒介生态从政治化向市场化过渡的适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媒介的数字化转型、全媒体融合发展也正是对数字化生态的适应与调整。

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2010年4月21日在北京发布了《传媒蓝皮书：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通过对截至2010年2月收集到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亿元，比2008年增长16.3％。^[13]蓝皮书认为，经济的平稳增长是整个传媒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特别是房地产、汽车、电子产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已成为传媒产业广告市场的重要引擎。同时，随着传媒行业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新技术在旧有规制未及的新领域不断作着突破性的尝试。

在这样的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中，传统的新闻宣传建制与新媒体技术的话语权力呈现出高度复杂博弈局面。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在2011年4月21日发布的《传媒蓝皮书：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指出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5808亿元，不仅突破了5000亿元大关，且增长幅度亦是5年来最大，与2005年相比，产业规模整整翻了一番。从各行业的市场规模与结构看，2010 年，传媒各行业产值普遍呈现上涨趋势，只有音像制品出现小幅下跌。网络广告收入、电影产业收入和广播广告经营额分列上涨前三位，与2009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了54.9%、47.4%和34%。其中，移动增值业务规模占传媒产业总体市场的31.9%，与2009年相比略有增长，仍是传媒产业主要组成部分。^[14]

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2012年5月4日在北京发布了《传媒蓝皮书：2012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根据2012年3月为止收集到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推算，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6379亿元，比2010年增长15.2%。从传媒产业各行业的市场结构看，2011年，报纸电视占据了传媒产业总体市场的31%，互联网业务规模达到传媒产业总体市场的42%，几乎占据了传媒产业的半壁江山。广播、期刊、音像、电影等媒体的市场规模较小，应对媒介环境变迁冲击的回旋余地有限。^[15]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传统行业表现抢眼。

崔保国教授指出，2011年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平静之中涌动着深刻变革的一年，报社、出版社等媒体的转企改制进一步深化，上千家传媒企业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微博的盛行使传统媒体相形见绌，网络广告正以近60%的增长速度快速赶超传统报纸广告，互联网实际上已经是多种媒体形态并存，并影响到整个传媒产业的格局。^[16]换句话说，在资本市场中，传媒板块广受青睐，媒体企业上市热情空前高涨，传媒市场上主流和非主流的界限已渐模糊。

在此背景下，蓝皮书课题组计划从2013年起将采用新的方式解构全媒体时代的传媒产业。传媒产业将分成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最大的是电视、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影，这是传媒产业板块；第二个板块是互联网，由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社会化媒体、网络视频、网络购物六大门类构成；第三个板块是移动平台。

这作为全媒体时代传媒产业的基本格局，再次彰显了新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它不但颠覆了传统媒体格局，深刻影响并引领着传媒未来的发展方向，更开始冲击话语体系和文化表达方式，介入社会事务，给媒体管理、公共利益以及民众知情权带来全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