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研究问题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广泛和开放的领域，它和经济增长模型有着密切关系。本节我们将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出发，阐述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展示本书研究主要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可以显示本书研究的创新点及其意义。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EGM）是本书利用的基本经济模型，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介绍它，并以此来阐述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和若干个要素积累方程构成[10]，假如影响产出的因素有N个，分别用X1、X2、…、XN来表示，而总产出用Y来表示，那么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概括为下列一组方程式[11]：
比如基本的索洛（Solow，1965）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12]是：
这里的n、s和d都是常数，分别代表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折旧率，显然在基本的索洛模型里只有两个积累方程，也就是说，影响产出Y的因素只有两个：资本投入K和劳动投入L。[13]又如罗默（Romer，1990）的内生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模型是：
显然在这个模型里增加了影响产出Y的另外一个因素，即技术进步A。
一 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的三点说明
从上面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模型一般会围绕下面几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形式
这里所说的生产函数形式，既包括有哪些要素进入该函数即方程式（1-1），又包括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函数形式。众多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因素及其作用的认定不尽相同，因此它们关注的影响经济增长因素也不一样。这些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类：（1）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和劳动）；（2）人力资本；（3）技术进步；（4）制度；（5）经济组织形式。当我们比较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原因时，通常不超出上述五大因素。例如，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基本的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都仅仅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罗默模型又考虑了技术进步，卢卡斯模型则在生产函数中加进了人力资本因素；诺思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将制度变迁视为一个重要解释变量，而新兴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杨小凯则认为分工演进驱动经济增长，等等。不过比较一致的是，无论哪种经济增长理论基本都包含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这和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脉相承的。[14]
对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生产函数形式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不过大部分都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5]而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哈罗德—多马模型采用的是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16]：
Y=F（K，L）=Min（K/G，L）
这种生产函数的特点在数学意义上是不连续的而在经济学意义上则是劳动和资本不能相互替代，因此由该生产函数决定的经济增长将是不稳定的。[17]索洛模型则使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F（K，L）=KαLβ
显然该生产函数在数学意义上是连续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则是劳动和资本可完全替代的，因此索洛模型将会产生经济沿平衡路径增长的结论。
由此可见，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形式是不同的。
（二）经济增长模型中积累方程的形式
确立了增长模型中生产函数的形式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构造（1-2）式到（1-N+1）式的积累方程。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积累方程可能不同也可能完全相同。比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及只考虑资本和劳动的基本索洛模型采用的都是如下积累方程：
而带有外生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则增加了一个如下的积累方程：
其中，g是一个常数，这就是说，在这个模型中，技术变量A是以一个固定比率g增长的，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这里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的。[18]罗默的内生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模型的资本积累方程和劳动积累方程和索洛模型的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是，它的技术水平积累方程则明显与索洛模型不同，形式如下：
其中，LA为试图搞发明创新的人数，
也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个常数（当然，在简化的情况下仍可视为常数），它可以视为A的增函数（过去的发明创新可能会提高当前研究者的生产率），也可以视为A的减函数（发明创新越来越难以被发现）。
可见，积累方程的不同也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水岭之一。
（三）如何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模型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可胜数。早在1957年，多马就说过，单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就已经超过一个人一生的阅读能力。因此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必须对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这些理论的有效性，这就导致近年来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进行细致而又艰苦卓绝的探索。[19]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沿着三条技术路线进行的；一条是验证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经济增长收敛性[20]结论，又称为收敛性检验；另一条是根据增长核算理论讨论某些具体因素，如资本、劳动、金融市场、教育、R&D投入、直接外资投资等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被称为增长核算分析[21]；第三条就是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之一就是经济系统距其稳定增长状态越远，则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这一结论也就意味着贫穷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富裕国家或地区，这就意味着最终各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会收敛于某一水平。近几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许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是由鲍莫尔（Baumol，1986）等人做出的。鲍莫尔利用美国等16个工业化国家1870—1979年的人均收入数据，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因变量，以1870年的人均收入（即初始人均收入）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和初始人均收入具有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似乎验证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关于收敛的结论。但是，德朗（DeLong，1988）却不同意鲍莫尔的结论，他认为，鲍莫尔的回归分析中存在着样本选择和测量误差两个问题。德朗重新选择样本并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收敛性大大降低，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测量误差问题，则发现鲍莫尔所给出的收敛性已经几乎不存在。这表明，笼统的不以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等特征为前提的绝对收敛是不存在的，因此，对条件收敛的实证检验又成了一个新热点。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初的20个成员国1960—1985年的经济增长数据，用人均GDP增长率对初始人均GDP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表明了条件收敛性的存在。此外，他们还对美国国内各州和日本国内各县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回归分析，都表明了条件收敛性的存在。
沿第二条路线进行的实证工作基本上是由索洛（Solow，1957）、丹尼森（Denison，1962）以及乔根森和格里切斯（Jorgenson and Griliches，1967）等人开创的，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就是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若干因素增长率加权之和，就是对经济增长进行核算（growth accounting）以寻找经济增长源泉。1957年索洛在《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一文对美国1909—1949年私营企业的产出增长因素进行测算，结论是工人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高达88%，这个结果让人十分吃惊，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进行大量核算的兴趣。但是，由于各个研究者使用的样本时段不同，产出和投入的数据不同，因此核算的结果往往存在着差别。不过，有一个结论是共同的，就是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都很小，而残差或余项占的份额却相当大，显然这个被称为“索洛剩余”的残差并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它实际上还应该包括除技术进步之外的所有其他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比如制度因素等。
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主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之后，目的是对新增长理论进行实证检验。沿这条技术路线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实证研究有著名的巴罗型回归（Barro-type regression）和MRW检验等。巴罗型回归是以一国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同时以此国人均初始收入以及用居民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力资本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目的是检验卢卡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MRW检验是曼昆、罗莫和韦尔（Mankiw，Romer and Weil，1992）将人力资本加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里推导出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率的经济增长方程，并利用萨默斯和赫斯顿（Summers and Heston，1988）收集整理的跨国数据对此方程进行了回归估计，结果与理论预言基本一致，也基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因此，该经济增长方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给出了一个较好的近似描述。同时因为该方程保持了投入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性质以及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所以该增长方程可以被视为索洛—斯旺模型一个扩展。这些经典的回归分析为后来的学者对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
总之，在实证分析方面，正如本·法恩（Ben Fine，2000）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面临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变量的独立性问题（模型的检验假设了数据的独立性，但在实际中，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用计量经济的术语说，就是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基于模型而对数据进行的选择性问题，这种选择忽略了增长过程而注重增长的结果；数据的随机性与变量的随机性的匹配问题，就是说模型中所使用的是随机变量，而现实中的数据却是各种随机冲击的结果。
二 本书主要研究的三个问题与相应研究现状
针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是个非常开放的研究领域，本书将着重就上述说明，结合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实际情况，研究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将制度变迁因素或制度变量引入进增长模型中的生产函数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将制度视为已知给定的外生变量，视为“自然状态”,在经济增长中不考虑制度的因素，或者将制度因素视为“黑箱”。从亚当·斯密、穆勒、李嘉图等人的古典增长模型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再到索洛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最后到新剑桥模型等，都把制度排斥在模型之外。[22]这些理论及模型视经济增长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的结果，并认为生产要素的投入基本遵循规模报酬不变或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任何难以解释的经济增长原因都被贴上“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标签[23]，它包括规模经济效率改善及技术进步等。即使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也没有将制度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在正统的经济增长模型是根本看不到制度变量的。
西方制度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24]的兴起，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打开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尘封许久的制度“黑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该学科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诺思在其制度变迁模型里详细解释了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经济增长这一重要结论。但是由于制度因素在如何量化上存在着技术困难，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像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加入生产函数那样将制度变量明确地加入生产函数。
查尔斯·I.琼斯（Jones,2002）在他的《经济增长导论》曾经提到一个扩展经济的总生产函数：Y=IKα（hL）1-α，其中的I表示经济的基础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这表明，两个经济（或者说两国经济）即使有着相同的K、h和L，但如果I不同，则它们的产出Y仍然不同。[25]尽管琼斯没有把这里的I很明确地指明就是制度变量，但是，我们认为，他所说的“经济的基础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制度的因素。
舒元等（2002）在理论上从阿罗的“干中学”的角度出发，在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时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本身当作制度变迁，并将制度变迁纳入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为此他们假定我国的总量生产函数是哈罗德（Harrod）中性的C—D生产函数，即：Y=Kα（BL）1－α，其中B就是一个制度变量，它是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的度量，因此，BL就是与之相应的有效劳动。由于B表示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因此它的积累方程可以写成B=ψkβB1－β，其中，Ψ是大于零的常数，0＜β＜1，该式表明，B是劳均资本和已有经济建设道路的函数，而且规模报酬不变。他们的结论是：我国的生产函数在本质上是AK类型的，并且在稳态中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制度变迁。舒元等人的这个结论似乎印证了诺思的观点。可以说，在将制度变迁纳入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舒元等人做了大胆的尝试，而且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雷钦礼（2003）在《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中构造了一个包含宏观制度变量的生产函数：Y（t）=FZ（K（t），A（t）L（t））PR（G（t）），其中Z代表企业制度，而R则代表国家宏观政治法律与市场制度，G（t）是政府活动的投入——政府工作人员，PR（G（t））表示政府提供的政治法律和市场制度对社会生产的乘数。显然，他并没有直接把制度变量处理成自变量加入进生产函数里，而是采取了分段函数（离散变量）的形式，即不同的制度变量R会有不同的乘数。
叶飞文（2004）在他的《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则明确地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里：GDP=FKmLnRs，其中的FK是资本形成总额，L是劳动力，R就是一个制度变量，而m、n、s则是FK、L、R制度变量的弹性系数。不过，严格说来，他建立的这个模型算不上增长模型，因为他只有生产函数而没有关于R的积累方程，事实上，他仅仅用这个生产函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而没有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入研究。
也有学者并不赞成将制度变量引入进生产函数里，如安立仁等（2004）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间接动力作用，制度变迁只能是技术变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或者说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诺思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的增长效应，实质上是制度对外在性变化的适应。因而，在建立生产函数时，制度因素是不能作为“显性”变量或解释变量出现的。因此，他认为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之中可能是不可取的。
本书将在第三章详细探讨这个问题，系统介绍制度变量加入生产函数里的具体形式，并且根据新的生产函数及积累方程来推导有关经济增长的若干结论。
（二）制度因素的积累方程形式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即使对进入生产函数的同一要素，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有着不尽相同的积累方程，甚至不同的积累方程就是区分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唯一标志，比如对技术进步积累方程的不同处理就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和外生增长理论（当然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所以在处理制度因素的积累方程的形式时应该小心谨慎。
由于经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中并不包含制度因素，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直接从那里寻找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处理方法来处理制度因素的积累方程，这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要比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拟合现实世界，比如著名MRW检验就表明索洛—斯旺模型更合理地解释了现实中的经济增长。另外一部分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因素的描述更贴近于外生形式的技术进步，因此该理论也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思考途径。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看，明确写出制度因素的积累方程的似乎只有舒元、徐现祥（2002），就是前面的B=ψkβB1－β，不过将制度内生化处理并不设定制度变迁边界的做法似乎值得商榷。
本书仍将在第三章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将借鉴传统增长理论处理技术进步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因素的积累方程的具体形式，并且结合新的生产函数来推导出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几点重要结论。
（三）对制度变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认为，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最明显的区别是90年代以后的研究更关注于经验含义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尽管关于增长趋同（或收敛）的问题仍然是增长实证研究的核心，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也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震惊了世界，迫使很多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6]
人们对制度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
一个是对若干国家在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家间的共同因素。
另外一个是对一国之内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以便得到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27]无论沿哪个方向，对制度问题的实证研究都属于经济增长核算范围。目前，在实证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制度变量的选择，因为制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但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法律方面的，甚至还涉及心理方面的因素[28]，因此很难搜集具体而又全面的数据来完全表达制度的含义，而且不同的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若干可度量的变量组合来代理同一制度变量，所以最终得出的实证结论可能不尽相同。由于很多研究者意识到对经济制度的量化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所以，在采用量化制度方法时，并不对制度是什么直接回答，而是用非国有化程度（或产权私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额占GDP的比率等作为制度的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进而对这种代理制度进行量化，形成一个关于代理变量的时间序列，再用这个时间序列与GDP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以发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James Gwartney、Robert Lawson和Dexter Samida（2000）等人认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用经济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来衡量，市场越成熟，政府的干预就可以越少,经济就越自由。为此，他们选择下面指标来编制世界各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1）政府的规模;（2）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利用程度;（3）货币政策和价格稳定;（4）使用他国货币的自由;（5）法律结构和产权状况;（6）国际交易的自由程度;（7）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自由程度。
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Pablo Zoido-Lobaton（KAZ，2002）等人也设计了衡量制度的指标组合，该指标组合包括六个方面：（1）民众的参与和政府责任;（2）政治稳定程度;（3）政府的行政效率;（4）对经济的管制质量;（5）社会的法制状况;（6）对腐败的控制程度。从该指标的六个方面来看，市场经济越成熟的国家，制度的质量（quality of institutions）应当越高。
贺菊煌（1998）认为，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二是投资率。根据这个特点，贺菊煌使用中国30个省市区1993年和1994年的GDP的平均年增长率对各省市区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平均数和1994年各省市区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其中，G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FI为固定资产投资率，NS为非国有工业比重，上式括号中的数字为各回归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值。全国1993年和199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约为40%，1994年非国有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5%，GDP的增长率约为13%。根据这些数值和上面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值，贺菊煌计算出了固定资产投资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33，非国有工业比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67。据此，贺菊煌得出如下结论：“由此可以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
宋德勇（1999）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结果，因而他计算了工业化指数、市场化指数、国际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一个结果，认为用该三项指数可以解释年增长的95%，从而肯定了制度变迁（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金玉国（2001）认为，1978—1999年，中国宏观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扩大四个方面，基于此，他设计了四个制度变量：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动态关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市场化程度对1978—1999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位居第一，产权制度改革的影响力仅次于市场化改革，名列第二。
王文博等（2002）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劳动力因素、资本因素等四个方面。他们对制度因素没有下定义，而是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因素进行描述，并用非国有化率、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收入比重、对外开放度等四个指标来对应以上四个因素并对之进行量化表征，再通过主成分分析将以上四个指标合成为制度因素主成分，计算出1981—1999年中国制度因素主成分的数量，得到一个中国制度因素主成分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将从业人数、物力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R&D的时间序列与制度因素主成分的时间序列再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含制度因素的计量经济学方程，分析制度的贡献。
叶飞文（2004）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是：1952—2001年，要素投入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要素投入增加贡献了57.6%，拉动经济增长4.42个百分点；其中资本投入增加贡献32.9%，拉动经济增长2.25个百分点；劳动投入增加贡献24.7%，拉动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使要素效率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共同推动综合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42.4%，拉动经济增长3.25个百分点。因此要素投入、技术和制度创新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对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成果当然还有很多，但是，即使如上所述仅仅对部分成果的介绍，我们就已经看到，虽然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十分感兴趣，但是观点和结论却五花八门，互有不同，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究竟有什么特点？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未来还能保持多少年？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有必要继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