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意义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谜：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1]，实际上这个谜更应该叫作“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谜”，说的是中国为什么在17世纪之前是个经济和科技强国而之后却不断衰败直到新中国成立；另外一个谜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谜”，就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经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由一个贫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跻身于丰衣足食的发展中国家之列，而且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将昂首步入经济强国之列，经济总规模将居世界各国之首，人均GDP水平也将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2]
始于1978年的中国[3]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了，中国经济在此期间持续高速增长，总量GDP平均年增长率为9.37%，人均GDP平均年增长率也在8.11%左右。表1-1的数据表达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些经济增长指标。如果我们将时间尺度延伸到1952年，这50余年中GDP平均年增长率为7.74%，GDP产出能力增长了48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制度大约经过了从资本分散化到集中化，再从资本集中化到资本分散化的两次大的制度变迁，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GDP的增长速度较高，无论是总量GDP的增长速度还是人均GDP增长速度都较改革开放前高出很多。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许多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表1-1 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要经济增长指标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确实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理论来诠释这个现象，有的学者认为资本形成、资本投入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如武剑（1999）、安立仁（2003）等］；有学者认为，劳动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如蔡昉等（1999）;有学者则认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利用是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如张维迎，2004）;也有学者认为，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如赵振全等，2004）;还有学者则将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归于制度变迁（如舒元等，2002）。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怪乎弗里德曼曾经惊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夺得诺贝尔奖。”当然，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这样一种理念，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历史的尘埃阻止了我们破解“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谜”的步伐，那么中国经济学者们就应该责无旁贷地为找到谜底而努力奋斗。本书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为基础并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观点来探索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目的就是想挖掘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表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深层次的原因——制度变迁。我们认为，分析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现实意义
1985年，卢卡斯在剑桥大学演讲谈到经济增长时说：“印度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使得其经济像印尼及埃及那样增长呢？如果可以，这些行动是什么呢？如果不能，那是何种基于‘印度的性质’的东西令它这样呢？”显然，经济增长和政府行为有很大关系，而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速度。卢卡斯所说的“印度的性质”实质应该就是制度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制度变迁尤其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在这五十多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反复无常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急促有时缓慢但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4]，正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一个经济制度极不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也就随之起伏不定。在这期间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最明显的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是1958—1962年，相继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遭到了严重扭曲，经济制度出现了大的倒退，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1960年为-0.6%，1961年则高达-27.3%，1962年为-5.6%），在此期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第二个就是从1978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在这个阶段（统计数据为1978—2004年），经济制度持续不断地向稳定而健康的方向发展，总量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9.37%[5]，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8.11%，期间没有任何的负增长，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增长奇迹，因为有了这二十多年的增长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从直观上看，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似乎表明，经济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却还是一个未知数，还需要仔细研究，因此我们认为厘清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有助于理解5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有助于政府认清自己在制度变迁这个复杂过程中所应该起的作用，有助于执政党为推动持续而稳定的制度进步[6]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决策，从而实现未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分析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意义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既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又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终点。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增长国家富强的动力在于分工，因此难怪西蒙·库兹涅茨指出：《国富论》其实本来可以确切地被叫作《国家的经济增长》[7]。此后古典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像李嘉图、马尔萨斯等都对经济增长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按照海韦尔·G.琼斯（1999）的观点，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哈罗德和多马将凯恩斯的理论用数学模型进行长期化和动态化后，真正的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才开始形成。经济增长理论虽然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由索洛等人带来的繁荣以及此后二十多年的萎靡以及80年代末由罗默等带来的全面复兴这么一个复杂曲折的历程，但它依然是宏观经济学中充满朝气而富有争议的一门学科，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现实，尤其不能够完全解释当今中国的高速增长（所以才有“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谜”之说），而且还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相互矛盾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继续探索经济增长的现象和成因。所以结合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无疑会对这一理论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分析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分析正处于制度变迁中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也会起到促进的作用。众所周知，作为新制度经济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思非常重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变迁，他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8]所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是应该将制度变迁作为内生变量加入经济增长模型，力图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索洛剩余”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中分离出来。[9]但是由于制度本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行量化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们，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一致的解决。本书试图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引入经济增长理论中并构造一个带有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上说明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而且根据现有的数据利用增长核算（也叫增长因素分析）的方法对这种影响进行定量化的度量，相信会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