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史简析

在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理论之前，有必要先扼要介绍一下该理论的来龙去脉。

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以及更晚的弗兰克·拉姆齐（1928）、阿林·杨格及约瑟夫·熊彼特（1934）奠定了很多呈现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成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将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甚至心理的因素都混杂在一起以便产生一种无所不包的看法。这些想法包括竞争性行为和均衡动态的基本方法，递减报酬的作用及其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互动，以不断增长的劳动专业化分工以及新生产方法的发现为形式的技术进步的效果，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激励垄断力量所起的作用，等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拉姆齐（1928）的经典论文——一篇超前于其时代好几十年的著作。^[12]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使用比较少量的精确定义的经济变量来构造增长过程方面的正规模型。拉姆齐对跨期家庭最优化的分析其意义远远超越在增长理论上的应用。拉姆齐的跨期可分效用函数已使用得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一样广泛，但经济学界迟至60年代才接受或广泛采用拉姆齐的方法。

在拉姆齐与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间哈罗德（1939）和多马（1946）试图在凯恩斯分析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他们采用在投入要素间缺乏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内在不稳定的。由于他们的写作环境正处在大萧条时期或紧接其后，许多经济学家怀着同情接受了这些观点。尽管这些贡献在当时触发了大量的研究，而且哈罗德—多马模型被公认为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但在今日的经济增长思想中影响甚微。

接下来更为重要的贡献是索洛（1956）和斯旺（1956）。索洛—斯旺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了不变的规模报酬对每种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投入要素之间某种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这种生产函数与不变储蓄率规则结合起来，产生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被利用的该模型的一个预测是所谓的条件收敛。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越快。这一性质是由递减资本报酬导出的；人均资本更少的经济（相对于其长期人均资本而言）趋于有更高的回报率和更高的增长率。收敛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模型中资本和人均产出的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以及生产函数的位置^[13]——一些在各国经济间差异甚大的特征。这些年的实证研究指出，……还应包括造成各国差异的另外的来源，尤其是政府政策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上的差异。关键是条件收敛的概念对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有相当大的解释能力。

索洛—斯旺模型的另一个预测是，在缺乏技术的连续进步情况下，人均增长将最终停止，这个类似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做出的预测也是来源于递减资本报酬的假设。但是已经观察到正的人均增长率可以维持1个世纪或更长，而且这些增长率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一模型的缺陷，通常他们用假定技术进步以一种外生方式的发生来对之进行修补。这一假设可以把理论与一个正的可能不变的长期人均增长率调和在一起，同时仍保留条件收敛的预测。然而明显的缺陷是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被一个模型外部的因素——技术进步率所决定（产出水平的长期增长率也依赖于人口增长率，另一个在标准理论中是外生的因素）。于是我们最终得到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型，它能解释一切，却唯独不能解释长期增长，这是一种明显让人不能满意的状况。

凯思（1965）和库普曼斯（1965）把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这一扩展容许了更为丰富的转移动态，同时也维持条件收敛的假说。然而，储蓄的内生性也没有消除长期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

把技术变迁理论包括进新古典框架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做标准的竞争性假设就不可能得以维持。技术进步涉及新观念的创造，而这是部分非竞争性的，因而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对于一种给定的技术假定在标准的竞争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和土地中规模报酬不变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生产要素中包括非竞争性的观念，则规模报酬趋于递增，而这些递增报酬与完全竞争相冲突。特别是非竞争性的旧观念的报酬与其当前的边际生产成本相一致，这将不能为体现于新观念创造之中的研究努力提供适当的奖励。

阿罗（1962）和谢辛斯基（1967）构造了模型，其中观念是生产或投资的无意识副产品，这种机制被描述为“干中学”。在这些模型中，每个人的发现都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之中，这样一个瞬时扩散过程之所以可能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是因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罗默（1986）后来证明这种情形下仍可以在竞争性框架中决定一个均衡的技术进步率，但是所造成的增长率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一般而言，如果发明部分仰仗于有目的的R&D努力，而且如果一个人的创新只能逐渐扩散给其他生产者，则竞争性框架将崩溃。在这样的现实性框架中，技术进步的分权理论要求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根本变化，即把不完全竞争整合到模型中去。但是，对理论的这些添加，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罗默（1987，1990）的研究之后才开始。

凯思（1965）和库普曼斯（1965）完成了基本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那以后，增长理论变得过于技术化且失去了与经验应用的联系。与此相反，发展经济学家由于被要求给贫困国家出谋划策，所以保持了一种应用性的视野，并趋于采用技术上不精致但经验上更有用的模型。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领域就此分道扬镳，而且变得几乎隔绝。

由于缺乏经验联系，到70年代早期，曾作为一门活跃的增长理论已死气沉沉，时值理性预期革命与石油危机的前夜。自此之后约15年间，宏观经济学集中于短期波动。主要的贡献包括在经济周期模型中整合进理性预期，改进了的政策评价方法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一般均衡方法的应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的著作为开端，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繁荣。这一研究的动机是认识（或反思）到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远甚于经济周期的机理或者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效应。但为了更深入地前进，必须摆脱新古典模型的束缚（如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最近的贡献是在模型之内决定了长期增长率，因而被称为内生增长模型。

新研究的第一波建立于阿罗（1962）、谢辛斯基（1967）和宇泽（1965）的工作之上，而且并没有真正地引入一个技术变迁理论。在这些模型中，增长的持续是不确定的，因为对包括人力资本的一系列资本品的投资收益随着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递减。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和从人力资本中得来的外部收益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但这只是因为它们有助于避免对资本积累的递减报酬倾向。

把R&D理论与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开始于罗默（1987，1990），包括阿洪与霍伊特（1992）和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91）的重要贡献。在这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种活动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以作为奖励。在这些框架中，长期增长率依赖于政府行动，诸如税收、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其他方面的管制。因而政府通过它对长期增长率的影响具有好或坏的巨大潜力。

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增长理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近年来的研究更关注经验含义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一些应用性工作涉及对更老一些理论的经验含义的引申，如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条件收敛的预测（鲍莫尔，1986；巴罗，1991a）；巴罗和萨拉伊马丁（1991，1992a，1992b）。关于收敛的问题已经成为增长实证研究的核心。另一些分析则更为直接地应用于最近的内生增长理论，包括递增报酬、R&D活动、人力资本及技术扩散的作用（罗默，1983；格里克斯，1988；卢卡斯，1988；杨，1994等）。有理由相信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形成之前，这种对增长理论进行定量分析和检验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