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政府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提高整体国民的福利。

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美元以上，收入水平的上升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获得普遍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是否比以前生活更加幸福呢？这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幸福的含义很广，通常也难以采用准确的测量指标进行衡量，因此在以提高国民福利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学分析中使用了效用这一概念替代幸福，通过效用与收入的函数关系，最终在当今世界中，各个国家，将收入（GDP）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但20世纪70年代“幸福悖论”的提出，对以GDP为发展目标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质疑，通过各个国家的大量跨期研究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未同时带来居民幸福水平的同步提升。

那么我国存在“幸福悖论”吗？如果存在，造成我国“幸福悖论”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已有研究，目前尚未对形成“幸福悖论”的原因形成一致的结论，因此在本研究中采用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幸福悖论”现象及收入与幸福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除了收入以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幸福呢？本研究从社会人口学角度，采用微观计量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居民性别、教育、健康、工作和职业以及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为我国的幸福经济学实证分析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

本书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回顾了幸福与经济学的渊源以及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意义，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析。第二章概述了幸福的概念、测量方法以及幸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评述了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第三章介绍了我国已有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微观调查数据，并从微观计量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论述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计量研究方法。第四章从收入分布和幸福分布两个角度系统阐述了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深入探讨了我国居民幸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幸福悖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幸福悖论”的研究增加了转型期国家的相关经验证据。第五章探讨了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经验研究表明性别、教育水平、健康程度、工作和职业（声望）是经济因素（收入）以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采取一致的分析方法和相对统一的数据同时探讨这些因素与中国居民主观性感的关系，不仅提供了以上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经验证据，而且为以上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提供了有力证据。第六章与传统经济研究相比，幸福经济学的一大优势是使得客观衡量效用成为可能，从而为传统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政策理论和效应的评估提供一种新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户籍政策形成的城乡分割、总体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都成为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差异的重要因素，探讨以上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化日趋严重，健康和医疗等成为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特别是2009年我国已经开始实施“新农保”政策，因此探讨老年人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能够为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提供相应的参考和依据。除了收入因素之外，旨在提高国民幸福的国家政策更应该关注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资本为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信任水平、居民的信仰等都可能是影响整体社会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转型期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能够为国家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书的成文过程中得到了以下人员的大力帮助和关心，分别是陈志勇、王金秀、梅建明、谢洪涛、周少甫、温芳芳等，在此表示感谢！本书的研究贡献在于基于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性的经验分析，研究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得益于相关学者的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水平和能力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亓寿伟

2012年3月于南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