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幸福经济学
第一节 幸福感的概念
自古以来，幸福作为人类不断追求的人生目标，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辞海》认为“幸福是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的满足状况和体验”。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幸福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心理学中常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和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在经济学中用效用（Utility）或者福利（Well－being，Welfare）作为衡量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指标。幸福的英文表达词汇也有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Eudaimonism、Hedonism常被哲学家用来表示幸福的含义，Eudaimonism侧重表达的概念是完善，Hedonism则更重在快乐的意义。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更多的使用Happiness来表示人们的幸福概念。
一 幸福的哲学含义
西方哲学对幸福的阐释主要来自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主要从德行的角度对幸福的含义进行阐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从行为的正确性和合宜性表达幸福的感念，侧重的概念主要是道德操守。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约前558年）认为财富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德行更为重要，拥有了财富并不一定就代表拥有了幸福。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表示幸福是人生的一种感性生活，拥有德行的人生活是幸福的。后来的黑格尔（Hegel，1770—1831年）认为幸福是道德伦理的范畴，也没有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义。
另外一些哲学家则是从快乐、享受的角度对幸福进行阐述。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公元前435—前356年）认为肉体感官的快乐是幸福的主要来源。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9年）虽然认为心灵的快乐比感官快乐更重要，但也认为肉体快乐是达到快乐的一种条件。康德（Kant，1724—1804年）则认为很难对幸福作出准确的定义，幸福是一种经验性的概念，人的一生中能够心满意足的情况都可以称为是幸福的。
中国古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的儒家思想从全社会的整个网络和关系中追求幸福，幸福是理想社会中人们生活的状态。但在现实社会中，儒家学派又认为追求幸福是正当的，是人们生活的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并且强调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应当遵守“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规范。由此，不管是西方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是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都肯定且强调了幸福的人生意义，幸福作为人类生活追求目标的正当性，而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道德操守的角度来规范幸福，同时又肯定了财富作为人们追求幸福条件的合理性。
二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福”
“福”，形声。“示”为形符，“畐”为声符。“畐”，本象形，是“腹”字的初文，上象人首，“田”象腹部之形。腹中的“十”符，表示充满之义，则“畐”有腹满义。将甲骨文中的“福”拆分来看，“畐”像长颈鼓腹的酒瓶，“福”字形状就像一双手将酒捧上祭坛，意思是“祈求祖先与神灵保佑，祭祀祸福”。在中国文化中，“福”有很多不同的释义。《说文正义》中说“福是佑”。“安利之谓福”（贾谊《道德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礼记·祭统》），“全寿富贵之谓福”（《韩非子·解老》），《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这些表明“福”有着“富足”、“顺利”和“保佑”等多重内涵，由此可见，中国福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民间，“求生、趋利、避害、纳福”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和幸福观（郑希付，2008）。
幸福在我国古代就有很多丰富的资料论述。春秋时期《尚书·洪范》可推为最早较系统论述幸福问题的文献。洪范提出“向用五福”，其中“五福”是指“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洪范所论的幸福认为须有健康、安宁、顺利和一定的财富等，是从个体角度谈论幸福。春秋末年，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可以说旨在求得天下人的共同幸福。与儒家的幸福观不同，《庄子·天道篇》说：“与天和者，谓天之乐。”道家认为，顺其自然，则合乎道，则得到最大的幸福。只有“天乐”、“天人合一”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我国，从古代到现代，中国人的幸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人们追求不同的幸福。中国人的幸福从原始社会的衣食主导，封建社会的森严等级到毛泽东时期的集体荣誉，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腾飞，进而到现代和谐社会的幸福，正不断地扩充和丰富，成为具有动态的内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在现代文明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生存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有条件去创造人生、丰富人生、体验人生、享受人生、追求幸福（孙抱弘，2003）。现代的中国，在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就现代人生活的一般内容和方式来说，快乐、幸福主要取决于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包括：食、衣、住等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情况；出行的便利、舒适程度；健康及与此相联系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享用情况；精神生活（接受教育、文化生活等）的状况；自由时间的占有和闲暇活动状况；周围环境（人居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秩序和治安、人际交往关系）状况等（朱鹏、姚亦锋、张培刚，2006）。党的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到2020年，我国将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达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三 幸福在心理学中的界定
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这一概念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主要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坎贝尔（Campbell，1976）提出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是主观幸福感的指标的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反映个体对现实与愿望的差异感觉，快乐感则是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一种情感平衡的结果（段建华，1996）。可以看出，主观幸福感主要由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体验所构成，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幸福程度的总体判断，积极情感是指如愉快、高兴和轻松等积极的情绪体验，消极情感则是指抑郁、悲伤和焦虑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Diener，1984）。
主观幸福感主要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三种特征，其中，主观性主要是指主观幸福感的评估主要依赖于个体所设定的标准，而不是外界设定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感体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主观幸福感也通常用被试主观的自我报告法来测量；整体性，是指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指标，是被试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相对稳定性，是指主观幸福感通常不随时间的流逝或环境的改变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测量长期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是一种相对稳定值，正如适应理论所解释的，个体在遇到积极或消极事件时的情绪体验，会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到个体以前幸福感的基线水平（Diener，1984）。
四 幸福在经济学中的界定
在早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对幸福的研究是不吝笔墨的。然而边际革命的发生，西方主流经济学由历史、经验研究转向了逻辑、数理化等严密的实证研究。研究思路的转变迫使研究对象的客观化和可度量性，效用作为经济产出的最终目的代替了早期的幸福。因为幸福的概念本身含义太广，而又存在难以度量化的问题。由此以后的很长时期，幸福都没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早期的经济学家很多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希望能够为经济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经济学家对心理学逐渐厌恶，Happiness（幸福）在经济学中被抛弃，随后使用了Ophelimity（期望），后来逐渐被替代为Well－being（福利）、Welfare（福利），直至使用了Satisfaction（满足）和Utility（效用）一词（van praag）（Van praag＆Ferrer－i－carbonell，2003）。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源可追溯到斯密的《国富论》，而斯密对幸福概念的阐述更多的受到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从道德的维度对幸福进行分析，在他人生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的表述和应用更为频繁。斯密认为，懒惰、奢侈都会导致幸福的减少，人生的幸福更应该来源于积极地生活，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最好是适度而不是过度。《国富论》中论述了收入对幸福影响的临界点的存在，超过临界点之后，收入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马克思（Karl Marks，1818—1883年）也对幸福进行过论述，平等、自由和和谐都应该是构成最终幸福的有机部分和条件。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1775—1833年）则认为幸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生产部分，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出发，如何对财富进行使用和分配对人们的幸福更为重要。丹尼尔（Diener，1984）区分了影响幸福感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考察生活时间、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内部因素是从个体的人格特征角度进行的讨论。卢因的“群体动力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求和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人是否幸福，同样是个体内在需求满足于外部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学中主观幸福感不仅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个基本成分，而且更加强调外部因素等社会经济指标的重要作用。
丹尼尔·列托（Daniel Nettle，2005）认为幸福概念应包含三层含义：其一，从心理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角度，一时的喜悦和快感的感受往往被称为“幸福”（“Happiness”）；其二，整体生活的满足程度，通常被称为“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其三，通过发展和实现人的潜能而提高的生活质量，通常被称为“美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