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投资周期与经济改革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能否消除投资的周期性呢？

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看，改革之后投资的周期性仍明显地存在着。从我们手头现有的资料看，匈牙利1966—1977年12年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投资额增长速度经历了三个周期，每个周期大体为3—4年（见表1）；南斯拉夫1959—1980年22年间总固定投资增长速度呈现出三个周期，每个周期大体为7—8年（见表1）。

表1 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投资周期性

续表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投资的周期运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曾指出，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部统一在流通中取得了发展的外部对立的运动形式（商品与货币的对立、实物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对立、卖与买的对立等），“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2]。这说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使用价值的运动与价值的运动在时间、空间上相分离，也包括投资的使用价值形态（原材料、机器设备等）与其价值形态（资金）二者的运动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这就在客观上孕育着二者的不相协调，孕育着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也指出，这“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3]。马克思所说的“整整一系列的关系”，当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现在看来，还应包括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投资与生产的规模很大，使投资与生产之间的交互作用，即投资对生产的扩张作用和生产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地发挥出来，这也是使投资的周期运动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一种客观关系，这种客观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会发生作用；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的不周与失误则会加剧周期波动的振幅。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进一步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会给投资周期性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改革，完善了经济管理体制，发挥了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提高经济计划、管理、预测、决策的科学水平，从而有益于控制和驾驭投资的周期性；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变为间接控制为主，如宏观调控不好，则又会加剧投资的周期性。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投资周期性的客观存在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各项措施的出台提供了不同的环境条件。我们应审时度势，顺势而行。比如，在投资的回升阶段和高峰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较好，各方面的承受力较大，因此，应利用这种时机使那些需有较大财力、物力支持的重大改革措施出台；而在持续增长阶段和低谷阶段，则去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另一些不需有较大财力、物力支持的改革措施，可以在投资的持续增长阶段和低谷阶段进行，而在回升阶段和高峰阶段去展开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样，有利于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使阻力较小和成效较大。

（原载《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1] 各年增长速度是根据已公布的我国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民所有制范围）的数据计算的，均按当年价格。这里所画的投资增长速度曲线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初探》一文中的曲线有两点不同：第一，补充了1985年的数据，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86年3月1日；第二，修正了1984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