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期的各个阶段

从我国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民所有制范围）增长速度的正负变化来看，1953—1985年33年里共经历了七个周期（见图1^[1]）。一般说来，每个周期包括四个阶段：（1）回升阶段，（2）高峰阶段，（3）持续增长阶段，（4）低谷阶段。具体来说，这七个周期又有以下四种情况。

图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波动曲线

第一种（见图2a）：先是回升阶段；再是高峰阶段；随后是持续增长阶段，这时，投资虽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减缓；最后是低谷阶段。1963—1968年、1977—1981年的两个周期大体属于此种情况。

图2 周期内各阶段例图

第二种（见图2b）：这种情况的特点是，由低谷阶段直接进入高峰阶段，回升阶段与高峰阶段合一。1958—1962年、1969—1972年的两个周期大体属于该种情况。

第三种（见图2c）：其特点是，回升阶段稍长，然后由高峰阶段直接进入低谷阶段，无峰后持续增长阶段。1973—1976年的周期大体属于此类情况。

第四种（见图2d）：其特点是，一个周期内出现了双峰。1953—1957年、1982—1985年（此周期尚未完成）的两个周期大体属于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各个周期绝无完全相同的情况，它们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但是，我们可从各个不同的周期中，看出它们确有一些相似的面孔。为了以下分析的方便，我们着重取上述第一种情况进行剖析。弄清了这种情况，其他三种情况也会相应搞清。

（一）回升阶段

在回升阶段，各种主要力量开始向上聚合。

从投资与生产相互间客观的交互作用来看。首先，投资开始增长；其次，投资增长带动生产增长；其三，这时，在低谷阶段所形成的闲置生产能力和积蓄的生产潜力，使投资对生产的扩张作用逐渐发挥出来，由原材料、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的订货到消费品的购买，各种需求连锁地旺盛起来，从而推动生产更快地发展；其四，由于生产的发展，在那些没有闲置生产能力或闲置生产能力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部门、地方和企业，又使生产对投资的促进作用逐渐发挥出来，即生产的增长引起投资的更大的增长。这种交互作用所形成的态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从各级决策者的主观行为特点来看。在这种日益好转的形势下，从宏观到微观，上上下下开始充满乐观情绪。宏观决策者感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经理顺，有力量扩大投资与生产，于是上项目、批工程变得较为容易和大胆。微观决策者感到，争项目、要投资的“黄金季节”已经到来，加之原有体制下的资金软约束，财务“大锅饭”，投资使用既无政治责任又无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等，形成“不争白不争，不要白不要”，“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状况；此时，在低谷阶段被迫下马和暂时停建的一些工程，早已按捺不住，也一下子“春风吹又生”起来。这样，投资愈加膨胀。这也是造成前述投资周期的第二种情况（图2b），即往往由低谷阶段直接上到高峰阶段，使回升阶段与高峰阶段合一的原因。

（二）高峰阶段

在高峰阶段，各种主要力量向上达到顶端。

从投资与生产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看。一者，在由回升阶段向高峰阶段推进的过程中，各种闲置生产能力和各种生产潜力充分利用和发挥出来，生产高速发展，并达到生产能力的上限。例如，在1953年、1956年、1958年、1964年、1969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和1985年这九个高峰年份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分别高达百分之36.9、39.7、78.8、21.0、43.9、16.8、15.6、9.9、17.9，除1982年外，其余八个年份也是重工业发展速度的高峰年。二者，随着各种闲置生产能力和各种生产潜力的充分利用和发挥，投资对生产的扩张作用相应地减缓下来；与此同时，生产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把投资推向高峰，并超出了生产能力及相应的物资供应能力的上限。

从各级决策者的行为来看。向高峰阶段的推进是形势最好的时期，上上下下都欢欣鼓舞。宏观决策者这时最容易强调速度，而且速度在这时也确实能上得去，这就越发加强了突出速度的倾向。微观决策者这时也是大显身手和最易做出成绩的时刻，他们在生产上开足马力，并提出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包括投资的扩张、生产的扩张以及职工福利的扩张等，一些计划外的项目乘机大量挤入。从宏观到微观的这些主观力量也推动着投资规模达到顶端。

（三）持续增长阶段

在持续增长阶段，各种主要力量开始向下发挥作用。

从投资与生产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看。首先，由于在高峰阶段投资已超过生产能力及相应的物资供应能力的上限，其增长速度遇到了客观的物质限制，开始减缓下来；其次，投资增长速度的减缓使投资对生产的扩张作用从反方面发挥出来，从某些主要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需求下降开始，各种需求会连锁地收缩，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应地减慢；再次，生产增长速度的减慢使生产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也从反方向发挥出来，使投资更加下降。例如，在1959年、1960年两个持续增长年份中，投资增长速度由1958高峰年的84.53%降至31.88%和13.19%；在1965年、1966年两个持续增长年份中，投资增长速度由1964高峰年的42.20%降至30.75%和17.47%；在1970年、1971年两个持续增长年份中，投资增长速度由1969高峰年的62.91%降至49.07%和13.37%；在1979年和1983年两个持续增长年份中，投资增长速度分别由1978年、1982年两个高峰年的21.96%和26.64%降至4.58%和12.62%。

从各级决策者的行为来看。此时虽速度减缓，但仍在增长，上上下下仍较为乐观。宏观决策者会继续强调速度，他们希望最好能保持甚至超过上一年阶段的高速度；如果不能保持和超过，哪怕还在增长，亦尚感欣慰。此时，宏观决策者也可能感到投资规模已经过大，需要作些压缩，但又怕影响生产增长速度及相应的财政收入，故而压缩的决心不会太大。微观决策者此时正在将其上一阶段的扩张计划付诸实施，他们已感到有点困难，但是仍会作出千方百计的努力。比如，他们继续顽强地去争投资、要贷款，或者挪用挤占流动资金和更新改造资金去搞扩建，或者“寅吃卯粮”，动用下一阶段所必不可少的储备；由于短缺逐步加剧，他们又会囤积一些非直接必需的物资，以备以物换物，等等。

（四）低谷阶段

我们首先看一下在进入低谷阶段时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在由回升阶段到高峰阶段再到持续增长阶段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投资和生产的快速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会日益大于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我国原有基础薄弱、产出效益较低、加之资源长期短缺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会在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各个短线方面挤压消费资料的生产，这就使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渐趋失调，表现为农、轻、重比重关系的失调；同时，在前三个阶段中，为保证投资增长的需要，积累率会连续保持较高的水平，逐渐引起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在生产能力及相应的物资供应能力达到上限之后，建设与生产之间互相争夺资源的矛盾也突出起来；这时，物资供应日趋紧张，更加剧了原有的短缺，投资需求越来越大于投资品的供给，并使整个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致使建设工期拖长，物价上升，财政拮据，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紧张起来。这时客观上就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如果在高峰后的持续增长阶段遇到了某些向上的力量的推动，如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及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或由政策因素激发了生产潜力的进一步发挥等，那么，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可能出现一个回升，这就是造成前述投资周期的第四种情况（见图2d），即有时会出现双峰的原因。然而，当这些作用消失后，仍会按原趋势进入低谷阶段。如果在达到高峰阶段后经济的发展已无后劲，那么也会出现前述投资周期的第三种情况（见图2c），即没有持续增长阶段，再由高峰直接进入低谷阶段。

在低谷阶段，各种主要力量向下运动到最低点。从投资与生产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看。这时，在反方向上，投资对生产的扩张作用，特别是生产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互相交织，生产的下降引起投资的更大的下降，使投资降至谷底，并超过生产的下降。如在1957年、1961年、1962年、1967年、1968年、1972年、1976年、1981年这八个低谷年份中，投资的下降（按当年价格）分别为-5.97%、-62.54%、-44.07%、-26.33%、-19.26%、-1.08%、-3.85%、-10.51%；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分别为18.4%（但与上年的增长速度39.7%相比，低21.3个百分点）、-46.5%、-22.6%、-20.0%、-5.1%、7.0%（与上年的增长速度21.4%相比，低14.4个百分点）、0.5%（与上年的增长速度16.8%相比，低16.3个百分点）、-4.7%。

从各级决策者的行为来看。此时上上下下都感受到压力。宏观决策者因站在高层次上，能够看到全局，这时会比微观决策者清醒，从而作出压缩与调整的计划，并采取各种措施，如紧缩财政与信贷，加强紧缺物资的控制供应，等等。微观决策者则往往对这些紧缩计划和措施难以接受，他们原先的扩张计划有的已千方百计提前完成，有的则尚未完成，此时不甘心被砍掉。所以，在微观层次上，压缩会遇到阻力。但是迫于整个形势，最终还是压缩下来。

在低谷阶段，经过调整，各种比例关系不再恶化，并得到相应的改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尖锐矛盾在低水平上得到缓和，于是投资又会逐渐回升。这就转入了回升阶段，开始新的一轮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