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缘起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艺术学这门学科的发达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竞争力强弱的标准之一。21世纪是一个重视艺术创作和审美教育的时代，虽然我国每年培养出的艺术人才济济，但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对于艺术史论缺乏客观、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对于那些不被重视乃至被无意或有意忽略或遗忘掉的艺术史和文化史进行重新挖掘与阐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古人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那么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与艺术史论。钱理群先生认为，“一切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学现象，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与不同程度的研究价值”[2]。同理而言，那些所有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艺术形态，也都有它存在的独特理由和研究价值。而在以往艺术史的研究上，“孤岛”时期的艺术研究一直是被忽略甚至被扭曲丑化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所植根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却恰恰是以前整个传统观念所拒绝考察的。
之所以选择“孤岛”时期的上海艺术期刊与海派文化作为研究选题，基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是出自个人对于“孤岛”时期的艺术活动乃至整个民国时期艺术发展史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兴趣。2012年3月艺术学博士招生考试的时候，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研究这门业务考试中的最后一道论述题就是要我们写出“民国时期的艺术发展与前期艺术发展史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民国艺术史是什么样的。对于这道问题的解答，也就成了笔者从博士入学以来持续不断的学术研究重点。而“孤岛”时期，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但却在整个民国时期的现代艺术发展史当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与此不相称的是，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时空，“孤岛”时期在艺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始终是一块短板甚至空白。所以，对“孤岛”时期艺术史和文化史进行体认心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关于抗战文艺及民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空缺。
第二，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孤岛”艺术，其诡奇多姿的表现形态也使得自始至终处于动态发展进程中的海派艺术，呈现出独特而丰富的面貌，因而，通过当时的艺术期刊，了解上海“孤岛”时期的艺术及艺术理论是如何在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解读它和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文化活动呈现出什么样迥然的驳杂景观，这样既可以使我们重新梳理特殊历史空间下的海派艺术的发展态势，也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艺术与战争、文化与政治、都市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及殖民现代性等相关命题。
第三，针对于以往遵循艺术创作及艺术研究应服务于政治的传统批评模式，将“孤岛”时期艺术视之为畸形繁荣的“恶之花”，这样的艺术史观不仅暴露出之前一些学术研究的局限性，而且不免会产生误导现在人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文化艺术现象做出非正即反的、二元对立化的判断的流弊。因此，当下学者有责任也有必要重塑一个较为客观、理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人们更好地去认识、解释产生人类文化文本的社会历史。所以说，“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即回到作品的历史，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3]。
第四，从传播学和艺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由于多种媒介要素在艺术期刊中保持着水乳交融、互动互融的关系，艺术刊物本身就应该作为一种研究本体，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正如我们所知，艺术期刊是依附于当时各个门类艺术的蓬勃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现如今，民国时期的老期刊不但拥有比较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同时还在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高的作用和价值。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学者选择“孤岛”时期的上海艺术期刊作为主要研究的选题，但谁也无法否认，艺术刊物在艺术研究中的巨大作用和特殊地位，因此，对“孤岛”时期艺术期刊进行发掘与整理，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
二 研究对象
现如今的历史研究，除了采取田野考察和利用技术手段，大多数还是直接依赖于能在文献中查到的文字资料。原始的文件资料包括人物传记、新闻档案、宣传资料、私人通信、个人见闻以及出版物等。其中，新式的期刊出版物因其独特的历史价值，而逐渐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如果说现存的艺术作品，如电影、雕塑、音乐、绘画作品、摄影图片等，是“活的”历史文化资料的话，那么，作为这些艺术品延伸媒介的艺术杂志，就称得上是与社会历史构建起文化肌理的反射镜与透视窗，铭刻着特殊年间某座城市特有的时代印记。本项研究做的是通过考察关于“孤岛”时期在上海地区出版发行的，除文学期刊以外的所有艺术类专业期刊（包含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及综合类艺术期刊，不包括报纸，但会涉及部分报纸的副刊），来挖掘出海派艺术文化的另一面貌和特有内涵。
首先，关于“孤岛”这个概念的解释。“孤岛”是一个时空复合概念，从时间上来讲，是指以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战败，从上海撤退为起始点，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整个上海为终点。从地理空间角度上来看，“在日军的包围下，租界变成了孤岛。孤岛的范围是：东至黄浦江，西达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南抵民国路（今人民路），北临苏州河。自1937年11月12日淞沪抗战结束，到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孤岛共存在了四年零二十七天”[4]。所以说，“孤岛”既有时间概念，又指涉空间地理观念。
其次，对于“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的界定。第一点，关于期刊的概念辨析。期刊，顾名思义，是指“包括杂志在内的，有固定名称、每期版式基本相同、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它的外延要大于杂志、报刊，它的内容也一般是围绕某一主题、某一学科或者某一研究对象，由多位作者的多篇文章编辑而成，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而出版发行”[5]。第二点，本项研究所涉猎的范围，就是围绕1937年11月12日到1941年12月8日这一时间段之中，在不到30平方公里的英美租界和法租界组成的“孤岛”之内，出版发行的除纯文学作品以外的所有艺术类刊物。这是因为，随着近几年来艺术学逐渐从文学学科中独立出来，被提升为国家一级学科之后，本项研究把文学期刊排除在外，也恰是要从本质上把艺术史的研究同文学史的研究区别开来，解决与文学等其他学科混淆的问题，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艺术学科的独立发展。第三点，重新审视“孤岛”时期在上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艺术发行刊物，并通过做出一份翔实的期刊汇总表与数据统计表，梳理“孤岛”时期影坛、剧坛、画坛、曲坛等艺术界的演进史及发展规律，描摹出当时艺术活动及娱乐业发展态势，发掘其特殊年间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印记。
最后，针对于有关海派文化的定义辨析。众所周知，关于“海派文化”产生过无数次的争论，历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我们也尚未能完全厘清海派文化的确定性内涵和定义。值得庆幸的是，通过诸位前辈专家学者的解读与论证，我们可以对海派文化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共同认知，也即海派文化区别于京派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总结为几个关键词，那就是“商业化”“现代性”“开放性”“市民化/通俗化”等一系列多元动态化的品格。本书的海派文化研究只是宏观海派文化研究的一个小分支，或者说是一个小部分，本项研究只考察“孤岛”气候是如何对海派“气质”进行渗透的，以及对海派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海京”“海陆”“城乡”等双元对立的语境中来定义海派文化是一个较为稳妥的模式。因为“人类的精神思想是在城市环境中逐渐成形的，反过来，城市的形式又限定着人类的精神思想”[6]。虽然上海“孤岛”文化并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但是对上海“孤岛”艺术和都市文化的研究，却能够很好地阐释海派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而对“孤岛”时期艺术期刊展开研究，通过这些艺术期刊里刊载呈现的艺术理论及现象，也许我们可以试图去勾勒出当时的海派文化的现代性话语发展与转变的清晰线索。
三 研究现状
大部分专家学者比较认同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关于近现代史学的首要研究任务即是“考今”，就是用现代的思想来解释和评判过去的历史，并指出其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所以说‘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的历史’。”[7]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对于“孤岛”时期艺术与海派文化的研究现状，中国大陆及港台学者的很多著述和观点都是与时俱进的，大致经历了从总结性的研究到政治化的研究，再到现代性的研究这样一个过程。
第一个阶段，1938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孤岛”时期各项艺术活动发生后，一些批评家、理论家对整个“孤岛”艺术界进行了扫描性的总结。例如，由龚天一、丁聪等人编辑的《新华画报》，“其中几乎每期都设置的《国片年谱》《电影史料》和《每月情报》等专栏，保留了‘孤岛’时期影坛的大量史料，铭刻着特殊年间关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印记”[8]；另有《剧场艺术》期刊设立的《孤岛戏剧浪花报道》等与此相似；还有上海艺术学会编辑出版的《上海艺术月刊》《美术界》[9]等刊物上的《略谈上海洋画界》《美术界动态》等固定专栏。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带有评论性质的总结“孤岛”时期艺术界动态的文章，诸如杨真的《一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欧阳予倩的《一年来戏剧运动的展望》、钱堑的《一年来的戏剧电影》、夏衍的《过去一年间的戏剧战线》等。关于上海“孤岛”艺术与海派文化的研究依旧沿袭了20世纪30年代之初的“京派海派之争”，对“海派”的认知大体上还是持批判、否定、贬低或排斥的态度。比较有代表的评论是《立言画刊》上的《京朝派与海派：由贾福棠口中听到的打金砖》与《京派海派》，《戏迷传》上刊登的《海上有关戏剧的一切》以及《艺海周刊》上刊登的《海派之弱点》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第二个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的这一段时期。“政工派”注重政治先于艺术、艺术需要服务于政治的立场，普遍影响到学术研究界，当时的各门类艺术史学也持类似的观念。比如，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称得上是迄今为止对于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了。该部著作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以及不同地区的电影来划分写作的，引用的电影资料之翔实着实令人赞叹，可以说全书即是一部厚重的影片史。《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和重点分析的是左翼电影作品及运动，当然也包括一些必要的电影历史事件，但是对于“孤岛”时期的电影（除了部分左翼影片之外），则大部分都持较为激烈的否定批判态度，这些无不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色彩。对于1937—1941年这四年间的“孤岛”电影发展的整体状况和同时期上海多家电影公司的作品，只是一笔带过，这就使得该部著作在完善电影史的整体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缺陷。当然，诸如此类的还有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由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在第六章中对“孤岛”时期的话剧做出了以下评论：“其一，孤岛话剧的主要力量是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直接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广大市民中，已经牢牢地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其二，在孤岛，由于受市侩主义影响，为了营利，出现了种种低级、庸俗、油滑、恶劣的创作和演出，将艺术当成商品，大饱私囊。这是戏剧的贫困和堕落。”[10]因此，政治化的研究对于“孤岛”艺术所作的多是一些“唯一化”的区分和批判，对不符合左翼评判标准的“孤岛”艺术进行了遮蔽、遗忘和批判。而中国台湾1986年出版的《中国话剧史》一书，在谈到孤岛时期的话剧演出时，和中国大陆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没有将当时的很多大型商业娱乐剧场的演出活动纳入记载当中，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对戏剧功能认识的偏颇，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都比较薄弱。
第三阶段，也即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时期的著述最为丰富，主要以现代性的学理研究为主。比如电影艺术方面：针对于因为侧重某一类型的电影从而遮蔽掉了中国电影史的整体面貌，以及有感于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对于除左翼电影之外的电影在评价上的偏差，很多电影研究的学者提出了“重写电影史”的主张，这就出现了陈犀禾等学者编著的《重写电影史：向前辈致敬——〈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等。而在重新梳理中国电影的民族性和类型化方面的专著则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中国电影史：1937—1945》《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丁亚平的专著《影像中国1945—1949》、周星的《中国电影艺术史》、倪骏的《中国电影史》以及华人学者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等等。而在戏剧研究方面则有：胡叠博士的《上海孤岛话剧研究》、李涛博士的《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邵迎建的《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等专著，从大众文化的维度来对孤岛时期的戏剧艺术进行客观而公允的重新研究，是很有必要和反思意义的。当然，更有一些论文，例如，朱敏彦的《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文化发展论析》、黄志雄的《上海孤岛文艺期刊》、王素萍的《从电影期刊演变中探讨四十年代电影》、来平的《战时上海大众娱乐研究1937—1945》、李超的《孤岛美术的融合之路》、于琦的《二十世纪前期（1904—1949）戏曲期刊与戏曲理论批评》、陈星星的《抗战时期上海电影研究（1937—1945）》、陈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期刊》，等等。这些论文都是以较为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孤岛”艺术做出的关于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入研究。而由上海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编著的《海派文化丛书》[11]等，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上海文学、海派小说、海派电影、海派戏剧、海派园林等诸多艺术方面，丰富发展了对于海派文化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对于深化“孤岛”时期海派艺术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尚未全面和成熟。
可以看出，就目前掌握的关于“孤岛”艺术与海派文化的研究资料来看，此前学术界很多相关文献的研究，是从电影学、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等各门类艺术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并探求其自身专业艺术门类的发展，至多涉及对其专门艺术印刷媒介的研究。然而，面对“孤岛”时期的艺术期刊研究，在整个近现代艺术史及海派文化研究均呈现出失语状态。那么，艺术期刊，作为现代印刷媒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凝聚着当时所处时代的深厚烙印，应当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应该被人进行不断的赏识和深入的挖掘。
四 研究方法
本书的难点在于收集和整理“孤岛”时期浩如烟海而又极其零散杂乱的史料，由于本书涉及的艺术刊物门类众多，除了文学刊物不在研究范围内，其他包括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及综合多个门类艺术的期刊共有近两百种，而且每一种期刊的卷数乃至期数都至少超过一本，有的发行时间甚至长达四年之久，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需要具备极强的查阅耐力、宏观把握能力及文字提炼和概括能力。当然还有一些期刊在战火中焚毁或是散佚了，这就为搜集、填补、翻查工作又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因而，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本书试图将历史研究、文化分析与传播学结合起来，深入分析“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的美学风格与文化表征意义，探讨艺术刊物上所汇聚的理论形态，发掘其在特殊时期与当时海派文化的构建关系。
恩格斯曾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一文中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2]艺术史的研究不仅仅要研究艺术本身，更重要的还在于挖掘艺术背后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也即透过艺术史的大致轮廓发现其后隐藏着的“无数交错的力量”。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认为：“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从事同样的研究，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分支上：研究人和他所处的环境、研究人对他所处环境的影响和他所处环境对人的影响。研究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增加人对他所处环境的认识和掌控。”[13]处在当时极端恶劣、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孤岛”艺术期刊是如何生存下来并参与到构建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去的，这都是需要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艺术期刊作为一种推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它的传播同样影响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道德观，甚至是建构着宏大的价值观体系。因此，将艺术期刊作为社会文本，来研究艺术刊物与海派文化、上海都市文化之间这种水乳交融、循环往复、纷繁多元的互动关系，是一种科学可行的方法。当然，除了翻阅“孤岛”艺术文献，还需要结合田野考察的口述史，考察当时的政治发展史、社会发展史、经济发展史等多重维度，从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艺术与文化。
在搜寻到资料与档案之后，本项研究即可开始于一系列的特定的问题，即“孤岛”气候是如何对海派“气质”进行渗透的，“孤岛”艺术期刊有着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表达，“孤岛”艺术期刊的发行对海派文化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孤岛”艺术与海派文化，都市空间是如何产生互动的。据此，沿袭文化分析的思路，综合运用现代性理论、文化认同理论、都市空间等理论去观照“孤岛”时期的艺术期刊与海派文化。迈克·克朗认为，文化地理学“不仅研究文化在不同地域空间的分布情况，同时也是研究文化是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的”[14]。同时，通过援引列斐伏尔、迈克·布朗、爱德华·索亚等学者对于文化艺术与城市空间的表述，我们知道，空间是一种凝聚了“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15]的存在。可见，艺术与都市、文化三者相互生产。布尔迪尔还把“艺术家或作家”，笼统地称为知识分子，也即“在一个特定的场内占统治地位的那些人，占据的就是一个能使这个场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的这样一个位置，但他们必须始终同来自被统治者的‘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抵制、要求、竞争进行斗争。……只有当人们开始反叛、抵抗、有所行动，历史才存在”[16]。可以说，“孤岛”复杂的政治环境催生出了特殊的艺术场域，艺术期刊寻求合法性、自主化以及艺术自律的方式，也与海派文化在当时的发展不谋而合。
此外，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种主要表现形态，艺术期刊以其独特的创办理念和传播策略，获得了大批固定的读者受众。尤其“孤岛”艺术期刊利用各类相关传播要素间的互通互融，在艺术杂志的传播形式中，得到了繁荣蓬勃的发展。因而，从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出发，对“孤岛”艺术期刊各要素进行科学研究。以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为主，将他首次提出的构成传播过程的五个环节和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提了出来，也即形成了后来学者所谓的“五W模式”[17]作为研究思路。也正因为无论是哪一种类的传播形式都必须包含这五个基本要素，因而迄今为止，“五W模式”仍然是被认作传播媒介过程的经典模式，视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之一。本书将援用这一理论模式，旨在系统分析“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的传播与海派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五 研究内容
本项研究即是从历史分析学的视角出发，运用文化研究、大众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完整而系统地对“孤岛”时期的艺术期刊进行研究，既要对其展开静态的解读阐释，又要将其放置于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下进行动态的分析考察。从而，力求在之前诸位学者的各种零散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资源的互动与整合，并且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一章主要论述“孤岛”艺术期刊生成的社会历史环境。通过结合“孤岛”艺术期刊产生的政治背景、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来对异彩纷呈的各类艺术期刊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态势扫描。深入挖掘史料，可以考察出淞沪会战战败之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以降，租界当局有同情中国抗日爱国活动的一面，也有唯恐得罪日军，有对“孤岛”抗日爱国活动进行阻挠、压制的另一面。在这样复杂的生存语境当中，“孤岛”特殊的气候使得期间产生的艺术期刊与“孤岛”之前及“孤岛”之外的艺术期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和海派文化既密切相关，又相互影响。
第二章主要论述“孤岛”艺术期刊的现代性特质与海派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将期刊中的图片所呈现的经典构图、形式美感以及现代白话文的趣味性作为切入点，来分析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的审美风格。其次，通过以现代启蒙与理论智识诉求为主的艺术期刊，透过这各类艺术期刊里看似杂乱无章的智识图景，努力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能够勾勒出现代性艺术理论话语发展的清晰线索，以此来研究“孤岛”时期的艺术理论以及当时宣扬女性解放、恋爱自由、民主平等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海派文化。最后，发掘出“孤岛”艺术期刊与海派文化的现代开放性特征。当时的艺术家“对于国外理论方面，知识性的介绍多于理性方面的介绍和引进，知识性普及多于理性分析和自我创新，在思辨性、本体性、系统性、哲理性等方面，与西方艺术理论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但在如此困境之中，他们所提出的有些‘革命性’主张和建议对于艺术创作无疑是有益的，对于处在战争苦闷环境的社会大众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蒙与教育作用，尤其是给当时的上海市民带来了关于艺术的启蒙知识以及新的民族希望与想象”[18]。
第三章重点论述“孤岛”时期艺术期刊的娱乐消费性与海派文化的商业化特征。例如，很多电影期刊在“每一期几乎都占用大量篇幅来介绍、推广某电影公司拍摄的新片和培养的明星，主要包括剧本作品（本事）、演员剧照、主题歌谱、相关影评及电影海报等。还时常发表以强调‘生意眼’为宗旨的评论性文章。同时，大多期刊几乎都会登有相当数量的明星照片，而主要内容无一例外地都是一些关于明星的个人简介、演艺动态、生活琐事以及八卦绯闻”[19]，极大地满足了普通市民的好奇心理与代偿心理。尽管上海沦为“孤岛”，但商业仍然畸形发展，租界因殖民主义者带来的资产阶级式的享乐生活方式与海派文化影响下的上海市民观念相契合，又同南方商人原有的娱乐消费观念相适应，其在“孤岛”这样的复杂背景下，因而电影、戏剧等艺术期刊的消费在“孤岛”苦难的生活中有了更大的需求。
第四章主要论述“孤岛”艺术期刊多元化的创办风格、兼容性的价值取向与海派文化的动态发展。从整体上看，“孤岛”时期的艺术期刊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曲折坚守抗日救亡的办刊理念，又有以发表艺术理论为主的传播策略，也有为迎合市民娱乐需求的消遣替代品，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大后方”或“根据地”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化空间。当时的艺术期刊为上海这座既有老城厢又有外国租界，既传承着民族、民俗文化，又不断涌进大量西方意识的都市，在海派都市文化的构建和人的心理、人的审美趣味的转向上潜移默化地起到了逐步渗透和推进现代性的黏合作用。本章着重从历史分析转向话语分析，解读艺术期刊创办和出版背后的话语力量与新的秩序，从而勾勒出一条海派文化动态化的演变轨迹。最后通过梳理艺术期刊和海派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关系，重树“孤岛”艺术期刊在整个艺术史当中的地位及意义，并说明其对当下艺术期刊的创办借鉴和启示作用。
通过上述研究，笔者将对“孤岛”艺术期刊和海派文化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的阐释和辨析，以期能够填补关于“孤岛”时期艺术期刊整体的、专门的、系统性研究的空白，揭示出海派文化的重要特质与发展规律，发掘出战争时期上海居民所处空间和集体记忆的“地方”性城市文化呈现。
[1] 袁济喜、陈建农：《〈文心雕龙〉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2] 钱理群：《反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 [美]弗·詹姆逊：《评论之评论》，转引自陆梅林《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页。
[4] 刘惠吾主编：《上海近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348页。
[5] 互动百科：《期刊》（http://www.baike.com/wiki/%E6%9C%9F%E5%88%8A）。
[6]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 朱谦之：《朱谦之文集·考今》，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8] 游溪：《管窥〈新华画报〉中的孤岛电影与理论表达》，《美与时代》2014年第6期，第117页。
[9] 1939年9月10日，《美术界》杂志在上海创刊。旨在发动美术界人士投身抗战，培养美术人才，反映各地进步美术活动情况。《美术界》共出3期。1940年3月20日，因编辑人员离开上海或从事其他工作而停刊。
[10]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450页。
[11] 《海派文化丛书》是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33卷近700万字的大型丛书。这套丛书由沪上40多位专家、学者、记者和著名作家联袂撰写，历时5年，曾得到王元化、徐中玉、钱谷融等前辈领衔指导，集中了上海知识界、文化界的集体智慧，是国内第一套对海派文化进行多角度、全景式扫描的系统性文化工程。《海派文化丛书》由上海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主编。这套丛书涉及上海的民俗、历史、书画、建筑、金融、风尚等方面，以散文化、纪实性的写作风格，叙述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各种独特文化形态。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13] [英]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6页。
[14]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5] [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6] [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17] Lasswell Harold D，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New York：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Harper and Brothers，1948.
[18] 金丹元、游溪：《上海早期电影理论与城市文化建构——论上海早期电影理论的演进及对当下的启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月第30卷第1期。
[19] 游溪：《管窥〈新华画报〉中的孤岛电影与理论表达》，《美与时代》2014年第6期，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