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词研究

唐诗 唐诗 中国的骄傲

吴庚舜

在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全唐诗》是最受中外瞩目、使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诗歌总集。它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唐诗的辉煌成就。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诗经》、《楚辞》之后，由秦、汉至明、清，还没有第二个朝代的诗歌能与之抗衡。唐诗近三个世纪的繁荣，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堪称一大奇迹。

隋灭唐兴，李渊、李世民父子力克群雄，于武德元年（618）建国，历经21帝，灭亡于哀帝李柷天佑四年（907），共有290年，再加上历来习惯将五代十国附于唐代的54年，这三百四十余年的诗坛如繁星丽天，蔚为壮观，存世的作品也十分惊人。清世祖玄烨（康熙）称唐诗作者共二千二百余人，诗作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全唐诗序》）。尤令中外赞叹的是唐代诗人群体的高素质和诗歌作品的高度成就。唐代诗坛除拥有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还出现了王绩、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张若虚、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之涣、贺知章、祖咏、张旭、李颀、王湾、王翰、崔颢、王昌龄、储光羲、王维、高适、常建、岑参、元结、刘长卿、钱起、郎士元、张继、韩翃、戎昱、柳中庸、戴叔伦、皎然、顾况、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李益、张籍、王建、元稹、刘禹锡、贾岛、李绅、白居易、张祜、李商隐、杜牧、许浑、姚合、令狐楚、温庭筠、李群玉、于濆、皮日休、陆龟蒙、钱珝、聂夷中、杜荀鹤、司空图、韦庄、贯休、韩偓等一、二、三流家喻户晓的诗人百余位，诗歌流派也不少。这些诗人写出了众多脍炙人口之作。抒情诗和叙事诗在他们手里创造了新的高峰。唐人这约五万首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如民间疾苦、田园、山水、边塞、抒怀、咏史、咏物、寓言、爱情、婚姻、友谊、哲理、绘画、书法、音乐、歌舞、民俗等等，无所不包。作品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人物——帝王、将相、后妃、地方长官、胥吏差役、士人、农民、士兵、牧童、船夫、织妇、渔翁、矿冶工、淘金女、采玉人、宫女、宦官、童仆、歌女、舞女、侨民、僧道、少数民族等的生活，应有尽有。与题材内容相适应，唐诗的形式也是极其多样化的。诗坛既重视古体，又流行近体。古体，也称往体，是产生并成熟于唐以前的诗体。它们篇无定句，分为三、四、五、六、七言及杂言等体。各体都不讲究对仗、平仄，用韵也比较自由。近体，也称今体，系源于六朝而成熟于唐代的格律诗——律诗、绝句和排律。它们又分为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排律、七言绝句六种。律绝每篇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均有严格的规定。律诗的对仗更增添了新诗体的特征。近体诗因平仄的变化又将律诗、绝句分成16种形式。有的诗在格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定式稍作变化，便成了拗体。某些古体受近体格律的影响也可看成一种新体。唐诗在诗体上的探索与成功，使它获得了“备众体”的美誉。可以说，唐诗的百花齐放，是诗的内容、风格和形式给人的一致印象。

探索唐诗繁荣的原因，唐人已肇其端。盛唐时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叙》曾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五代后晋《旧唐书》里《文苑传叙论》中论唐诗也有类似的看法：“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唐代帝王普遍爱好诗歌，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玄宗、宣宗等都是诗人。许多诗人生前受到隆遇，有的逝世后帝王犹不忘他们的诗歌成就。如宣宗《吊白居易》诗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全唐诗》卷四）上有所好，世遂成风。加以将相公卿和地方长官的推许，影响遍及朝野。从政治方面寻找繁荣原因，宋人以唐、宋诗作比较，还想到唐代科举考试时诗歌的作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玄烨《全唐诗序》赞同此论，他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赓和，友朋之赠处，与夫登临赏之即事感怀，劳人迁客之触物寓兴，一举而托之于诗，虽穷达殊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帝王喜好的诗有好坏之分；科举试诗本身难出好诗，而在客观上却有提倡学诗的作用。二者都有两面性，但就它们的积极一面而言，确实造成了一代盛行写诗之风和训练了所有作者的写诗技巧。所以范文澜在《百花盛放的唐文苑》里说：“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中国通史简编》）

探讨唐诗繁荣原因，古人虽有中肯之见，但颇多感想之论，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直到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才把规律性探索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涉及唐诗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上层建筑间的相互影响、诗人群体的素质、诗歌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许多方面。

繁荣的唐诗产生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度里。唐在建国以后，认真吸取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实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兴旺。随之而来，交通、手工业、国内外贸易也发达起来。安史之乱以前的一百几十年里，唐朝国力强盛，统一安定，令当时人引以为豪。杜甫回忆盛世的诗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豹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忆昔》其二）李白的感受也一样：“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其四十六）安史之乱虽使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但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广袤的南中国经济却仍处于发展之中。伴随经济高涨而出现的文化高潮，在教育、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上都有突出的反映。诗歌与音乐、舞蹈、雕塑、书法、绘画相互影响而欣欣向荣。

唐诗的繁荣又和整个一代有出息的诗人健康的生活道路、高度的文化教养分不开。唐朝用人途径比较宽广，人们通过科举、举荐、门荫、从军都可步入仕途，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举取士。唐承隋制，以科举制度代替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选拔人才，使当时许许多多出身不高的知识分子也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博览群书，有深厚的文化教养，视野广阔，思想活跃。他们在科举及第之前，多生长于民间，对社会和人民生活一般都有所了解；及第并取得入仕资格后，他们或出任州县长官，或从军幕府，或擢升朝廷，或被排挤贬谪，使他们又熟悉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和生活。其中杰出之士始终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们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不是在狭小天地里度过的，旅游和宦游的经历使他们饱览山川之美。因而当他们提起笔来，无论是抒写社会人生，还是赞美大自然，都是宫廷诗人、贵族诗人所无法相比的。诗人自由翱翔，诗歌自然生气勃勃。

唐诗的繁荣还是诗坛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关系所致。继承《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唐人能做到细大不捐，广泛汲取营养。伟大诗人杜甫主张“转益多师”，又曾说：“颇学阴（阴铿）何（何逊）苦用心。”（《解闷》其三）他又将小诗人阴铿的诗与伟大诗人李白某些佳句相提并论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唐代诗人继承传统虽然有海纳百川那样的胸襟和气概，但又绝不盲目接受，而是很有鉴别力的。他们对于齐、梁及本朝诗坛的不良风气都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二者相辅相成，为唐诗的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使唐诗发展的起点很高。经过大小诗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兴盛景象。

总之，唐诗的繁荣是诸多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经过复杂而奇妙的作用才得以产生的，得之非常不易。

唐诗的繁荣不是一蹴而就的。唐诗的产生在它的漫长岁月中，发展道路也是曲折的。唐代后期已有诗人作过历史回顾。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中说：“国初，上好文章，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浪仙、无可、刘德仁辈，时有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徒褊浅矣。”（《司空表圣文集》卷一）作者是诗人兼诗论家，他的评论涉及“国初”、“极盛”、“大历”及其后时期，但线条粗略，对诗人的评论过于抽象，有的不公允（如论元、白），还未涉及规律性问题。在司空图后三百多年，南宋严羽才提出唐诗分期的系统看法。他在《沧浪诗话·诗体》里提出“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四期说。在这部书的《诗辨》里对分期又作了具体的补充。盛唐之前，他标举“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时代，可知其“唐初”实即后代所说的“初唐”。他所说的“大历以还”，即后代所说的“中唐”。明代高棅承其衣钵，明确提出初、盛、中、晚四期说，并将五代附于晚唐。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律诗》亦祖述此说。五四运动至今，唐诗分期日益深入，但学术界的分期颇有分歧，有二期、三期、四期、八期的不同分法。将唐诗分为二期的有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他们当时不同意“四唐”分期，而主张以8世纪中（即安史之乱爆发之年）作为分水岭，前期称“初盛唐”，后期称“中晚唐”。这样分期，时间跨度太大，反而不能凸显唐诗的发展变化，而且对有些诗人的划分造成困难。如将杜甫列在“后期”就不符合他的创作实际和他在盛唐诗坛已占有历史地位的实际。主张将唐诗发展分为三期的以冯沅君、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为代表。他们的立意和晚清的宋育仁《三唐诗品》略去中唐的“三唐”说不同。他们声明自己过去的二期划分有不妥之处，而将唐诗发展分为“初唐”、“盛唐”、“唐后期”三期。这可能是受简史篇幅限制的权宜划分。与以上二期、三期划分异趣的如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该书的《前言》将唐诗发展分为八期，即唐初三四十年、开元前五六十年、开元初到安史之乱前夕的约四十年、安史之乱到大历初的十几年、大历初到贞元中的二十余年、贞元中到大和初的约三十年、大和初到大中初的约二十年、大中初到唐末的约六十年。细致划分显然比二分、三分的分期有说服力。但诸说之中最有影响的还是初、盛、中、晚四期说，因为它已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被不少文学史、历史著作、学术论著所采用。它的优点是既简明又概括。初唐（618—712）长达九十余年，活动于诗坛的，先有王绩和带有齐梁浮华诗风的作者，后有“四杰”、沈、宋、陈子昂等。它是唐诗由渐变走向革新时期，唐诗繁荣已初露端倪。盛唐（713—770）历时六十余年，活跃于诗坛的既有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又有山水田园诗人、边塞诗人，这是唐诗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期。中唐（771—835）经历的时间与盛唐相近，它的特点是诗坛流派多，名诗人多。它前有大历诗人，后有元、白、韩、柳、张、王、刘禹锡、李贺、孟郊等。这是唐诗繁荣的第二个高峰期。晚唐（836—907），历时七十余年，是唐代诗歌逐渐走向衰微的时期，但亦不乏具有特色的著名诗人，产生的名诗也不少，所以诗坛仍笼罩在唐诗繁荣的光芒里。

唐诗自问世之日起便受到人们的喜爱传诵。名家之作被谱为歌曲，被画为诗意画，被外国使者重金求购，均为流传当时诗国的佳话。历代人民受其熏陶，作家、艺术家、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家）、政治家也纷纷从唐诗里汲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所以千余年来研究唐诗及其作者、整理唐诗总集、别集和有关资料已形成博大精深的唐诗学。理论研究自然是今胜于昔，但古代所起的奠基作用却功不可没。可以想象如无清代编纂的《全唐诗》，我们的遗憾会有多么大。

《全唐诗》900卷，成书并刊刻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它实际是利用了由唐至清各代的积累才完成的。唐代诗人很重视诗集的编辑保存。如李白、杜甫在世时已有集子；元稹多次自编其集；白居易为防天灾人祸，将集子分藏于庐山、洛阳、苏州佛寺。唐人还编辑了许多选本式的总集（今存尚有《唐人选唐诗十种》），为保存唐诗原貌和保存无集诗人之作起了重要作用。宋人整理唐诗用力甚勤，而且他们能直接利用唐人的抄本，其作用是后人无法代替的。宋代的《万首唐人绝句》、《分类唐歌诗》等已开始了唐诗的汇总工作。《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诗纪事》和众多的唐诗别集的整理刊行，也为编纂总集准备了条件。至明代，唐诗的整理研究步入了新阶段。胡震亨《唐音统签》1333卷，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清初，季振宜《唐诗》717卷，成就也很大。清政府任命彭定求、杨中讷等修纂的《全唐诗》就是用以上二书作底本的。从总体看，它集众书之所长，汇集的唐诗作品多，诗人人各有传，编排又基本以时代为序，使用方便，因而成为古籍中最具权威性的唐诗总集。

在我国经济文化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唐诗与人们的联系日益密切，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每一天中，大家都能接触到唐诗。阅读优秀的唐诗作品，不仅能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自信心，而且可以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和艺术借鉴。随着民族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仅有注释的选本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复杂需要，他们渴望阅读《全唐诗》。而阅读它却必须克服古汉语的障碍，以方便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典章制度、政坛风云、宗教民俗、诗人的思想、生活和交谊、典故的含义和用法、古今地名的异同等等。也就是说，需要一部有细致注释的《全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