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归因：传统人治对厚黑进行正向肯定，专制政权对道德进行逆向淘汰

自秦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实行一种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天下的各个王朝，都是依靠统治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天下唯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兵强马壮，至于仁义道德，不过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虽然儒家所倡导的“仁治”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特别强调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的理想境界，但是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上却鲜有开明贤达的君主，政治上也缺少全知全能的圣人贤达，中国传统社会也鲜有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甚至“禅让”这个在儒家经典和正史中被美化为正统德政的象征，也被证实为一个美丽的政治传说。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残酷，儒家道统从未战胜过政统，执掌政权的领袖都不是道德的完人，都难免道德权威的缺憾，而且君王的人治并未带来“仁治”，相反却是“治人”，王朝统治之下的政治常态更多的是君主昏庸，朝纲废弛，奸佞当道，忠良遭陷，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政治常态之下必然是风不清，气不正，人不顺，混乱黑暗的朝堂之上进不了刚正不阿之士，容不下清正有为之人。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圆内方”的滑润姿态顺应官场的亚文化和潜规则，鲜有不被淘汰者。相反，厚黑才是黑暗政治的通行证，玩弄权术才能立威于属下，行贿受贿才能攀附于政治，阿谀奉承才能取悦于君王，结党营私才能自保于朝堂，因此，厚黑者往往得权、得利、得道，而非厚黑者则失势、失意、失望，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忠良惨遭诬陷，奸佞充斥官场，令人唏嘘不已。当我们翻阅历史，类似情境在每一个王朝都曾上演，在每一部史书中都能得到印证。

人治与权力的一元化相生相伴，这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断绝了产生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的可能，君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失去了横向的牵制与纵向的约束，“独裁”与“专制”的滋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专制政治是一种隐秘的政治，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围绕权力的斗争永远充满阴谋。觊觎更高权力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擅自掩饰，以求一逞；而占据上阶权位的人，则必须处心积虑，力求洞察一切。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权力顶层的无上威严与荣光，炙手可热的最高权力直接导致了最残酷和最激烈的政治斗争。一部二十四史，每逢以暴力改朝换代，便是尸骨成山，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更是频繁发生，君臣相斫，父子相残，兄弟相戮，乃至夫妇相夺，可谓不绝于史。历史上九重之内的宫廷阴谋、厚黑者胜，不胜枚举。因为这种传统的政治斗争是零和博弈，政治玩家要么全得，要么全失，赢家通吃，成王败寇，斗争结果的残酷性决定了斗争手段的盲目性，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最后结果往往是厚黑者胜出，其例证是，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心慈手软的人往往败在阴谋算计的人手上，说真话的人往往败在说假话的人手下。当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权力是对人性、对人类社会生活最强烈的腐蚀剂，而厚黑学/马基雅弗利主义则是权力对人性最强烈的腐蚀之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