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日交战与日本战俘移送苏联

一 战争爆发与日本战俘接收

莫斯科时间1945年8月8日深夜23 时，苏联对日宣战。此时，由于时差原因，在远东地区早已集结完毕的苏联远东方面军已攻入关东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8月11日，苏联出兵日本所属的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地区。苏军挟打败德国法西斯胜利之势而来，日本则已疲于战争，明显处在行将崩溃的边缘，因此战局发展成一边倒局势，除了遇到轻微的抵抗外，苏军进展顺利，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日本的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地区俘获了大量战俘。根据9月12日苏联《真理报》的官方报道，在整个交战过程中苏联共俘获了59.4万战俘，其中包括148名将军。[13]而依据战俘管理总局的统计，俘获日本战俘639776人，内含163 名将军，26573 名军官。639776人中包括30328名中国人与朝鲜人。而依照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学者В.П.加里茨基在解密档案基础上的统计结果，仅在中国东北地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就俘获了63万余关东军战俘[14]，在整个苏日交战过程中击伤与俘获人数则为67.7万人左右。[15]根据苏联方面的数据统计，在中国东北地区被俘的关东军人员基本构成如表1-1所示。

由表1-1可见，苏联红军俘获的关东军战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包括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蒙古国人、俄罗斯人与马来西亚人。非日本国籍人员在关东军里基本上是作为军事辅助人员存在的。战俘中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当地伪军，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中国人和“伪满洲国”人分开统计。战俘中的朝鲜人主要来自于被日本兼并的朝鲜半岛。战俘中的58名俄罗斯人，基本上来自于侨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流亡白俄，因敌视苏联政治制度而加入日本关东军。至于关东军战俘中的11名马来西亚人，则来自于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志愿加入日军的当地居民。[16]

表1-1 中国东北地区被俘的关东军人员基本构成　（人）

资料来源：Кузнецов С.И,Японцы в сибирском плену,1945-1956,Иркутск: ТО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журнала“Сибирь”,1997г.

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苏方指令，上述苏日交战地区的被俘军人按照部队建制开赴指定集结地，以便于解除武装与进行受降仪式，并等待下一步处置指令。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及日本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地区，苏联指定了45 处受降地点。[17]如何处理这一庞大的战俘群体，苏联的立场有着明显的变化：8月16日，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等署名的给远东方面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中，要求尽可能就地设立战俘营以解除日本战俘武装，且明确指示不准备将日本军事俘虏移送到苏联领土上。[18]但战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国防委员会在8月23日却火速颁布了第9898号决议，与贝利亚所颁布的命令截然相反。根据第9898 号决议，苏联准备利用50万日本战俘到苏联做劳工，其中绝大多数人将被安置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重体力劳动。关于苏联急剧转变立场的原因，目前学界的主要看法是斯大林提出由苏美分兵占领北海道的建议被美国总统拒绝后所采取的报复措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Zubok）在《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中写道：“1945年8月19日，斯大林仍然计划让苏军在北海道登陆。他给杜鲁门写信要求由苏联占领整个千岛群岛，而且还表示，‘如果俄国军队不在日本本土的某个地方获得一块占领区’，就会让俄国的舆论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在千岛群岛问题上，杜鲁门做出了让步，但他对斯大林提出的参与对日占领的要求则断然拒绝。8月22日，克里姆林宫的战争领袖不得不取消在北海道登陆的计划。”[19]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的强硬政策使斯大林完全确信美国不让苏联‘染指’北海道的立场不会改变。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将苏联排除在外。然而，苏联领导人并不就此甘拜下风。恰在此时，数十万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攥在苏军手中等候处置，显然，斯大林此刻已经作出了决定。第二天（8月23日）即给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了扣押日本战俘进行强制劳动的命令”[20]。

二 编组劳动建设大队与移送苏联

各地区日本战俘开入指定集结地之后，即按照苏联要求整编为以1000人为基准的劳动建设大队（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батальоны），就地进行相关劳动。各个劳动大队基本上按照日军原编制组成，在编组过程中对于不适合入苏进行重体力劳动的病弱人员予以剔除。而弥补由此造成的人员空缺有两种方式：第一是将苏军占领地区日籍非军事人员予以征用，如将伪满洲国中的日本官吏、朝鲜总督府与库页岛南部地区的官吏、警察人员、铁路雇员等强制补充进来；第二是将如“满蒙开拓团”（満蒙開拓団）等准军事单位中的适龄男子，或普通居民中的适龄男性强行补充到劳动大队中。[21]

实际上，苏联政府能顺利编成劳动建设大队，主要是利用了以下两点有利因素：第一，日本军队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日本军人具有良好的服从性，这些特性仍然保留并在改编劳动建设大队时为苏联所利用。第二，苏联进行劳动建设大队编组的理由是就地进行设备拆卸与物资搬运，这些工作一旦完成即将其遣返日本，未透露其真正的目的是移送苏联，因此得到了归国心切的日本战俘的配合。关于编组成的劳动大队具体数字，笔者根据日方资料统计的结果为：在中国东北地区编成430个大队，计44万人左右；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编成68 个大队，计6.6万人；千岛群岛、库页岛地区编成71 个大队，计6.7万人。在上述地区共计编成569个劳动大队，约58万人。[22]

各个地区劳动大队编成以后，即开始陆续送往苏联。1945年8月25日，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 СССР）部长贝利亚和国防人民委员部（НКО СССР）部长Н.Ф.布尔加宁给远东军区总司令А.М.华西列夫斯基发去指示，要求选择身体健康和年龄适当的日本战俘，并以1000人为单位组成劳动大队，给每辆军列准备两个月的粮食储备。应尽量利用战利品，如冬夏季服装、鞋、寝具、内衣和其他日常用品来供给日本战俘。[23]1945年8月27日，红旗第一集团军要求在日本战俘中组建劳动大队并将其送往苏联各地。按照要求，要组建20 个大队，每个大队1000人，配发基本物资并携带10 天的口粮。同时规定，每次军列运送两个劳动大队。[24]另据中国学者沈志华教授的统计，为押送日本战俘，苏联共配备了3.5万名押运警备人员，此外仅在中国东北地区，被苏联运走的物资与装备价值就达到8.58亿美元。[25]

据1945年10月3日的报告，截止到10月2日，共运送了117000名日本战俘。因车厢不足与武装护卫缺乏，造成战俘输送工作滞后。[26]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资料，到1945年10月30日，已有219356名战俘被移送到苏联领土上。[27]1946年2月26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就第9898号决议执行情况上呈斯大林的报告指出：共计俘获日本战俘594000人，其中移送到苏联地区的人数为499807人，包括将军166人，军官21345人，军士及普通士兵478296人。未被移送的94193人为病患、伤员、不堪劳动者或非日本籍俘虏，苏联红军已将其就地释放或移交给中国方面。按照规定，大部分日本战俘被安置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也有部分人被安置到乌克兰等欧洲部分领土上。如战俘亲历者由井友二（由井友二，满洲第74 部队）回忆，他是1946年6月从朝鲜半岛兴南出发，经远东和西伯利亚被移送至乌克兰，目的地是哈尔科夫（Харьков）东南方向200 公里的人口只有3万人的一个小城，据其观察，该城在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痕迹明显。[28]

1946年4月，随着苏军完全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日本战俘移送工作也宣告接近尾声。关于最终被移送的战俘总人数，苏联官方统计数据是46.3万人左右[29]，但日本学界对此有争议，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和田春樹）的统计数字，即接近60万人。[30]另外，关于战俘的年龄构成，根据当代俄罗斯学者库兹涅佐夫的统计，大部分处于 18—35 岁，即适合进行重体力劳动的青壮年。[31]

关于各地区日本战俘移送苏联时的过境地点，在中国东北地区，输送经由地点主要是绥芬河、黑河、满洲里等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劳动大队主要经过兴南入苏，千岛群岛与库页岛南部地区主要经由大泊、半田等地入苏。[32]对于输送方式，苏联采取了利用季节气候及因地制宜的原则。绥芬河地区的劳动大队刚开始时徒步出发，后来出发的大队则利用货运火车运输。黑河地区的劳动大队一开始用船经黑龙江运输，后来在结冰期则以徒步或者汽车等工具输送，满洲里地区基本上是用货运火车运输。朝鲜半岛北部和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地区则全部用船经海运抵达苏联港口后，改用货运火车运输。[33]

根据1994年日本全国强制被拘留者协会（全国強制抑留協会）对3085名苏联地区日本战俘经历者所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总计4252人次的运输中，通过铁路运输者为2130人，借助船舶运输者为865人，通过汽车运输者为167人，徒步入苏者为1062人，剩余者为其他运输方式。[34]由调查数据可得，日本战俘主要通过铁路进入苏联领土，而且一般都经历了两种以上运输方式。而关于移送时间，由3085名受访者统计出的结果为：1945年入苏者占到了93.5%，其中9月和10月合计入苏者为1909人，占到了总受访者的61.9%。[35]

关于移送条件及运输工具，根据1945年4月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铁路押运战俘与被拘留者人员的指令：除安排相当的押运警戒人员之外，在使用货运火车运送战俘时要配备床具、厕所等设施，冬季运输时则要在车厢内配备供暖设备。车厢内要备足食物与饮用水，并要配备医疗物品与随车医生，随车的运输负责人对俘虏的健康状况负有直接责任。[36]但在战俘移送过程中出现或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物资供给不足。据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当地内务部门的报告，从1945年9月15日到9月23日接收了28000名日本战俘，但面粉、糖、烟草和面包的配备都未达到标准。[37]第二，运输工具不足或缺乏护卫力量，造成的结果是大量战俘挤在狭窄的车厢或船舱里，以尽可能提高单次输送量和减少对警卫人员的需求。如上文所述，日本战俘主要是通过铁路来输送且主要是采用未经任何改装的货运火车或家畜运输车进行。这些运输车辆本身的卫生条件就不是很充分，而且设有床铺、卫生间等设施的车厢极少，加上车厢内战俘人员高度密集，输送距离与输送时间又长。尽管如此，1945年10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显示，截止到10月2日，共运送了11.7万人的日本战俘。因车厢缺乏武装护卫，造成战俘输送工作滞后。[38]第三，气候条件恶劣，移送条件艰苦。1945年11月13日，针对冬季恶劣条件，为保障运输途中日本战俘体力状况及降低运输死亡率，战俘管理局对移送条件颁布了专门管理规定“要求运输工具必须保暖、舒适，配备医疗措施与医务人员”[39]。

受到天气寒冷及伤病的影响，加上输送条件不够完善，在输送途中战俘体质下降状况明显，由此造成大面积腹泻、拉痢疾等疾病的发生。据1945年10月被送往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Узбек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以下简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地区（Ташкент）的日本战俘川畑克志（川畑克志）回忆，他所乘坐的货运列车行进了一个半月才抵达目的地。当初上车之时所携带的少量食物很快被消耗殆尽，后来每日分配的是由大豆做成的汤和粗糙的黑面包，日本战俘面临着普遍营养不良状况并逐渐造成全员营养失调，途中不断有战俘因病弱而死亡，以至于后来在每次途中停车休息时，大多数战俘连下车进行短暂休息这一动作都显得极为虚弱。在抵达塔什干时，1000人的劳动大队已经减员为800人左右，活着的战俘不是营养失调者就是病患者。[40]上述经历在战俘亲历者的回忆中属于普遍现象。战俘亲历者相田正明（相田正明）则是如此回忆移送过程的：“苏军以‘东京回家（東京ダモイ）的借口将我们装入货运火车后一直前行……就这样一直往前行进，突然有人大喊‘看到海了’，车厢内顿时一阵骚动，大家刚开始都以为火车的行进方向是日本海，突然间发现这‘海’竟然不是日本海，而是反方向的贝加尔湖，顿时所有人都觉得像跌入地狱一般，带着一股要被枪毙在苏联的预感，车厢内的人都犹如死去一般地沉寂着……”[41]另外，日本战俘亲历者室田幸雄（室田幸雄）在回忆录里表达了被移送苏联后的心态：“我的回国希望破灭了，做好了死的觉悟。”[42]

笔者认为，造成日本战俘输送条件不理想的原因有四点：第一，客观条件限制。苏联幅员辽阔，战后有大量退役军人和外国战俘需同时移送，加上运输工具相对缺乏，针对本国人员和外国战俘的运输车辆条件都较差、运行速度慢。第二，战后苏联移送日本战俘任务重、时间紧。第9898 号决议颁布后，苏联决定火速运输50万名日本战俘到苏联各地。虽然苏联政府要求保障运输条件，但在紧急任务面前，未能充分保障运输条件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第三，战后苏联普遍物资匮乏，因气候及交通条件限制，东部地区物资保障尤为困难。第四，战俘身份。日本当代学者阿部军治对苏联的做法评价极低，他认为苏联的输送方法是把日本战俘当作牲畜对待，属于非人道行为。[43]

除了直接被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Казахская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以下简称“哈萨克共和国”）与乌兹别克共和国外，大部分日本战俘在抵达苏联后停留的第一站，是靠近中苏边境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Хабаровск）（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作为集结地与中转站，日本战俘在抵达此地后先进行临时休整，同时等待被分配到各地战俘营。即使先期被苏军用飞机送往苏联地区的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山田乙三）与总参谋长秦彦三郎（秦彦三郎）等人也是抵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后再被移送到专门的战俘营的。[44]关于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日本战俘临时中转站相关情况，笔者在采访中询问过战俘亲历者——原日军第59师团53旅团44大队步兵炮中队伍长大河原孝一（大河原孝一）。大河原孝一证实道：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设有专门的日本战俘收容机构与中转机构，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日本战俘都是在抵达该地进行短期休整并补充物资后再分配到各战俘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