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桐城派文人践行治生观念的总体考察

桐城派文人在理论上总体持重义轻利的治生观，即使后期有了很务实的变化，形诸于文字时还是倡导要清贫自律、洁身自好，甚至高蹈出尘。但事实上清代对道学家的批评极多，当时及以后的很多人对于名义上修身好道而事实上孜孜求利的道学家极尽揭露，其中桐城派文人很多都被当作“假道学”的典型成为重点批评的对象。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桐城派文人践行治生观的实际表现。

一 “假道学”之论的历史状况

儒家孔孟之说到宋代由二程、朱熹发展衍说，自成一支，称程朱理学或道学，明清两朝成为官方显学。“理”有时又称为“道”，所以也称道学。理学认为“理”是万物起源，认为万物的发展规律能够被认识，即能“格物致知”，这种发展规律也是“理”。理学又认为应收敛私欲，使修养达到本性，即“仁”的境界，就可以合于“天道”（或“理”）。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在社会体系中的现实表现就是要遵守“三纲五常”这类伦理道德。违背礼仪的为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就是“人欲”。理学对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标准，明清两朝许多读书人为迎合官方意识，达到获取个人名利的目的，假扮道学先生，高谈仁义，实际行为卑污，成为当时和以后理学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清初的满族统治者对理学推崇极高，“假道学”亦极盛，因此出现了大量对“假道学”的批判。王世光将清代对“假道学”的批判分为三种：“一是从社会的角度，对社会上借道学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进行批判；二是从学术的角度，站在儒家道统意识的立场上，对道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三是从政治的角度，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提出批评。”[77]本书所言与治生相关的“假道学”，实为第一种。清初学者陈确所说“假道学”有：“外窃仁义之声，内鲜忠信之实者，谓之外假。”[78]也就是后世所谓“假道学”、伪君子的主要定义。桐城派主流皆宗程朱，因言行受到质疑从而被视为“假道学”者不少，如桐城三祖之一方苞。民国时期举新文学革命旗帜的人物对方苞批评尤力，直接以“假道学”称之。陈独秀在说方苞等人希荣谀墓：“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谀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79]梁启超也说过方苞等人为“假道学先生”,“他（方苞）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争乌龙潭鱼利打官司”[80]。实际上方苞前半生流离游学，在各地授馆谋生，相当贫困。中年以后中了进士还未做官就受《南山集》案牵连下狱，差点丢掉性命。“希荣”或“谀墓”之作在其作品中极少，多为人情之作。刘守安对方苞的经历及思想的多重性有详细剖析，认为并无充分证据认定方苞是“假道学”:“方苞大致信奉理学，推重程朱，时有酸腐之气，但其‘道学’（理学）并非虚假，似不应判为‘假道学’。且他颇重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计民生，在其著述和其实践中都有突出表现（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又是值得肯定的。方苞个人的思想品德方面并无特别突出的恶劣之处，笼统地斥之为‘假道学’‘谬种’等，似缺乏充足的事实根据。”[81]

二 桐城派文人的道学践行

目前很难一一考察大多数桐城派官员的实际收支。帮危济困之行见诸文献者多，但反面事例却少有记载流传，很难完整客观判断。以姚莹为例，其官途有起伏，实际为官时间也不长，获利基本正当，言仁义，并且行仁义。姚莹向以清廉著称，多有受友朋捐助赈济之事，又好捐助族党亲友贫弱者。陈钟祥撰传称姚莹与“同里刘孟涂、方植之、闽中张亨甫三君，交尤笃，恒为恤其孤，刊其遗著。居官极廉，积俸所余，皆赡给族党朋友，人多德之”[82]。关于姚莹所供养者，吴汝纶也曾言及：“往者故人刘少涂尝为余言姚公在位时交游，族党待而举火者数十家，钱米之馈日月以至。及被逮，自度后且不继也，则馈之各倍他日。是时，行橐萧然，赖相知有力者馈赆之，乃能办装行。”[83]又载福建建宁张际亮卒，姚莹赠三百金。张际亮为姚莹从台湾被逮入京时一路护送者，其人放荡不羁，使用银钱不节制，其友多不肯厚待他。际亮殁于京师，姚莹“举金三百实其箧，诸故人则惊叹敛醵恤其孤宰者”。[84]陈澹然载姚莹之廉义又有一事：“元和时，前令亏官糈万石，缓偿且不测，莹受，代负偿焉。其笃挚任侠多类此。”“故其在官，岁致金里肆，恤宗亲，不足偿以负，而取财特严。尝罢官客扬州，鹾估奉金三千两为寿，却之。”[85]从前文所考姚莹收入及这些传文所载其行迹来看，他基本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官员。

桐城派早期高官方观承“兄弟相爱甚，遗命与兄待诏同穴”[86]。又有义行：“无子，抚浙时纳一姬，入室，见携其大父诗册，则与公素知，因还其家，助赀嫁之。”[87]龙启瑞祖父教授乡里三十年：“淡泊寡营，不以禄薄介意，日与吾母王太宜人以勤俭忠厚之道，身体口讲，以教其子孙。故家虽贫，而恬然有自得之色。”[88]方宗诚笔下张愧农困而守道者，桐城方日新、胡国釴、孙学颜三人亦安贫而守道至极，言：“学道而遇饥寒，正可藉以验吾学之所得力必于此，而不乱吾心，屈吾志，隳吾功，然后有以为上达之基。”[89]方宗诚文集中记载殉难于太平军之战的友朋极多。刘声木也注意到桐城派宗程朱的学者在国家危难时大节上的表现：“桐城文家兼言程朱之学，大体皆言行足法，不独文章尔雅，堪为师表。此编之中，如朱琦、伊乐尧、马树华、马三俊、冯培元、唐治、张勋、吴嘉宾、吴昌筹、邵懿辰、孔继鑅、陈寿熊、吴廷香、戴熙等皆大节凛然，足与日月争光，汉学家无一人焉，谓非宋学之明效大验乎？”[90]所称举桐城派诸人，皆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殉义者。如其中伊乐尧，与邵懿辰为挚友，以通经名于时，颇受当时浙江巡抚和提学使优礼。咸丰元年（1851）举人于乡，多次试礼部不中。咸丰十年自京师归里，曾国藩欲聘为幕，以母老辞。咸丰十一年冬十一月，太平军攻陷杭州，“数受贼刃不屈，奉继母出，乞食山中，安贫守约，不改其素志。同治元年正月十九日，竟以寒饿致疾卒”[91]。年仅五十三岁。不能不说，伊乐尧受所学鼓舞，能够在极困中守节安贫。

三 从桐城派文人与其他士人的个案对比看“假道学”

对比一下道学家与主要攻诘者的学术道德，可见一点端倪。清末时李慈铭对道学家亦多攻讦不屑，其自身学术道德概括如下：一是经学著作，有《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说文举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缦经说》；二是史学著作，有《后汉书集解》《历史论赞补正》等十四部，诗文有《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白华绛跗阁诗初集》等五部，笔记有《越缦读书录》《越缦笔记》，载目于平步青所撰《李慈铭传》。但张舜徽判言其学术无专长，且“知其平日所汲汲者，不过奉乾嘉诸儒群经新疏数部，览笔记数卷。自炫博雅，睥睨当世，固一时文士之雄也”[92]。且称其品行不端：“李氏少时偃蹇乡里，徒骋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卷轴，为日无多，虽有涉猎之功，竟无专精之业。”[93]对李慈铭在京师的生活，有学者曾详细考察。光绪十三年（1887），六十岁的李慈铭家庭日常消费二百五十两银子，添置衣服达五百两。其中“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94]。此袍花费二十两银。用于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社交花费二百多两。而当时“下一次馆子吃得不错也不过是花二三两银子”。娱乐活动主要是听戏，同时聚宴，送赠戏子钱物。与李慈铭有此交往的“相公”有好几个。这一年李慈铭本有一妻二妾，因一妾离开，两个月之后花一百八十两再买了一个二十岁的王姓女子为妾。对比宗程朱理学并身体力行的曾国藩，则见不同的生活面貌。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1840）初至咸丰二年（1852）七月共十二年时间在京师为官，职务从翰林院检讨（从七品）经七次升迁至侍郎。张宏杰对比了光绪九年（1873）户部郎中李慈铭（五品）与道光二十一年侍郎（正二品）曾国藩的消费情况：

这一年李慈铭虽然已经是五品，但因俸禄不能全额发放，正式薪俸收入尚没有曾国藩高，但其消费却远高于曾国藩。细考李慈铭的住房、用车两项支出与曾国藩基本相当，但日常生活支出是曾国藩的1.19倍。如果将衣服列入生活支出，则更高达2.26倍。同时，李慈铭用于声色的支出在其支出结构中占比较大。他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笺如歌郎行乐”，其冶游宴饮听戏支出是曾国藩宴饮支出的6.06倍。相反，虽然以文学著名，但李慈铭的文化消费却远较曾国藩为少，仅为曾国藩的 34.68%。由此可见，李慈铭的生活远比曾国藩奢侈。李慈铭代表了大部分随波逐流的中低层京官的生活状态，而曾国藩则是小部分刻苦砥砺者的典型代表。[95]

张宏杰通过考察曾国藩的消费并对比李、曾二人的消费比例，得出晚清时期“虽然天下熙熙，但京官群体中如曾国藩这样潜心道学，以清廉自誓的人并不少见”。所说晚清并不少见，正是以曾国藩为首的理学家群体，如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吴廷栋、倭仁等人。其中曾、左、胡、彭被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实不能称为“假道学”。张昭军详考了倭仁言行自律之况，评道：“从修养过程看，倭仁相当谨严。理学家的道德修养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是穷其一生持之以恒的追求。倭仁坚持不懈地做省身日课，便是他蹈行理学修养的一个例证。”[96]从这些对比来看，理学家的道德规范确是士人的榜样，代表了当时士人的较高水准。

以道学之名欺世获利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弘扬道学本义使得有一部分士人能坚守节操，也是道学之功。“假道学”之人备受攻击，只是因为其“假”，并不是因为道学本身。只是道学对个人道德要求持论过高，践行极难，这也是“假道学”泛滥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理学家对纲常名教的推崇在社会底层的效果更为显著。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程朱理学的精神已经深深渗透于这个阶层的主观精神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自己信奉纲常名教，而且还以此理解教化乡民，把程朱理学的信条和精神传感到更多的人群中，包括相当多的一部分下层民众。”[97]清初以后，很多人把程朱理学当敲门砖，借以邀取名利，道而沦为器，这就是道学自身所不能救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