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诚信”的基本内涵
儒家从个人立身、人际交往、国家治理、学者治学等方面阐述了诚信的基本内涵，这些内涵在先秦儒家那里得到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后儒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延伸性的解释与补漏。其余诸家也从各自的立场解释了诚信的内涵，他们的观点与儒家既有相通的地方，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一 诚信：立身之德
儒家认为，诚信是一种立身之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意思是，作为一个人却不讲诚信，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譬如大车上没有，小车上没有，如何行走呢？作为一种个体美德，诚信有哪些具体要求呢？儒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一，言语谨慎。从诚信这两个字的结构上来看，都有一个“言”字。这就表明，诚信首先是对言语的要求。在儒家那里，这个要求就是言语谨慎。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其中，“讷”就是言语迟钝的意思。那么，言语谨慎包含哪些要求呢？一个要求是，言语要考虑自身的践行能力。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又：“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曾子也说：“可言而不信，宁无言也。”[29]这些都是教导人们，言语不要轻易出口，说了就要做到。另一个要求是言语要符合客观事实。张载认为：“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30]意思是，没有证据说话，不会获得信任，所以，君子宁可不说话。朱熹说：“与人说话时，说到底。见得恁地了，若说一半不肯说尽，便是不忠。有这事说这事，无这事便说无，便是信。”[31]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诚信的内涵总结为“循物无违”，并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譬如香炉只唤做香炉，桌只唤做桌，便著实不背了。若以香炉为桌，桌为香炉，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实。”[32]
其二，守信践诺。春秋时期，信守诺言是有德之士称许的嘉行。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国君之子季札出使北行的时候，到徐国拜问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佩剑，可是不敢说出来。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但是为了要出使到中原诸国，不能不佩剑，因此未能当时就把剑送给他。等到出使回来，又经过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了，于是季札就解下自己的佩剑，把它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然后才离开。随从的人说：“徐君已经死了，还要送给谁呢？”季札答复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送给他了，难道就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就违背了我的本意吗？”在这个故事里，季札遵守的只是心中的诺言，这种诺言完全依靠内心的道德自律，即便是违背诺言，也没有招致任何指责。可以说，季札已经达到了诚信的最高境界——“不言而信”。
孔子并不要求人们都能达到季札的道德境界，只是认为许下的诺言应该兑现。《论语·宪问》记载了一段对话：
子路问成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这段话的大意是，子路问什么是全人。孔子说：“智慧像臧文仲，清心寡欲像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也可以说是全人了。”等了一会，又说：“现在的全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便能想起该得不该得，遇到危险便肯付出生命，经过长久穷困的日子都不忘记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全人了。”程颢认为，孔子后面说的三点要求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美德——忠信（诚信）。[33]由此可见，守诺践信是诚信的要求之一，它虽不是成为全人的充足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孔子指出了“口惠”这种不守信诺的行为对自身的危害，《礼记·表记》中记载了他的一段话：口头上给人家好处而实际不能兑现，他人的怨恨必定会招引到自己身上。因此君子与其先许诺他人的请求，倒不如宁可不许诺而受埋怨。
其三，言行一致。孔子认为，言过其行、巧言令色都是令人羞耻的行为。所谓“巧言令色”，即整天说着花言巧语、堆着讨好的笑容、对人保持足够的恭敬。这样的人不是出自内心的诚意对待别人，而是隐藏了内心的怨恨去讨好别人，因其言行不一，被孔子批评为“鲜少具有仁德”，并引以为耻。[34]朱熹明确指出，“信是言行相顾之谓”。[35]老子也认为，令人相信的言语并不需要漂亮的辞藻，而漂亮的辞藻也不会令人相信，即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
其四，不欺于心。儒家非常强调“诚”的作用，认为“不欺于心”贯穿于诚信的所有要求中。“诚”是指不自欺。什么是自欺呢？朱熹说，心中想要为善，但是常常又有不肯为善的念头，这就是自欺。不自欺，就是要将心中不善的杂念“打叠得尽”，也就是不欺于心。二是“自慊”，朱熹说，人之为善，必须是十分真实为善，才是自慊。如果有六七分为善，又有两三分为恶的意思在里面牵绊，就不是自慊。他举例道，比如看见小孩子掉到井里了，救他是个好意，其间却夹杂着索要称誉的意思；又如推荐好人是善意，但有希望他人称颂自己美德的意思随后而生；再如治理恶人是好意，有些狼疾之意却随后而来。凡此种种情况，前面的好意都成虚了，都不是自慊。[36]自慊，也是指不欺于心，忠诚于内心本来存有的天命美德的要求。前面三点要求都含有“不欺于心”的意思，少了这个意思，便不能达到诚信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不以诚信立身，必然会给自己的事业甚至生命带来危害。《吕氏春秋·无义篇》中记载了商鞅背信弃义的恶果，其大意如下：商鞅为秦国统兵进攻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兵抵御。商鞅原先在魏国时，和公子卬很要好。他派人对公子卬说：“我外出求官并希望富贵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公子您的缘故。现在秦国让我统兵，魏国让公子同我相拒，难道我们要忍心相互交战吗？我们分别向自己的君主说明这一情况吧，大家都罢兵休战。”在准备回师的时候，商鞅派人对公子卬说：“回去以后，没有时间相见了，希望同公子聚谈一次再离别。”公子卬答应了。在两人叙旧的时候，商鞅俘虏了公子卬。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因为这件事情而怀疑商鞅的品行，想加罪于他。商鞅带着自己的家众和母亲回魏国去，魏国大臣不接纳，说：“根据您对公子卬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无法了解您。”商鞅的下场非常悲惨：被秦惠王杀死，死后处以车裂之刑。
在儒家那里，诚信的上述内涵不仅是对个人立身的要求，也同样地体现在交往、治国、治学等活动领域中。
二 诚信：交往之德
儒家认为，诚信是一种交往美德，能够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论语·阳货》中记载了一段对话，其大意如下：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够同时具备恭敬、宽厚、诚信、敏捷、慈惠这五种美德的人就可以称为“仁”了。恭敬，就不会遭到侮辱；宽厚，就能得到大家的推崇；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敏捷，做事就有效率；慈惠，就能够使唤别人。《荀子·修身》里说，劳苦之事争先，享乐之事辞让，正直厚道，忠诚老实，严守礼法又明察事理，这样的人走遍天下，即使困处在边远地区，人们没有不愿意任用他的。孔子和荀子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诚信的人必然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因此，诚信不但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更可以为营造相互信赖的人际关系提供内在支持。
如果说在上面两则资料中诚信作为交往美德的意味不是很深重，那么《大学》里就说得很明白了：“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盛赞了文王的美德，诚信作为一种交往美德被正式提出来。
儒家特别关注诚信对于一种特殊的交往关系——朋友交往的意义。《论语·公冶长》里记载了孔子与颜渊、子路之间的一段对话。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在这段话里，子路的志向是：愿意把我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同使用，即使坏了也没有什么不满。颜渊的志向是：愿意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的志向是：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这三个人的志向，可谓有大小之差。子路之志有了些私意，比不上颜渊之志的无私；而颜渊之志又有些了刻意，与孔子之志的圣贤气象又有很大的距离。在这里，孔子提出“朋友与之以信”的思想，以诚信作为朋友交往的美德。这个思想对他的学生影响很大，《论语·学而》中记载了子夏之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又载曾子之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们都严格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到了孟子那里，“朋友有信”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提升。孟子认为，人伦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于是，“朋友有信”成为“五伦”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种最为基本的交往美德。
儒家甚至认为，诚信也是交朋友的一个重要考察标准。孔子说：“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所谓“主忠信”，就是亲近忠信之人的意思。孔子认为，不要与诚信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荀子·性恶》中也认为：“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意思是，得到良友，所见的都是忠信敬让的行为，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以诚信与人相交，以诚信交友，得到了后儒的进一步推崇。在很多传统典籍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思想。
三 诚信：为政之德
儒家认为，诚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法则。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诚信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件事情，其大意如下：晋文公包围原国，下令军队携带三天的粮食。到了期限，原人不肯投降，便下令离开。晋国的间谍从城里出来，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官说：“请等待他们投降吧！”晋文公说：“诚信，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赖以庇护的东西。占有原城而失去信用，我们用什么东西庇护百姓呢？那样做失去的东西会更多。”晋军撤退三十里后，原国投降。在这里，晋文公已经意识到了诚信对于国家生存的重要意义，并凭借个人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诚信是“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的思想。
孔子将晋文公的经验总结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民无信不立”的思想。《论语·颜渊》中记载了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其大意如下：
子路问怎样治理国家。
孔子说：“充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对国家有信心就可以了。”
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在这三样中一定要去掉一个，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说：“如果必不得已，在剩下的两样中一定要去掉一个，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如果人民对国家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
在这段话中，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以诚信作为国家生存的根本所在，这一点得到了后儒的大力赞扬，尽管其中也夹杂着其他学派的批评之声。[37]那么，国家的诚信如何树立起来呢？孔子将之落实到了国君的个人诚实中，《论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治理千乘之国，国君要恭敬谨慎地对待工作，与民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征用人民仅在农闲时候。那么，国君为什么要与民诚信？孔子解释道：“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意思是，如果国君讲诚信，人民就没有不敢说真话的。这就是说，国君的美德具有引导、示范作用，能够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如此，国家治理怎么会不顺畅呢？国家又如何不能兴盛呢？
孟子、荀子都强调了以诚信治国的必然性，荀子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信立而霸”的思想。在《荀子·王霸》中，他总结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称霸的经验，指出，他们的惩罚和奖赏，天下都能够相信，臣民们都清楚他们可以信赖。政令已经颁布，虽然看到了它的利弊得失，但却不轻易变更，以取信于民；盟约已定，虽然发觉了它的利弊得失，却不失信于盟国。这样便会兵力强劲城池巩固，敌国畏惧；全国一致约定明确，不失信于盟国，因此，虽然地处偏僻落后地区，但是天下没有谁敢抵挡他们。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都能够取信于天下。荀子的结论是：“信立而霸”。意思是，诚信建立起来了，国家就可以称霸天下。
需要注意的是，“信立而霸”并非荀子首要的治国理想，“义立而王”才是他的首选方案。“信立而霸”，意味着诚信只能是国家治理的外在工具，而不是人们根据内心的道德要求作出的自觉行为，与天命、天道更不相关。这样，“信”只能是“信”，与“诚”并没有关联。韩非子对“信”的理解就是“信立而霸”的思路，《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讲了一个故事，吴起做魏武西侯的地方长官。秦国有一个供侦察用的小亭临近边境，吴起想把它拔掉。不拔掉这个小亭，对魏国种田人的威胁很大；要去掉这个小亭，又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去征集军队。于是将一根车辕靠放在北门外而发出命令说：“有谁能将这根车辕搬到南门外，赏给他上等的土地和上等的住宅。”人们没有谁去搬动它。等到有人去搬了，立即按照原来的命令进行赏赐。不久又放一石赤豆在东门外而发出命令说：“有谁能将这一石赤豆挑到西门外去，按前一次的标准赏赐。”人们争着去挑。这才下达命令说：“明天就要进攻那个小亭，有谁能首先登上的，任命他为国大夫，赏给他上等的土地和住宅。”人们都争着往前冲，一个早晨就把小亭攻下来了。法家和儒家虽然都承认了诚信作为治国之则的必要性，但是，由于治国之道的差异，法家之“信”与儒家诚信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一种治国策略，后者是立国之本。
诚信对于治国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得到了思想家们的认可，并贯穿于历朝的治国方略中。如《贞观政要》中曾经记载了一件事情，唐太宗即位之初，有人建议清除佞臣，并自作聪明地献计，请唐太宗假装愤怒以试探群臣，如果能够不畏君主的雷霆之怒，直言进谏，就是正直的人，如果顺着君主的意思曲意奉承，就是佞人。但是唐太宗拒绝了这一提议，说，我要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愿以诈伪之道训导社会风气。[38]古代法律中也有许多关于保护经济诚信的法律规定，如宋代的《宋刑统》，等等。
其二，诚信是从政者的美德。儒家认为，诚信不仅仅是对国君的要求，而是所有从政者都必须具备的美德。儒家建议，国君应该以诚信作为任人的标准。《荀子·哀公》中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如何选用人才，孔子回答道：“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士不信悫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尔也。”意思是，士人要先有诚信，然后才能要求他的智慧才能。士人如果不诚信而又聪明有才能，那就如同豺狼一样，是不能够和他接近的啊。在孔子的基础上，荀子进一步阐述了诚信之人对于国家治理的作用，《荀子·王霸》中说：“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固，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意思是，为什么会有上千年安然存在的国家呢？这是由于援用了能推行千年、可以信赖的法度，任用能保持千年不渝的信用的士人来治理国家的缘故。但是人没有百岁的寿命，却有千年真实可信的士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坚持千年可行的法度的人，就是能保持千年不渝的信用的人。墨家在这个问题上和儒家基本相同，也主张任用“忠信之士”“信人”。但是，法家却提出了相反的主张，认为君臣之间所倚重的是权势而非诚信。
从政者的诚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儒家认为，毫无保留地举荐贤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曾经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窃位”，意思是做官而不称职，这个官位如同是偷来的一般，没有诚信可言。如此严厉的批评，其原因只有一个：臧文仲明知柳下惠贤良，却不愿向鲁君举荐。《大学》引用《尚书·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忠臣，诚信谨慎，虽然没有别的本领，但品德高尚，心地宽厚，能够容纳别人，别人有才能，就好像他自己有才能一样；别人品德高尚，本领高强，不但口中常常称道，而且从内心喜欢他。他确实是能容纳别人，因此才能保护子孙以及民众。这是对国家很有利的！如果是别人有了本领，便嫉妒他、讨厌他；别人有了好的品德，便故意压制他不使他成功。他实在不能容纳别人，因此也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民众。这对国家是很危险的！由此可见，举贤是衡量从政者是否诚信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 诚信：治学之德
儒家认为，对一个学者而言，“诚信”与“好学”是两种不可分离的美德。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意思是，只有诚信而且好学，人们才能坚守善道，至死不渝。“诚信”为什么需要“好学”的支持呢？孔子提出“六言六蔽”之说，其中之一是“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论语·阳货》）。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好诚信却不爱好学问，将会带来一种弊病，那就是容易被人利用，反而伤害了自己。孔颖达解释道：“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39]意思是父子互相检举揭发就是一种具体的表现。这种解释又是什么意思呢？“亲亲相隐”是儒家孝道的要求，而诚信是要服从于孝道的，如果人们没有学习儒家理论，自然就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就会作出父子互相检举揭发这种貌似诚信，实则违背人伦的事情。
朱熹进一步阐发了孔子的理论。他认为：“笃信，须是好学；但要好学，也须是笃信。善道，须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临利害又变了，则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须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无益，所以人贵乎有学。笃信，方能守死；好学，方能善道。”[40]这段话的意思是，“笃信”（诚信）与“好学”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诚信，必须要以好学为前提；好学，也需要以诚信作为支持。只有诚信而不好学，那么所信的或许不是他应该信的；虽说只有诚信这种美德才能使人坚守善道至死，但如果所守的并非善道，那么虽然死了也是于事无补。对于“好信不好学”的危害，朱熹以一个真实的事例阐述了自己对孔子的理解。他说，昔日刘大谏师从司马光，司马光教他“诚”，并告诉他“诚”是从“不妄语”（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开始。刘大谏严格遵守老师的教导。在他调到洛州为官时，转运使吴守礼向他调查一位司户贪污的案子，刘大谏推说不知。但他的心里却常常感到不快，认为这个人确实有贪污行为，但自己却没有说实话，岂不是违背了老师的教导。后来读到杨朱的一句话：“避碍通诸理”，才明白检举同僚是有妨碍的，这种事情只有回避才能行得通。如果只是“好信不好学”，固守“不妄语”之说，照直说那人有贪污罪，这个人因此获罪了，岂不是害了别人吗？不但如此，也可能会害了自己，使自己日后无法获得同僚的信任。[41]朱熹前面的论述对孔子的思想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他后面的这个例证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朱熹赞同刘大谏为同事讳隐的做法，并认为这是“好学”的结果，这似乎是使用儒家的权变理论将诚信理解为个人的“小信”，并将这种“小信”凌驾于国家大义之上。这和孔子的旨趣相差太远了，在孔子那里，“笃信好学”的目的是为了“守死善道”，而国家大义才是一种“善道”，个人的官运怎能与之相比？朱熹以“好学”随意解构“诚信”，有可能使“诚信”在权变中失去其一贯的意味。中国式的诚信常常受到外国学者的误读与批评，大概与类似的观点不无相关。
值得肯定的是，朱熹进一步强调了“学”——知识的重要性，并将诚信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这样就可以使“知”与“行”达到统一，有助于避免人们在诚信践行中的盲目性与非理性。
此外，诚信也是一种职业道德。《春秋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一件事，赵穿在桃园把晋灵公杀了，赵宣子出奔后还没有走出晋国国境就折了回来，重登卿位。太史记载说：“赵盾杀了他的君主。”并将公布于朝廷。赵盾辩解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是朝中正卿，逃奔没有离开国境，回来后不惩办凶手，不是您还是谁？”赵盾说：“唉！《诗经》说：‘我出于怀念之情，自己却带来了这个忧患。’这大概说的就是我吧！”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良史，依法直书其事而不加讳隐。赵宣子，古代的良大夫，因为史官记事的法度而蒙受恶名；可惜啊！如果走出国境，就可以不负弑君的罪名了。”太史董狐的所作所为展现了史官应有的职业道德——诚信，他诚实地记载了事实，不为权贵讳隐，因而被孔子赞为“良史”。在古代社会，诚信并非仅仅针对史官而言，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管子·乘马》中说得非常明白：“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儒家则着力强调了士人、百工的忠信美德。
综而论之，诚信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五常”的重要内容，不但在思想史上得到了阐扬，更是广泛地渗透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