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诺贝尔奖之问》的续篇，也是“研思文从”的第二本。该文丛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生对一些问题或事物的研究和思考，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主题和文本，引发更多感兴趣的人的思考。当你看到这本书的书名，一定会先冒出一个问题，经济大国何来的寂寞？乃至如何寂寞？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如何与经济大国的寂寞联系在一起？等等，疑问可能还有很多。那么，这本书究竟讲了些什么，有什么特点。为了帮助读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快速了解本书的内容，甚或了解其价值所在，我对全书的基本设想，以及主要内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1]
一 何以寂寞？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前，国内的众多媒体就热议获奖人选。奖项公布之后，各类介绍年度获奖者的文章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何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议论此起彼伏。这些议论中既有对我国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期待，也有某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还有对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的中国却不能获奖的不解与疑惑，甚或表现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过尔尔的轻视。
近些年来，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名单前后就有不少的中国人，特别是与媒体、经济研究等相关的人表达出以上的意见、观点、期盼、失落、愤怒等，有人将此等表现称为充满了忧郁之情。当然，对于很多与经济相关的，认为中国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来讲，用寂寞描述他们此时的心态或许更为准确。一般而言，寂寞是指一种介于孤独、落寞之间的思绪，表现为孤寂和无人欣赏的失落，以及“百无聊赖花自开”的心理状态。寂寞，就是既想获得认可和关注，又不愿意显露出来，但恰恰没有多少人来关注乃至赞赏。寂寞，或许正是是源于心里的一种无奈，一种生于轰轰烈烈之中，存在于大开大合之后的心境。
很多中国人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寂寞心情，大致包含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那么好，早被人称为“中国奇迹”，成功背后一定有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因为经济学本来就是经世济民的。第二是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与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极不匹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已经基于中国的经济奇迹提炼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等，而这些研究及其成果目前被国际的主流经济学严重忽视了。第三是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领域的世界最高奖项，获得该奖，无疑是对获奖国的经济学发展最好的褒奖。中国人至今没有获得该奖项，当然颇有些酒香仍怕巷子深的味道。所谓经济大国的寂寞，窃以为就是以上三点的体现。不过，由此寂寞，倒是可以引出非常多的问题，例如，上面说的三点意思是正确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三点看法？
具体地，可以进行这样的设问：
1.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何在？是否就代表经济学研究的桂冠？如何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这个奖项到底象征着什么？
经济学被很多人誉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堪称社会科学的皇后，但同时又被一些人称为是“沉闷的科学”，更有其他学科的人称其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当代社会，一方面经济学被视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研究领域和政策的理论源头，另一方面，经济学，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却屡屡被批评乃至被批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中国的经济奇迹和中国的经济研究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可以直观地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好就一定是该国的经济研究做得好？
3.中国的经济学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是否已经有了原创性的具有世界贡献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我们还有哪些问题？为了相对客观地认识和判断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的现状，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参照物来进行比较。幸好，日本就是一个绝佳的比较对象。而且创造过“经济奇迹”并曾相当长时间居世界经济大国前列的日本，也同样长期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怀有一种寂寞的心态。
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线索。本书的目标即是在梳理、分析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主流经济学的特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特征以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之后，力求探讨经济学的发展。在序里我想概要性地就这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这些看法和文字，可被视为是全书的一个概要表述。我们就先从寂寞，转换到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象征
除了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其他奖项是1901年创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到了1969年才增设的。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时任行长普尔·艾斯布林克倡议在已有的诺贝尔奖项中增设经济学奖。该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经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批准，设立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组成有5到8名成员的评委会，对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名单进行资格确认、初选、复选，评选的最终结果在当年10月公布。由于该奖项的评选等与诺贝尔其他奖项一致，该奖项就被习惯地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到2016年共颁发了48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有78名获奖者。
众所周知，诺贝尔的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奖项都有非常高的地位，代表了该学科的最高成就，也显示了获奖者的研究及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对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到目前为止，除了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都没有设置诺贝尔奖。因此，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既是对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成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经济学形成的这套目前看来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的某种鼓励，还是对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地位的肯定，更是对经济学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可。
当然，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象征意义，并不是没有反对意见。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初，就有非常多的争论。甚至在后来包括个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对该奖设立的意义和作用也表示怀疑。不过，随着该奖的最终设立和年复一年的颁发，通过盛大的高规格的颁奖典礼的表演、通过各路媒体的竞相报道（哪怕是有争议的，甚至负面的报道）、通过广大经济学者对其价值的珍惜和彰显，更通过包括国家、高校乃至当地社会对获奖者的崇高礼遇，都在很大程度上越发夯实了经济学奖的符号意义。虽然一直有很多人对此并不认可。
作为唯一设有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自然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在相当长时间里大体上呈“和平与发展”之势。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展开合作与竞争，而能够给各个国家的政府以学科支持和政策建议的，经济学自是当仁不让，扮演着重要的“经世济民”的角色。经济学本身的理论发展也顺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时间，凯恩斯经济学就指导着很多国家的政策选择，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力资本理论则推动了很多国家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高等教育。总体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回应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经济竞争的实际需求，也直接推动了经济学的快速发展。40多年来，这一奖项表彰了经济学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也部分实现了它自身的价值——经济学的最高奖的承诺。例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时，恰逢世界股市暴跌，而获奖人正是一直与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唱反调、主张政府必须有效干预市场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经济学界人士称之为“适时的褒奖”。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成为西方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芒德尔建立的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则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基础课。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对于消费、贫穷与社会福利的研究被认为推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转型。
经济学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政府对经济学者的重视，以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很多时候确实卓有成效，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都在现实中确立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加里·贝克尔等人，“乘胜追击”，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传统的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进而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冲击，另一方面表现为其他一些学科的学者开始主动借鉴和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理性经济人”的模型也冲击甚至危害了一些学科原本的价值体系，受到一些学者的抵制。
三 形式主义经济学：沉闷的皇后？
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它特有的标准记录了经济学的发展路线，也引导了经济学研究的方向。从获奖成果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授予了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及其成果。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根据个体行为分析社会现象，基本都运用了数学分析工具。在这一奖项的引导下，经济学发展逐渐集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推崇模型化、数量化、程式化。一定程度上，这种相对单一的经济学发展路线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相对统一；在其框架内，提高了经济理论研究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判断变得更加有根据。不过，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是数学的过分运用及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大行其道，甚至与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关照的经济思想、经济制度、经济史等渐行渐远。
我们研究发现，目前呈现的这种经济学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逐步确立世界领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学数理方法在军事上广泛运用，以及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的强烈影响的。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则进一步加速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和范式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很多经济学家都偏重经济思想，数学工具的应用并不普遍，如萨缪尔森的老师熊彼特、弗里德曼的对手加尔布雷思、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美国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和康芒斯等。但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确立和激励，经济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进一步体现经济学相对其他社会科学的优越地位。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多，如1988年的获奖成果是关于市场平衡和有效使用资源的数学公式；1997年的获奖成果是“期权定值公式”；2011年的获奖成果是使用计量经济学新方法分析经济政策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变化；2013年的获奖成果是金融市场中资产定价研究的新方法。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去的100多年“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包括杨小凯等人都认为，数学的使用，特别是数学的共同训练，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统一。数学既是经济学标准化教育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专业的国际通用语言。经济学定量、数量化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判断也更加有根据。
形式主义，尤其是数理形式主义，给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和推理带来了清晰和严格，但经济学具有这些优点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代价是，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去学习数学和抽象的数理模型，当然也就只能用极少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经济学研究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当这些学生拿到博士学位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力时，也就自然而然地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和分析。第二个代价是，经济学者对数理模型重视，意味着很多时候关闭了对那些到目前为止尚无法将其严格数理模型化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大门。[2]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深度运用和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也引发了很多问题。一些批评者认为经济研究和现实的经济发展关联度越来越低。在中国，“经济”一词往往作为“经世济俗”“经世济民”的缩语，而自亚当·斯密开始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也是国家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十九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日本，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思潮和经济理论的贡献密切相关。从这点看，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学问，确也实至名归。不过，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数学化与形式化，其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其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似乎也变得力不从心。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不仅仅公众和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者，即使经济学界也有众多人士对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表示担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经济学家非常熟知的罗纳德·科斯生前曾说：“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飘浮在半空中的理论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太多的精力已经而且仍然浪费在纯理论的推演上，没有人想要解释经济事实，也没有人想要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些年，国际上一些知名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要求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甚至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违背了“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授奖要求。
四 经济学：踢掉了历史的梯子？
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授给了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强调个人主义方法论、重视数理模型的主流经济学者，因此，在对主流经济学的肯定中，也确立和助长了主流经济学的巨大的声望和影响力，而经济史、经济思想、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则式微，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甚至被一些大学的经济系所忽略乃至弃之门外。
这种背景下，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实际上就脱离了历史对其的约束，或者说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对于当代的经济学而言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经济学者一般不需要通过借助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来提出问题，或者支持自己的研究，他更多借助的是最近出现的相关文献。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与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观点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和足够的了解。与此同时，专治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也往往对现代经济学的进展所知甚少。如此的结果就是，后者往往从反对数理模型的角度批评现代经济学。从而不论是经济学研究的主体，还是外部对其的认识，都展现的是一个缺乏甚至是没有了历史的经济学的形象。
现代经济学研究不仅忽视经济思想史，也往往忽视具体的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因为科学化和自然科学的范式化，历史本身被大多数研究略去，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主要由美国主导，美国原本就缺乏长时段历史的现实，也逐步影响着经济学不重视历史。但是，历史或许在美国是不重要的，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讲，却从来都是绕不过去的。以中国为例，现在社会上主流的看法是，中国自明清以降便被欧洲特别是英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中国变成停滞的帝国，这也是数十年前西方学界的看法。但这些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对中国自汉代以来的GDP的估算，还是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估算都显示，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速度上都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1830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3]当时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发达的地区几乎重合，这应该不是巧合。
当然，这就提出一个话题，国际上为什么会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社会的看法有如此大的改变？应该是历史和现实的互动导致的观察视角的变化。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中份额和地位变得很低。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很多人的预计中，不久之后中国将重返其历史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样的现实变化，逐渐改变着国际上一些学者的视角，加之有新的资料可供参考，新的观点也就出现了。国际学界不仅改变着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在改变着对欧洲工业革命的看法。我们在《诺贝尔奖之问》一书中分析李约瑟问题时提到，早期人们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当时学界认为工业革命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现在人们更多地发现，即使在欧洲，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是非常特殊的。英国的经验并不能当成分析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普遍规律。当学者们有了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之后，对于很多经济问题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五 蹩脚的预言家？
虽然同为社会科学，但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相比，经济学除了在自身学术圈内的影响外，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非常大。如经济学家田国强所言，经济学是一门外部性特别强的社会学科，具有很大的正负外部性。用对了，所谓经世济民，而一旦用错，制定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影响和危及的就不仅是个体，甚至是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因此，学者在进行经济学的研究时，特别是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一定要谨慎。当然，这种主观上的自我约束很多时候敌不过外界的迫切需求乃至诱惑。恰恰是在近些年，或许是因为经济学的显学地位，或许是诸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一些经济学家非常频繁地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很多学者自身的研究是非常理论化的，鲜有联系实际的，更不谈对于制度和历史的理解，对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熟识，但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优势心理下，就指点江山，结果就是基于抽象的理论模型乃至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观，提出不切合现实的建议，贻害不少。
前文提到，主流经济学或许是刻意要塑造一种自然科学的形态，因此不考虑历史的因素。当然，当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推介好的经济政策时，基于理论模型和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降低关税等就成为主要内容。但是，很多国家在严格按照这些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出的具有“预言”性质的“药方”去发展本国经济时，绝大多数都失败了。这或许也是经济学家饱受批评的重要原因。对此，有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韩裔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不断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优越地位，并强烈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但是从历史来看，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其发展阶段都曾采取严格的经济干预措施和贸易保护政策，以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这些历史却被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忽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有意识地踢掉它们发展的历史的阶梯，塑造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外观。张夏准进而认为，现在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企图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谋取利益，而并非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4]
六 中心和边缘：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
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进一步确立了经济学的美国色彩。虽然经济学是一个全球化的学科，但近些年来，美国的学者、美国的研究机构，以及美国人关注的研究主题几乎垄断了现代经济学。从获奖者的国籍来看，78名获奖者中美国独占了56人，占比71.8%；其他国家合计占比28.2%，美国的获奖人数是其他国家全部获奖者人数的约2.5倍。从获奖者所在的大学来看，绝大多数为美国的大学，其中芝加哥大学获奖人数最多，达12人，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各7人，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各6人，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各4人。美国之外获奖最多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有5人获奖，第二位是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有2人获奖。在RePEc/IDEAS对研究机构的经济学研究实力排名中，前十名机构中除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都是美国本土的大学和机构。因此，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高地。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而非美国学者和在其他国家从事研究的学者便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学还通过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传播和为更多的学校、地区和国家培养人才，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拉美国家甚至直接引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本国的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美国色彩还体现在美国的经济问题、经济研究主题成为世界的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而很多国家一些普遍且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美国本土经济学者和机构看来，算不得大问题，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并未受到关注。例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写道，美国和法国相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前者人口增加了100倍，后者仅仅增加一倍。财富不平等的情况，在美国就远远没有在法国严重，美国新大陆的人口快速增长使得继承财富的作用大大降低。反过来，很多美国本土的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并不普遍。他接着说，对于想了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人来说，与美国相比，法国是更合适的研究对象；对法国案例的详细分析，以及对在欧洲、日本、北美和大洋洲等其他发达国家观察到的各种历史轨迹的一般性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全球财富的未来动态。[5]但是，事实上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似乎都在研究美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前沿研究大体不也是这样吗？
如果对法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研究都有些边缘化的话，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对其经济研究的主题等就更少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堪称经济学研究的最边缘地带。对这些国家的经济研究和理论成果若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青睐，难度自然更加大。中国经济这些年的迅猛发展，尽管已经是全球瞩目，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关于中国主题的经济学研究，却仍然是极为边缘的角色。经济学者甘犁对2015年到2016年6月发表在全球经济学前五的刊物和金融学前三的刊物上的文章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共有20篇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只占发表总论文数的1.8%。这20篇论文源自54位作者，只有7位是全职工作在中国大陆，有18位是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学者。此外，这20篇论文中，只有3篇是关于中国特有问题的研究，17篇是拿中国情况检验国外的理论。[6]
由于主流经济学的美国特色，从而忽略了乃至有意忽略了很多研究主题。例如经济学研究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研究主题，贫富差距、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财富分配、社会阶级问题等都被边缘化了；主流经济学家不再讨论这样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美国讨论如此的话题是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的。另外，有一些话题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重视。一个例子是库兹涅茨曲线。该曲线认为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不过，在1954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库兹涅茨最开始提出这个模型，他同时提醒，这种乐观的估计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7]
七 经济学的评价：模特和时装
前面提到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美国化，以及数理化带来的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发展和对历史等因素的忽视等，都导致对经济学的一种批判的视角。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约20年前，就警示现代经济学的严峻形势。[8]当然，在这样一本主题多样的书中，要想就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价显然是不可能的，这里仅仅是将涉及全书主题的一些观点提出来。不过，由于本书显然并不是一本专门批判现代经济学的书籍，而是希望通过相对客观地分析和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方方面面，进而更加客观地了解与认识经济学的发展演进的某些侧面与性状。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一些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维护乃至赞美，这些观点也算是对前面的某些观点的回应。
威廉·鲍莫尔在评价20世纪经济学所取得的成就时认为，与世纪初相比，经济学最大的进步就是经验研究的增加和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这些新进展强调了严格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以及理论和数据之间的相互依赖，经济学家已经不能接受无法提供事实分析工具和无法进行经验检验的研究。和他一样，很多当代的经济学家都认同，或者坚持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以系统、严格的科学方法回应真实世界问题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从宏大的理论问题转向细小的、应用型的问题。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科学化。[9]
考虑到经济学在大学教育、政策领域和文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对经济学褒贬的双方的根本分歧肯定会让我们迷惑，评价现代经济学变得非常困难。一个困难是，经济学一方面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另一方面又是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学科。经济学的一端是人类经验的本质和普遍性，是抽象的，另一端是每个社会成员或者主体的特征和其所面对的环境的特殊性。因此，每一代经济学者在面对问题寻求答案时，都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拉力。经济学试图分析个体做出决策所依赖的路径，这些有助于说明团体和社会显现的各种特征。由于个体决策反过来又受到一些因素（通货膨胀率、生产收益、国民收入水平、价格、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等）的影响，因此个体与社会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反馈过程。如果研究涉及的时间很短，可以假定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等特征不变；如果时间较长，就必须研究众多的个体微观决策与社会表现出的宏观特征之间互动反馈的动态过程。这种现代经济学的特征，决定了今日的经济学研究更愿意从可行性、可实证性上考虑，从而更多关注于局部的和小规模的研究对象。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更为关注的一些宏大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未来等主题，由于涉及的变量太多，很难去具体模型化和量化分析，也就从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中悄悄隐去。
经济学是科学吗？毋庸置疑地是，经济学首先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其次是一门向往成为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如果从前面的讨论来看，经济学还是一门尚处于成长期的科学，其未来和前景，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有点像穿在西方标准模特身上的时装，看起来很妥帖合身，光鲜夺目。但其实时装是否好看关键还是要看穿在谁的身上。西方的标准模特都是有各种既定标准和严格条件的，这些条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各种假设。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个体与西方的标准模特相比，身材差异是明显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女孩子按照淘宝网上通过模特展示的衣服图片来购买衣服，当穿到自己身上时，除非她是标准的模特身材，否则，一定要走样，只是走样的多和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模型，就是依据这个标准的欧美模特的身材和条件得出来的。其中的数理逻辑、模型推导都极为严密，程式和技术上都没有问题。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在目前阶段，还无法做到通过有意识改变标准模型的相关数据来满足每一个人的对合身时装的需要。如果要引入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身材数据，难度就更大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特征与欧美标准模特相去甚远时，该怎么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确定公式、提供建议？
这时，或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按照模特标准，分析各方面原因，要求该国从多个方面去调整，例如减肥、锻炼、拉骨、整容等，最终变得符合西方模特标准；一种是按照该国人的特征，将经济学研究中的标准模特换为本国的模特。现在世界范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实际上主要就是研究各种适合欧美模特的时装。经济学，曾经是一个朝气的少年，挥斥方遒，经世济民，随着理论发展，变成一个中青年人，有了更加准确的定位，更加技术化和专业化，不再大包大揽一些宏大的问题，但是其专业的技术和能力，却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有了更加大的用途，而且还影响到其他学科的发展。这或许就是经济学目前的场景。当然，与社会的需求比，与经济学曾经的地位和作用比，目前的经济学似乎有些狭隘，甚或正朝向一个愈发抽象的境地。它将自己限制在一个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内，精耕细作，旁若无人。
八 中国经济学之问
终于讲到了中国的经济学。关于中国的经济学，有几个重要问题，例如，到底该如何看待和分析中国的经济奇迹？其中经济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怎样评价目前的中国经济学？
“在过去的近4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绝对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并不那么令人满意。迄今我们还未能真正建立起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在世界上，我们在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同中国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10]与中国经济总量、经济实践和经济增长不匹配的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话语权仍然很弱。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中国经济学的进步该如何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具体说，到底指的是什么？在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又是指什么，该如何表征？
当然，评价中国的经济学，仍然需要一个合适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主要应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进展，如果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好的发展和进步的话，将其做为一个标尺和参照，那么我们会明了与之的差距在哪里。
另一个是，如果将参照系放到自己的30年之前，又如何去评价？当然，在本书中，我们还引入了另一个参照物，就是日本的经济学研究。因此，这里实际上可能存在三个参照物，分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中国的早期，以及日本。通过三方的对照，再看中国，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些。
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研究、经济学人才的培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此，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它。所谓全面客观，一是要认可这得之不易的进步、进展。认可成就，却千万不能自满，以为我们的经济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的总结，已经很完美，已经有了重要的理论创新，并对世界作出了贡献。就我们的理解和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大体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已有的经验和模式的既有框架之内取得的，尚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制度、政策上的启发，特别是理论上的重要的贡献。中国经济学方面取得的成绩，基本上尚在引进、吸收、消化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而在方法论、在理论架构上还没有重大而成熟的创新。
九 经济学发展的初级阶段
前文提到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还不够，时有落寞之感。可是，还要更客观地看。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耳熟能详，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似乎也可以借用这个词语，即仍然处于“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无论在经济学的教育、人才培养、经济学的研究等方面，与美国的经济学相比还非常的薄弱。中国很多高校，经过20多年尤其是最近数年大规模引进海外学者，经济金融学科的教育已经国际化；经济金融等学科的学术研究也相当规范化；国内年轻学者很多也能跟国外同行对话，差距在缩小，书中就此做了比较充分的阐释。虽然整体上差距在缩小，但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一个表现是中国高等院校和智库鲜有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系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教材，在国际顶尖级经济和金融学术刊物上，很难看到中国本土经济学者写出的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论文。[11]例如，国内经济学教学课程的教学大多是采用英文原版教材或其中译本。国内目前还缺乏自己编写的能够系统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基础理论和前沿课题的足够与国际教材媲美的教材。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还非常落后，另一方面，直接使用美国教材，由于缺乏中国的研究和案例，使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之间缺乏直接联系。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除非老师有非常好的中西双方面的学术修养，否则课程容易成为全盘西化教学的主要工具之一。这个方面，2016年出版的田国强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则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有了相对更为扎实的基础。
初级阶段的另外一个标志是，经济学思想的市场还非常幼小，甚至在迄今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基本的学术探讨和争论。经济学思想的市场竞争还非常匮乏。有趣的是，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中国的产业政策的公开论辩，似乎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经济学思想市场的雏形开始显现。[12]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开放的学术争论的情况还非常少，而且极其容易从学术批评变成扣政治帽子乃至人身攻击，例如关于新供给经济学，2016年北京大学的晏智杰就与贾康展开激辩。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至少从一些方面说明，我们距离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思想市场还非常遥远。
十 实用主义和中国经济学
在很多人眼里，中国应该或者说值得拥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13]依我看来，这背后的内在逻辑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非常好，当然理论也会是好的。对很多中国学者而言，以下这段话是毫无疑义的：中国的经济学不能坐而论道，就学术而学术，必须有脱离理论局限的实践感知，要“真能解决问题”，以为人民做学问作为价值追求，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出发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有学者强调：“把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作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工程之一来抓。以挖掘中国自身特点为主要着眼点，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在系统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并将之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全面创新。而且，进一步说，鉴于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往往是思想先行、理论先行，这项工作还应提升至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层面加以定位。”[14]
我们知道，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一道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消。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恢复要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显然，学科恢复就一定要显示其合法性和价值。那么，中国经济学的合法性在哪里？长期以来在实用主义的哲学影响下，经济学的合法性就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的贡献，强调总结我们的成功经验。实用主义和简单化论证式的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受限于意识形态，夸大政府的作用，强调主观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减小自古至今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制度等方面的积累的价值，以及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例如改革开放后东南亚华侨的投资等。林毅夫对中国奇迹的经济学研究是否一定程度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过分实用主义可能的一个危害就是低估纯理论的价值。不少人以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或原理不太适合中国国情为理由而否定现代经济学。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的所有假设或原理完全合乎现实，例如物理学中没有空气阻力情况下的匀速直线运动的公理。有些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一些更具体的理论模型提供研究的基准点和参照系。基准点的作用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济现象或行为，而是为解释其现象或行为提供工具和基础，以使我们在进一步分析问题时能够抓住重点，使研究更加深入和透彻。
把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定理等定位于理论的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本身，因此将它们到处直接套用。中国现在有不少经济学者就是原封不动地按照他所学的经济学教材来理解和分析现实世界的。另一种是发现这些定理与现实不符就认为现有理论都是胡言乱语，因此毫无用处，却不知这些理论的价值是为更具体的解释现实的理论提供参照系。可以说，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15]
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头脑中必须有几个相关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这样分析问题时，才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缺乏主线和深度。但是在中国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认为知识都只能来源于现实的真实的实践，抛弃基础理论的指导。这种没有基准点和参照系的讨论，由于完全没有共同语言，通常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结果。[16]
实用主义的另一个危害是，我们经常被问道：你是什么观点。但观点都是结论。大众关注结论，政治家关注结论和建议，但学者则更关注得出结论的分析过程。[17]若干年前，在讨论东亚奇迹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就产业政策提出以下看法：“政策问题有易有难。说起来容易的是，政府应该竭尽所有去减少腐败，在设计政府政策时要尽量减少腐败发生的风险。解释起来容易的是，为什么腐败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做起来困难的是，如何设计和实施防止腐败的策略。更困难的是，如何精确评价腐败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形式和程度。”[18]实用主义倾向的学术研究容易浅尝辄止，仅仅为了获得政府官员的青睐或者媒体的注意，却忽视了艰难的研究。这种实用主义也体现在现有的经济学教育、科研制度的制度体系中，涉及激励与回报、教育与就业、发表和专家咨询、论题安排及评价标准等。反过来，既有的教育和科研的制度体系一定程度上也在不停地塑造新一代的经济学者的价值观和目标，使这种实用主义得以延续。
十一 中国奇迹和中国特色
前文提到，今天现代经济学遇到危机的一个原因是许多经济学家未能足够重视经济史，或者对于历史的认识存有偏差，从而导致他们或者忽视历史对于今天的重要性，或者将其研究建立在一种对历史的错误认知之上。例如对于中国的经济奇迹，如何去分析，有很多学者从产权改革、从市场化推进、从比较优势和有为政府等角度进行分析，甚或提出基于中国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个普遍的规律性的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复制推广。但是，若从历史、地缘文化等角度来审视和观察，就有更多的视角。张宇燕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成功于经济理论的独特之处尚不显眼，从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的规律大致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而且，中国发展中有很多独特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很难被其他国家复制的，例如台湾对大陆、香港对内地的大量投资，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的投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好的人力资源储量等。张宇燕还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固有的利益集团的弱势等，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柏金斯（Dwight Perkins）也曾提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经验的积累”或者“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没有这种传统，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时，不了解这种传统及其在中国经济成就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传统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着中国的今天。‘过去’的影子可以见诸众多方面。”[20]或许，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够真正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
因此，如果仅仅从现有的经济理论模型，例如比较优势理论或者其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会出现谬误。如果对过去没有认识或者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在一张白纸或者红纸上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当然是容易的和讨好的事情，但事实证明那将是一种空想。
中国的特色还有那些？杨春学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华文明基因是“中国特色”的底色。要理性地看待“中国特色”实践中的各类制度安排，思考其中哪些是具有过渡性质的，哪些是具有长期性质的，不能简单地用政策思路来替代对这些问题的理性思考。[21]
对于中国的经济学，除了强调中国特色之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去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不能狭隘地，不求甚解地一味贬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只看其中政策建议的失败，而不看其理论建设的进展和理论的价值，不看到其经济学教育的优势。所以在本书中我们介绍了美国经济学教育的一些制度安排和优势，虽然目前国内有很多的大学已经开始引入美国化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在教育的理念、方法和制度设计上都还有很大的欠缺。
十二 是否还有必要研究日本？
当然，就本书的题目而言，代表东亚，只有一个中国似还不行，日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有趣的是，与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郁闷相比，2016年10月份让很多中国人更郁闷。2016年日本获得了两个诺贝尔奖。一时间媒体上都在讨论日本到底何德何能，能一下子获得两个诺贝尔奖，更有有心人归纳了日本2000年以来的获奖，发现其已经连续16年获得诺奖。人们不禁惊诧，一个经济足足停滞了二十余年的落寞的日本国，何以能获得这么多奖？
不过，在日本和中国的诺贝尔奖的总数差距越拉越大时，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总量长期第二现为世界第三的日本虽然已获得了25个诺贝尔奖，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能获奖，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还一个都没有。对于一些日本人的心情恐怕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或者说，日本也是一个寂寞的大国，而且时间甚至更加长久些。据此，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许稍有安慰。毕竟日本也没有获得。不过，这样说似乎也不妥，中国已经超过日本经济总量有一些年份了，而且，在很多人的眼里，中国经济奇迹比日本的更炫目，更伟大，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当然也要比日本的强才好。
可是，如何看待日本，中国实在是经过了过山车式的态度转变。抛开政治与历史因素，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如日中天，因此，引进日本的技术、学习日本经济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仿照日本的产业政策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众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经济管理的技术和理论等，大量都是从日本那里舶来的。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设置，也与日本的官厅等有不少类似之处。而随着日本出现较长期的经济停滞，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超过日本，日本又仿佛被我们所忽略。
如果我们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理论研究的水平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而做出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比较，其实日本身上有太多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首先，日本的经济学研究还是非常有实力的，例如，计量经济学会（相当于世界经济学会）历史上已经有3位日本人担任主席，分别是：1965年森嶋通夫（Michio Morishima），1976年宇沢弘文（Hirofumi Uzawa），1994年根岸隆（Takashi Negishi）。其次，无论是从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文献的精熟程度，还是从研究角度的理论发展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从世界范围内来说，都可算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与之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难以深入，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因为自己研究领域的政治性或者说独特的地位，而尽可能回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的竞争，从而导致长期以来该领域研究的薄弱。
日本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虽然仍然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日本的经济学家中，已经涌现了众多世界知名的学者，他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成果和成就。对比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研究的深度和理论创新的程度，我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资本。
因此，一直朝美国看的中国经济学家，撇开政治的影响之外，实在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日本经济学的发展史，总结和借鉴他们的成功之处，也要反思他们的失败和教训，例如日本过于侧重于官厅经济学家和热衷于产业政策。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飞冲天，眼看就要超过美国，各路精英都在研究日本奇迹，美国学者傅高义曾写了在世界有广泛影响的《日本第一》。当时有不少人寄望于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呈对抗之势的日本模式，觉得人类或许可以有不是如美国一样的“赢者通吃”的经济体制，而是可以有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等，但又充满活力的高科技高增长经济模式。在众多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中，青木昌彦应是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系统地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和论证。他的比较制度分析也主要是建立在对日本经济制度的解释与证明上。可惜这些理论的研究和论证却抵挡不了相对残酷的经济现实，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久不景气。由此，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经济二十多年表现低落，恰恰证明日本经济制度是落后经济体的制度，不是面向未来的制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青木昌彦的理论的可信度。近些年来，青木昌彦虽然在学术界仍有较强的影响力，但与之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呼声较高时相比，已经落寞了很多。2005年Springer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手册》，青木昌彦竟没有一篇论文入选。青木昌彦虽然已经过世，但他的学术研究的经历可以提醒我们，对于一些依据近些年中国的发展就急迫地论证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普世价值，并认为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说法，一定要警惕。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们不能通过日本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武断地认为日本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低下，从经济学研究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贡献来看，日本经济学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改革开放后，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引入中国，确实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看，中国的经济学基本上还处在引进消化阶段。尽管近些年来本土经济学家以及华人经济学家在国际顶尖经济学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多了起来，但在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仍然还很少，引领者则更是屈指可数。
稍许令人乐观的是，这几年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总结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的成就及问题。总结，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出现和经历的问题，还有很多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的困惑。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社会问题的累积与挑战，经济学如何立足于中国的本土，如何对当下和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理论贡献，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以及经济学家最主要的使命或者目标。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其评价的原则和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格局，也由于中国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发展水平，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刻意要去追寻的目标。我们要关切并改革的，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体制中不合理的方面，例如经济研究的官本位思想严重，科研管理制度和激励制度的问题等。我们认为，只有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下，通过学术的自觉，构建起让不同经济理论进行碰撞和竞争的经济学的思想市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才会更加扎实地进一步提高。
十三 做寂寞的经济学人
从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看，经济学研究已经历了数次革命，例如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革命，19世纪后期的边际革命，20世纪上半叶的凯恩斯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学和研究范式革命等。作为经世济民之学，经济学每一次理论上的大发展，都是回应现实中的大问题。如今，我们或许正处于一个经济学新发展的前夜。一方面，网络等新经济爆炸式发展；另一方面，2008年开始的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金融风险剧增。另外中国的经济经过了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大国，解释中国的发展，以及回应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都对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2]从目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一场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新革命或许已在酝酿和发端。那么这场革命会最先出现在哪里？何时？可能会带来什么？那里是否会有中国人的身影？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经济学人，基于更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以及更深入充分地结合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提出有广泛价值的经济理论，在整个经济学的交响乐中奏出中国的动人篇章。
本文由寂寞始，当然也最好由寂寞归。在中国有巨大影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曾对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不过，寄予厚望是一回事，真的去通过行动改变主流的经济学，则是另一回事。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从引入、恢复到发展，时间还非常短。经济学家既要时常去为政府的各项政策出谋划策，乃至批评建议，也要经常回应社会大众并对经济理念和政策发展提出预言和分析，还要静下心来，认真读书，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这几种角色中，从中国经济学发展来看，哪一种最重要？都很重要。但没有必要要求全部经济学家都来研究现实问题。从专业分工的角度，一些经济学家研究理论，特别是精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动态，他的工作，将为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以及与经济学理论前沿的勾连。或许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学创新才不会仅仅停留在政策的解读、归纳和提升，停留在对成功的经验（往往同时忽略了失败的教训）的简单的总结上。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授奖，应该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该奖项也是目前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奖项。该奖项的得主之一许成钢曾这样评价科斯，“他非常乐于做一个寂寞的、对现实世界不断探索的科学家。因为他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好奇心带来的研究与其他动力带来的研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既然受科斯鼓舞，当然也应该向他学习，希望有更多的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人甘于做耐得住寂寞的经济学者！
最后必须要说的一点是，限于我的十分有限的学识水平与能力，虽然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书中谬见与疏漏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1]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我受邀撰写了一篇题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与失”的文章发表在2016年11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该文中的一些内容也出现在本书中。
[2] [英]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于[荷]乌斯卡里·迈凯《经济学中事实与虚构：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李井奎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7页。
[3]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4—145页。
[4] [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1页。
[6] 《甘犁：中国经济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http://finance.caixin.com/2016-07-04/100962156.html。
[7]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8] [英]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形势》，载于[荷]乌斯卡里·迈凯《经济学中事实与虚构：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李井奎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1页。
[9] [荷]乌斯卡里·迈凯：《经济学中事实与虚构：模型、实在论与社会建构》，李井奎等译，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15页。
[10] 高培勇：《在“接地气”中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11]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61102679464053.html.
[12]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很多人称之为学术盛宴。从学术争论的角度看，这一场辩论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通过前后双方的书面文稿的形式等呈现出来，的确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和思考经济学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问题，有为政府的功能等。但我们也看到，辩论中双方都夸大了自身观点的价值和适用性，而通过没有看过对方的书和文章等有意无意的忽视，通过夸大对方观点的缺陷来进行辩论。由此，便降低了此次辩论的学术成色。林毅夫的有为政府论，如果我们限定了其适用的范围，将其看作政府在特定的领域和产业的一种政策工具，特别是对东亚国家发展的一种经验总结，显然是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一种理论化的尝试，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虽然与张夏准有些异见，但两者都同意政府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是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特别是西方学界无视他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历史。林毅夫方法的弱点是，总体来看各国的产业政策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单单从比较优势的选取和甄别角度，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可能还有更多的甚至更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政府的行为。罗默认为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找到更好的政府干预形式，这些干预形式有更好的经济效果、更少的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尽管如此，对经济学家来讲，最大的诱惑经常会是回避现实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反向思维，先确定自己想要的政策，然后建立一个支持这一政策的简单经济模型。大体上，虽然林毅夫在自己的书中引用了罗默的这些话，他或许也正是罗默所认为的这种经济学家的代表。张维迎则秉持奥地利学派的对市场的看法，认为政府对市场的任何的干预都是没有必要而且不正当的，是无知的，乃至无耻的。从某种角度看，正如张维迎自己认为的，他和林毅夫的争论是两种学术范式，两种价值观的争论，一个持有为政府的理念，一个持市场第一的理念。不过在争论中，张维迎基本上只是从否定政府的行为的视角来论证的，根本没有深入去探讨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13] 柏金斯（Dwight Perkin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视角。他早在1986年就提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和北美，用了2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23%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因此，中国的经济奇迹当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参见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页。
[14] 高培勇：《在“接地气”中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15] 钱颖一：《现代经济学在美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6] 吴敬琏：《在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http://mt.sohu.com/20161209/n475411929.shtml。
[17] 钱颖一：《理解经济学原理》，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075.html。
[18]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沙希德·尤素福：《东亚奇迹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19] 李伯重：《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读书》2015年第11期。
[20]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6—7页。
[21] 杨春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22] 何帆：《丛书序二》，载于[美]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贺京同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