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筑特色

赣南已知的最早建筑，是1996年修京九铁路时，在章贡区沙石镇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圆形干栏式村落居住文化遗址。

唐宋时，由于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一些具有北方特色的建筑艺术形式也随之植入赣南，最典型的如赣州通天岩石窟寺、于都罗田岩石窟寺和北宋时赣南众多的楼阁式佛塔。石窟寺建筑艺术始于印度，后沿丝绸之路自西北而在北方地区流行，唐宋时期在江南地区唯见于赣州。赣南现存的高层楼阁式塔，浑身都是北方宋塔的影子，而且赣州一隅之地，北宋时竟建有六座之多（于都县建于北宋至和年间的慧明禅院塔，早年损毁），占江西全省此类塔之大半。还有赣县唐代的大宝光墓塔，更是北方风范。其造型之美奂、工艺之精湛，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大唐的官式艺术格调。而细部装饰如斗拱、梭柱、飞天、金刚、菩萨等造型，只有在北方唐代艺术品中方能找到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作品。值得深思的是，如此盛况的佛教建筑艺术，在赣南似乎只是昙花一现，南宋以后突然绝迹，一蹶不振，甚至连稍有名气的寺庙都不曾再出现，而赣南周边地区的佛教事业却是蓬勃发展的。

赣南自汉初的3城到宋代的13城，再到清末的17城，建城无疑是赣南的一重大建筑活动。据史料记载，汉初3城中的“南壄”县，秦朝时便设有，但一直没找到具体位置。有人认为大余县池江镇长江村的寨上古遗址，可能就是南壄县城址。这处遗址位于章江南岸一土墩台地上，高出地面8—13米。东西宽约90米，南北长约100米。东南角有部分夯土，断面可见粗绳纹筒瓦和部分印纹陶片叠压堆积，层厚2—3米。地面上采集过筒瓦、板瓦、陶鼎、陶罐、同心圆花纹砖等不同时期的器物残件和印纹陶片，大多属汉代遗物。由于其占地面积充其量是座小城堡，因此，难为史学界所共认。赣南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建特点是：城址变迁、县名变换、县治损益频繁，如赣县（蟠龙、虎岗、章贡二水间、七里镇一带）和雩都（往返于古田坪、固院间多次，唐始定位今址）两县都是四易城址；宁都则四易其名，而且析并、迁徙不断，如阳都（后更名“宁都”“新都”）县治黄石营底，揭阳县治石上王田营，虔化县治大布张屋，隋始省并为宁都，治今址不再变化。不过这期间的古城址，大多都有着落，至少能确定较具体的地理位置。赣南唐宋以后增设的县城，则基本上是一锤定音，县名、城址一朝设定，再无变化。

赣南的城建，就其价值和典型意义而言，自然首数赣州古城。赣州城自南朝梁再次定址于章贡二水间，至今1460余年再未变过，历经中古、近古和近现代三个城建历史演变时期，而且都有较丰富的实物保存下来，就全国而言也属罕见、难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东、西两市“十”（或称“丁”）字街城市布局制；唐末两宋时，因城市商业兴起，市民“侵街为舍”，城市“里坊制度”瓦解，“六街”布局制开始流行；再到近现代城市建设的“拆墙跨江”“中西结合”的城市布局理念，在赣州城都有体现，并能找到清晰的历史变迁痕迹。此外，在唐末北宋时期，还有两个在全国具有开拓性典型意义并沿用至今的创举，即弃用土城改用砖石城墙；利用城市地形设计福寿沟和水窗。

砖城率先出现在南方，本也符合自然情理，因南方多雨水。在赣南，除赣州为北宋砖城外，于都其实也是一座宋代砖城，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在临河段城墙底部曾发现多种南宋嘉定年间的铭文城砖。此外，宁都、会昌两城均为南宋所建，但现在尚未发现宋代铭文砖城，而宁都博物馆有馆藏在大布虔化县城址发现的宋代“虔州虔化县”铭文砖，似为宋代城砖。赣州城改用砖砌的直接原因是，据虔州防御使卢光稠将城址东扩到贡江边后，经济的重心也由章江沿岸东移到贡江沿岸，但贡江沿岸地势低洼，多为沼渚之地，导致“岁水啮城”，成了一座年年遭水灾的土城，为安全计，北宋时不得不改用砖石砌城。

福寿沟的创建肯定早于宋代，也许就是卢光稠将赣州城东扩至贡江边的行动，才使老的城市防洪排涝系统出现了问题。于是，北宋时先派孔宗翰来筑砖城，“遂镯水患”；继派刘彝来设计水窗，“水患顿息”。福寿沟历经千年，能持续使用至今的根本原因，一是因设计的科学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结果，如果不是个缜密完善的工程，也早被古人淘汰了；二是历朝历代政府和赣州老百姓不断保护与维修的结果。福寿沟为地下工程，砖石所构，易坏难修，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既是一项因水涝而创建的工程，也是一项因水涝而不断维修、改进和完善的持续发展工程。

赣南是风水文化走向民间的发祥地，风水建筑特别多。如风水塔（现尚存50余座）、水阁楼、水口庙（水府庙）、风水桥，还有风水树、风水林等不可胜数，蔚为全国之冠，成为赣南建筑的一大特色。但这些设施，基本上都出现于明清，且主要是明中期以后，这种情形与全国的情况也基本同步。按说如果宋元盛行的话，保存下一些砖石为主的建筑如塔、楼等是不困难的。而宋元之前一般士民墓葬是延续古代“不树不封”葬制的，墓志碑铭皆置于墓内，地面几乎没有痕迹，因此，阴宅风水学也应是明清之后盛行起来的。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风水堪舆术，作为一门高深莫测集古代诸多学科于一身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落地并盛行在自然环境和经济文化都更发达的庐陵（吉安）和临川（抚州），反而在各方面都较之落后的赣南成为策源地和传播地？原因可能会很多，但肯定与宋明时期，特别是明代赣南的社会背景有关，如移民、盗寇、经济文化欠发达、政府的提倡等。前三种情况上文已经涉及，这里着重补充“政府提倡”的情况。据《赣州府志》载^[12]，自宋庆历年间（1041—1040）在澄清坊（约今大公路东段）重建文庙后，明成化四年（1468）至清乾隆元年（1736），赣州文庙（包括府学与县学）先后反复迁址于景德寺、郁孤台下、紫极观（宫）间，考其因竟然都与风水有关。如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文庙再次从紫极观迁到景德寺时，杨守勤作碑记曰：“成化丙戌（1466），太守曹公凯隘之，易地景德寺宫焉……嘉靖间，中丞归安陆公从士请，改卜祥符宫，易如景德故事……自王文成昭揭圣修，倡学兹土，至今士品为他邑冠。乃举制科者，往往逊色他邑……相与质之形家，佥谓景德旧址，丰隆宏敞……，如彭学士所称洵吉壤。”^[13]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庙改址不是另选新地重建，而总是驱占城内的重要寺观改作文庙，这般故事还见于“治平甲辰（1064）军事推官蔡挺改徙丰乐寺……正德丙寅（1506）知府赵履详拓慈云寺地为学前通衢”^[14]。类似的情况各县也多见，如正德六年（1511）于都知县刘天锡迁建县学于紫阳观；天启三年（1623）兴国知县刘清迁县学于城内大乘寺。

屡屡侵占宗教场所为官学，这说明什么？一是在官府看来，当务之急是科举教育重于寺观教化；二是士大夫们普遍崇尚风水术而贬斥宗教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理念下，对于赣南建筑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宗教建筑与风水建筑及其文化形成彼消此长的过程。那么，这种理念的形成又基于什么原因呢？一是内乱。明代中期以来赣南大地王化乏力、盗寇震荡，王阳明总结为“风俗不美，乱由所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于是有上引之“倡学兹土，至今士品为他邑冠”，就是说比别的府县更重视科举教育。二是外压。与赣南紧邻的是有“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之誉的庐陵和名冠全国具有“才子之乡”之称的临川，其中仅吉安一县或临川一区，历代进士数目都比赣南18县（市区）的总和都多。在这种“内乱外压”的情势下，赣南的统治阶层和士绅们也开始为之焦虑、沉思：我们已经很重视教育了，可是怎么“乃举制科者，往往逊色他邑……”，结果，统一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是：在风水术的指引下改变现状。于是，出现由政府倡导或士绅牵头建风水塔，甚至籍没其他建庙和迷信活动资金用于建塔。如于都蜚英塔的建造便是“以所辟淫祠易之”，“邑之有龙舟会也，以尚鬼，然而侈且狂矣，吾亦乌能坐视夫厚储黩鬼之资以益狂，孰与移之葺塔^[15]”。到了清代更甚，士大夫们惑于风水学说，将赣州的慈云寺塔和安远的无为寺塔，这两座与风水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佛塔，也牵扯风水学的解释^[16]。当然，赣南风水术的昌盛，还可能与赣南本土的基底文化——古代楚、越巫术文化有密切关系。如后来风水文化中附着的较多的迷信色彩，便是与巫文化结合后而形成的神秘文化。

综上管见，窃以为探讨赣南的风水建筑不宜扯得太远。至于形势派风水祖师爷唐代的杨筠松，其人其事尚经不起史学的考证。如杨筠松为自己或为曾、廖两姓选中兴国三僚开基立业的传说，在三僚家族的宣扬下，传播甚广。按方志记载：杨筠松乃断发云游天下的专业风水术师，居无定所，若以其道行和名望，早在唐末，选个比三僚村自然环境好、后来子孙应该较发达的地方不是难事。但后来事实证明，风水大师们为别人苦苦追求的官运、财运，他们自己世居此地的子孙们却都不算显著。对此，其后人解嘲的解释是，当年选中此地的目的就是使子子孙孙能延续其业，不是为官、为财！显系狡辩，故疑为明清时，曾、廖二姓术师为专执其业而托尔。

其实，风水术的本质或者说基本原理是有其科学性的，只是相关传道者为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附加了诸多民间神秘文化来保护行业，即使阳宅或阴宅选址的实际结果悖于一般风水理论，它也能跳出具体案例语境，改从诸如阴阳平衡论、五行相生相克法则、天地人合一观等高深理论角度来诠释，总会找到一个利于风水解释的理由。实在不行，还有“一福二命三风水”之说，使之成为一种能纵横捭阖自圆其说的诡辩理论。

赣南客家民居是赣南建筑的又一特色。尽管近年来由于受新农村建设、土坯房改造、城镇化加速等影响，传统民居毁坏很快、很多，但仍是赣南古建筑中保存数量最大、特色最鲜明的一个类型。因此，本书对之有较深入具体的研究，在此，只是还想强调一下：为什么？或者探讨一下是否有什么规律可循？

民居建筑是文化的综合体现，是居者基于对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具体到宗教观、审美观、价值观等方方面面文化认识的反映和表现。文化，在一定时空和经济社会范围内是会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在古代主要是靠交通线路来完成的，其中水路又重于陆路。一般而言，在古代社会，江河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较上游地区更发达，因此，上游的文化往往受下游的影响较大。如在赣南，整个范围内基本上都流行“厅屋组合式”民居，而相邻的吉安（赣江水系）、抚州（抚河水系）两市却主要流行“天井式”民居，至于大山之外、水系全异的闽粤湘交界地区的民居，风格差异则更大。终究其因，是源于赣南的“两河文化”。赣南虽然地处万山之中，彼此貌似阻隔封闭，其实还有千川相连，最后汇集到章、贡两江中，因此，“厅屋组合式”民居的根在章江和贡江两岸。当然，赣南的“两河文化”还有更早、更远的渊源关系。

再求证几个现象说明。赣县白鹭村鹭溪河直接注入赣江，因此，表现在民居上，无论是平面布局、结构形式，还是选材用料、装饰装修，都趋向吉泰盆地的民居风格特征。南康、上犹、崇义三县常能看到一种大门上开设一大横披窗的做法，姑称之为“门头大窗”式民居，它主要流行于沿赣江—章江水陆古驿道两侧，下游到吉泰盆地赣江两岸，上游穷尽至湖南汝城、广东仁化一带。寻乌南部紧靠梅州市，河流也是流入梅州的梅江，因此，这一地区整个文化习俗都近梅而远赣，表现在民居上则流行围拢屋。当然，同属某一水系的文化，因特定小环境等原因，也存在一些特例和有大同小异之分。如桃江上游的“三南”一带流行围屋民居：章水上游的大余县流行“城堡”式村落。大余载入志书的城堡有九座，史称“一府九城”，这还不包括现尚存的左拨“曹氏城”。其治所也独特于他县，为“双城制”，隔章水以横浦桥连接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