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地特征

赣南，即现在江西省赣州市属地，因位于江西南部，故习称“赣南”。赣州市现辖章贡、南康、赣县、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寻乌、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大余、上犹、崇义等18个县（市、区），人口约1000万，面积3.94万平方公里，人口和国土面积分别占全省的1/5和1/4，是我国辖县（市、区）最多的设区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大的一块客家人聚居地。

图1-1-1 赣州市行政区域

赣州，两晋南北朝时称“南康郡”，隋唐北宋时称“虔州”，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因虔州多盗，嫌“虔”字虎字头不吉利，遂改名为“赣州”。自唐代张九龄凿通大庾岭道，赣南成为国家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后，为控扼大庾岭南北水运交往的全部活动，宋淳化元年（990），在大庾县（今大余）设立南安军（后为路、府），下辖大庾、南康、上犹和崇义四县，因此，宋代后的赣南，是两府并列，故常称“南赣”。到清乾隆十九年（1754）时，朝廷认为：赣州一府管辖十二县，地方辽阔，易藏奸匪。于是，升宁都为直隶州，下辖瑞金、石城两县。因此，清乾隆后的古代赣南又由“两府一州”组成。

赣南东靠武夷山脉与福建相连，南横南岭山脉之大庾岭和九连山与广东交界，西倚罗霄山脉之诸广山与湖南接壤，北屏雩山山脉与本省之吉安、抚州市毗邻。高大的山脉，既是四省的边界，也是四省重要河流的源头，如福建的汀江—韩江水系，广东的东江—珠江水系，湖南的耒水—湘江水系，江西的章贡两江—赣江水系。在赣南，则因众多山脉及其余脉向中部延伸，形成周高中低，南高于北，其中山峦起伏、河川溪流密布的地貌。境内海拔为200—500米的丘陵地形，约占赣南总面积的61%，四周主要分布海拔为1000—2000米的山地，约占总面积的22%，盆地仅约占17%，故民谚称：“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与庄园。”这种地理地貌，方志中是这样总结的：“屹然为三湘、八闽、五岭之奥区”；“界四省之交，扼闽粤之冲”；“赣之为郡，当闽粤湖江四省之交，视他郡为重”^[1]。明代著名大学士、泰和人杨士奇在其《东里集》之《送张鸣玉序》中也说道：“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里胥持公牒征召，或数十日不抵其舍。”^[2]

赣南地貌虽类似四省交错地，但地重于其他三省交界地区，因闽粤之水流向海洋，古代向视之为“化外之地”，而赣南因境内的十条主要河流（上犹江、章江、梅江、琴江、绵江、湘江、濂江、平江、桃江、贡水，史称“十蛇聚龟”）皆汇聚在赣州城北之龟角尾，形成赣江，最后注入长江。因此，从中国传统大地理概念来讲，赣南尚属中原地区。同时，赣南这种地理和水运的优势，也使赣州、南安自宋代以来成为东南名镇。宋代的赣州是工商大州，据吴运江先生研究^[3]：北宋熙宁十年（1077）全国285个州军级城市中，虔州征收的商税额达39888贯，远多于洪州（南昌）的28905贯，全国排第18名。而南安则有“名贤过化之邦”“理学渊源之地”之称，苏东坡诗赞：“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因此，到明清时，鉴于四省交界地区“盗寇”频发的态势，便以赣南为国家军政重镇驻地。明弘治八年（1495）始，为加强对赣闽粤湘交界山区的统治，在赣州设立“南赣巡抚”，辖四省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相对稳定的四省八府一州为：江西南安、赣州府，福建汀州、漳州府，广东潮州、惠州、南雄、韶州府，湖广郴州），清康熙三年（1664）省并后，继设“分巡吉南赣宁道”辖吉安、南安、赣州三府和宁都直隶州，驻地也是在赣州，直至清末。

图1-1-2 清代《赣州府志》疆域图（“十蛇聚龟”图）

图1-1-3 “南赣巡抚”初设时辖域
资料来源：引自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第178页。

图1-1-4 明代后期“南赣巡抚”辖域
资料来源：唐立宗：《在“盗区”与“政区”之间》，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2年8月版，第275页。

赣南这种崇山峻岭的地理地貌，相邻的其他三省接合部也大体类似。如粤赣交界的平远地：“则见石磴云梯，纡回跋涉，鸟道羊肠”^[4]；粤湘交界则：“地当五岭之交，蜿蜒磅礴，连互江广，峰峦陡绝。”^[5]这样便伴生了这一地区很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建筑，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因此，有必要将相关背景多介绍几句。

在赣南的地方志书记载中，对唐以前的事大多以“率以荒服”一笔带过。自宋以后，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伴随着各种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引进，赣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大开发、大繁荣，但同时也进入了社会大动乱、大振荡的历史时期。如宋代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开头便称：“虔州江南地最广，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6]从此，宋元的“虔寇”“盐寇”“峒寇”，明清的“畲贼”“田贼”“流寇”“长毛贼”“山盗”，清末民国初的“土匪”“会匪”充斥赣南。赣南是“盗贼蜂起，举境仓皇”，成为“盗贼渊薮、奸人亡命出没之地”。对此情形，赣南地方志称：“然山僻俗悍，界四省之交，是以奸宄不测之徒，时时乘间窃发，叠嶂连岭，处地既高，俯视各郡，势若建瓴。”^[7]“赣州据江右上游，境接四省，中包万山，峻岭、邃谷、盘涧、郁林，人迹罕及，为巨寇之渊薮。”^[8]所处各县县志也有“地处万山之中，奸人啸聚，寇盗充斥”，“众山壁立，路如鸟道，山多水激”之类的概述。清同治版《南安府志》也云：“民稀而地僻，岁稍凶歉，山峒愚民咸啸聚为寇，邑民往往罹其荼毒。”明代的《虔台续志》卷一开篇便称“虔当荆闽百粤之交，岩险闻于天下，峪峒深邃，绵壤千里。自不逞之徒依凭巢穴，阻兵为乱故”。^[9]南赣巡抚虞守愚也说：“臣所辖地方，俱系江湖闽广边界去处。高山大谷，接岭连峰，昔人号称‘盗区’。”^[10]因此，宋元以来，这块土地从来就没有消停过，小乱不断，大乱必有份，所谓“自古以来，江右有事，此兵家之所必争”。据笔者查阅地方志统计，自宋太平兴国七年至清同治十二年（982—1873）的891年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兵匪动乱便有299起，约每三年便有一起。这从宋明时期赣南人口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建筑史博士吴运江先生根据明《嘉靖府志·食货》和《宋史》记载：南宋宝庆中（约1226），赣州（不含南安府所辖县，下同）有主客计639394口；历史学博士王东先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明初洪武二十四年（1391）赣州只有366265口，至明中期成化十八年（1482）更减到133366口^[11]。按说赣州在宋代盛世之后，随着山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开发，人口应激增才符合情理，明初人口减少尚可理解为战争，但也不致减少得这么多，可到明中期赣州人口仍是锐减，则说明这个数据有问题。问题出在当时统计户口的人，只登记国家能控制的“编户”，而那些不纳税服役的“盗贼”“山寇”则逍遥在政府的“编户齐民”之外，可见赣南“匪情”之严重。

古代赣南及其四省交界地区的乱象，从现代学者对该地区进行学术研究的课题名称就可见端倪。如南昌大学历史学博士黄志繁先生的《“贼”“民”之间——12至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唐立宗先生的《在“盗区”与“政区”之间——明代闽粤赣湘交界的秩序变动与地方行政演化》。这既是宋代在大余增设南安军，明代赣州增设南赣巡抚，清代增设宁都直隶州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这一地区多见设防性民宅和聚落如围屋、村围、城堡村落、土楼、寨堡等而较少精细性、奢侈性建筑的原因之一。同时，笔者也认为，只有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背景下，作为具有鲜明特征的客家民系，才可能真正地走向形成与成熟。

赣南属亚热带丘陵山区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冬夏季风盛行，春夏降水集中，四季分明，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酷暑和严寒时间短，无霜期长等气候特征。赣南年均气温19.3摄氏度、降雨量1603毫米，森林覆盖率达76.4%，自古以来出产竹木、红壤黏土、红砂岩（因以兴国的最著名和历史最长，故俗称“兴国红”）、石灰石等建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