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翻译思想”形成的沿革
一 研究源起于日本
1997年7月9日，孙歌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介绍《翻译的思想》[2]一书。《翻译的思想》是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近代思想大系”中的一种，由加藤周一、丸山真男编辑、校注，而丸山真男是日本当代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史学者。孙歌觉得翻译与思想搭上界，与当今的中国学术习惯有些出入；翻译的思想，暗示了某种不为人知名义。在《翻译的思想》后半部分，收入了当代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的题解，而加藤周一写的总括性的“解说”——《明治时期的翻译》，则触及了三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这三个问题并不起源于明治维新之后，而必须追溯到之前的江户时代。在那时，日本还不是个门户开放的近代国家，但是这三个问题不但业已存在，而且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问题。[3]孙歌接着阐述如下：
把翻译与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翻译成为思想问题的，是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家荻生徂徕（1666—1728）。在日本历史上把翻译问题从简单的工具层面提高为文化冲突和文化转型层面来认识的，当首推荻生徂徕。
与我们现代人不同，荻生徂徕生活的那个时代里首当其冲的并不是民族国家问题，所以在他考虑翻译时，他的思想并非仅仅在这个框架兜圈子，因而更加具有弹性；再加上徂徕推崇“古学”，以极其厚古薄今的态度对抗当时日本的朱子学。因此，当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的先王之道的时候，他便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问题：第一是他作为日本人来阅读中国的三代圣贤，第二是他作为近世日本人来阅读中国的三代圣贤，同时，他又明确地以阅读中国的古代圣贤作为攻击日本朱子学的武器，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上下文中，荻生徂徕的翻译论获得了重要的位置——它不能不成为思想的载体。[4]
荻生徂徕攻击他的论敌“读不懂”古文并且瓦解了训读。他认为训读造成了一种非中非日的翻译，应将中文译为当时的日语口语，使日本人真正贴近中国的原典。为抵制训读的“读”，他发明了一种不出声的“看”（揣摩）古汉语典籍的阅读法，既非日译又非训读，而是一种独特的“看书法”，以此消解阅读发出日语读音带来的汉籍日化的幻觉，以确保阅读的准确性。这种个人悟性在徂徕的学说中也被提高到了思想的高度。他因此终于能全身心融入古文之中，与古人朝夕相处。他倡导的双向流运过程的翻译论，凭“看”跨越异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可译的障碍，相接圣人之道。[5]
孙歌以为在日本的风土上产生出的这种双向的翻译思想，的确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之后也一脉相传。在《翻译的思想》中，孙歌就感觉到了这种与徂徕翻译思想的根本联系。比如，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者、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1847—1889）“反翻译主义”的理论主张同徂徕跨越翻译的障碍与圣人之道相接并影响其后日本的教育思想。徂徕废除训读式的骑墙现象而建立真正的日语翻译的思想，在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中，一直是一个主流的思潮。这两个方面的共存，促成了翻译在日本的文化内涵里复杂化。日本战败之后，日语的可能性问题、翻译的功能问题，依旧是日本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话题。[6]
孙歌认为：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也有过一个翻译是外来思想的有效传达手段的翻译全盛时代，并对中国的思想界有重要的影响。何以康有为、梁启超力主由日文转译西文而并不在意日文的“过滤”？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界何以大量反过来“进口”日本人为翻译西书而取自中国古代典籍的词汇而不是自己来直接创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广求知识与寰宇”（梁启超语），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急于向世界学习，而是因为，翻译从近代开始，基本上是工具层面的事情。孙歌还认为从严复到章太炎再到鲁迅，翻译和语言问题是一条与思想密切相关的线索，而不仅仅是工具；然而在中国的语境里，翻译即使与思想相关，它也是单向的，那就是如何把外来的变为自己的。因此，翻译问题不可能具有在日语语境中的那种因双向流动而产生的巨大思想潜能。于是我们不免会联想到，何以日本至今仍是“翻译天国”而中国学界的翻译变成了副业，何以翻译在日本是思想史学者关注的问题而在中国只会引起技术层面的争论？[7]
孙歌感触到的只是，“翻译其实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资源。换一个角度看看翻译，也许可以发现它所隐藏的真正问题在哪里”。[8]
З.Д.利沃夫斯卡娅是苏联当代翻译理论家之一。1985年她发表了论著《翻译理论问题》，从而成为苏联第一个尝试以西班牙文为素材探讨翻译理论的学者。胡真翻译了她的《简述翻译思想的发展》一文发表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4期。[9]
З.Д.利沃夫斯卡娅指出“翻译思想”的发展如下：
早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对翻译问题的兴趣就几乎与翻译实践同时产生了。然而，翻译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开始形成的时间并不那么遥远，不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古罗马人把考虑译文语言规律和传达出原文语言特色的翻译称之为标准的翻译。将古希腊文译为拉丁文的罗马翻译家西赛罗认为，翻译不应注重词句，而应是原文的思想；不要逐字死译，而要符合原文的语言规律和语言特征，大量宗教文章的翻译成为发展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的最大障碍。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文学和国际交流的迅猛发展，译文的数量明显增加。翻译家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翻译的难处。同时出现了与逐字死译截然相反的自由翻译倾向。结果，原文被曲解到了令人无法辨认的地步。持续了多少世纪的有关“翻译”的争论出现了如此相反的结果。这场争论是围绕文学翻译展开的，因为只有文学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围绕可译性的争论，似乎要把翻译思想引入绝境。然而，事态的发展终究未达到这等地步。一种认为有可能获得完全符合要求的译文的切合实际的正面观点还是占据了一定地位，尽管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异议，甚至有人持反对态度。歌德正是这一正面观点的拥护者。果戈理的观点与歌德颇为相似。普希金则是逐字死译和随意修改原文的所谓自由翻译的强烈反对者。恩格斯在《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中强调指出了马克思在深刻表达思想内容的表达形式方面的独特风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翻译的见解都说明，在他们看来，不可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们总是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原文，要求创造性对待翻译方法的选择和严格遵守译文的语言规范问题。他们看到了翻译工作者的难处，但他们一向认为，译文不仅可以表达原文内容，而且可以传达原文的表现力。她还指出：这种种翻译问题确实自古以来就有。16世纪将《圣经》译成德文的翻译家马丁·路德这样的改革家不可能不在某个范围内去探讨这些问题，而20世纪末的翻译家们至今仍在继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区别仅仅在于人类发展的每个时期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到了什么程度，以及采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10]
从上可知，不仅加藤周一在《明治时期的翻译》中，触及了三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З.Д.利沃夫斯卡娅也在思考种种有关翻译的问题。对这些翻译问题的思考、探讨和认识，就是翻译思想的研究。
以上所述基本概括了翻译思想研究形成的起源。而翻译理论形成的沿革不是本书的重点，故不在此赘述。在日本陆续有加藤周一（1991）著《翻訳の思想》、柳父章（1977/1995）著《翻訳の思想——「自然」とNATURE》[11]和（2004）《近代日语的思想：翻译文体成立事情》[12]以及乔莹洁（2013）著《日本近现代翻译思想研究文集与导读》[13]等专著的出版。由于这些书籍的出版，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的影响，1945年刘少奇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大”上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加上苏联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方面的指导思想，因此，“思想”这个词便成了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常用词。总之，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有很多概念都起源于日本。钱穆指出：“‘思想’二字，实乃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之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14]
二 “翻译思想”在中国
根据发表论文和论著的数量（说明：只要文章提到“翻译思想”都计算在内），可将我国的翻译思想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9年为萌芽期，年均9.5篇；2000—2009年为发展期，年均增加到73.9篇；2010年至今（数据截至2015年12月底）为繁盛期，年均多达282篇。
（一）萌芽期
李万钧于1979年最先提出“翻译思想”：“鲁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榜样，他的翻译思想、方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方向。”[15]该文于1979年3月24日定稿，1979年6月30日发表。同年，刘炳章在《翻译通讯》（1979年11月15日出版，后更名为《中国翻译》）提出：“要做好新闻翻译工作……建立正确的翻译思想。”[16]
周之珍在《外国语》1983年第2期上发表《列宁翻译思想浅析》。[17]她是第一位以“×××（翻译家）+翻译思想”为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同年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续）》一文指出：“传神”这一翻译主张，虽系傅雷为之倡说，但当时翻译思想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成绩已为接受这种理论做好了准备。[18]
之后在文章中简单提到翻译思想的如下：“整个近代翻译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似乎还没超越作为翻译家的严复一人。”[19]“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十大卷，三十余种译著，就是他翻译思想、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态度的最好注解。”[20]“……的翻译思想的发展，茅盾早期的翻译观，既是茅盾早期翻译实践的思想结晶，包含丰富的实际经验，又是茅盾早期文学思想在翻译问题上的反映。”[21]“金禔教授与奈达博士合著的《论翻译》（On Translation）出版，可说是奈达翻译思想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结合的新成果。”[22]1987年“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共收到论文35篇。《从翻译思想的发展谈谈翻译学的建立》（湖南师范大学，初晓），周清波、李定、初晓等从哲学、翻译思想史、心理学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建立翻译学这一独立学科[23]。许钧1988年提到“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影响很大的乔治·穆南的翻译思想”。[24]1989年谭载喜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分为三个不同的主要发展阶段。[25]
1979—1999年是我国翻译思想研究的起始阶段。虽然国内学术界自1979年起便提出要建立正确的“翻译思想”，但直到1999年前仍无大量的个体的翻译思想研究，只有部分学者研究列宁翻译思想[26]、鲁迅的翻译思想或其文学翻译思想（李蟠，1986[27]；刘开明，1991[28]；孙郁，1991[29]；刘超先，1992[30]；袁荻涌，1994[31]）、苏联翻译家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柳比莫夫的翻译思想（王若松，1989[32]）、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方平，1990[33]）、严复的翻译思想（乌传袞，1990[34]；范晓燕、王骅书，1999[35]）、康有为的翻译思想（陈福康，1991[36]）、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任生名，1993[37]）、苏曼殊的文学翻译思想（袁荻涌，1993[38]）、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袁荻涌，1994[39]）、彦琮的翻译思想（颜治强，1994[40]）、奈达的翻译思想（李大刚，1994[41]；魏标，1999[42]）、钱锺书的翻译思想（张德劭，1995[43]）、曾朴的翻译思想（李广利，1997[44]）、林语堂的翻译思想（陈荣东，1997[45]）、李约瑟的中医翻译思想（李照国、李鼎，1997[46]）、Nigel Wiseman的中医翻译思想（李照国，1998[47]）、严复的翻译思想（黄忠廉，1998a[48]；1998b[49]；1998c[50]；周益锋，1998[51]）、海德格尔的翻译思想（卫茂平，1999[52]）以及郭建中（1999）教授的《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53]。这些论文均未对“翻译思想”做严格定义。
（二）发展期至繁盛期
自翻译的文化研究转向以来，学科建设的兴起使得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以中国期刊网收录论文为例，1979—1999年的20年中以“翻译思想”为题的研究论文年均不到1.8篇，这一数据在2000—2009年猛增至年均20.1篇。研究著作也屡见不鲜，如蒋坚松、彭利元（2003）《刘重德翻译思想及其他》[54]，蔡新乐（2007）《相关的相关：德里达“相关的”翻译思想及其他》[55]，高金岭（2008）《朱光潜西方美学翻译思想研究》[56]等。代表性论文如朱志瑜（2001）《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化说”（前期）》[57]，罗爱军、陈茂新（2004）《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若干特点》[58]，周领顺（2006）《新史料求证严复的翻译思想》[59]，陈琳、张春柏（2006）《从玄奘与哲罗姆的比较看中西翻译思想之差异》[60]，王达金、汪铭（2005）《试析明末清初中外译者的翻译思想》[61]，丁新华（2008）《瞿秋白翻译思想综述》[62]，等等。另有祝朝伟（2004）《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思想研究》[63]、杨全红（2007）《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64]、乔颖（2007）《趋向“他者的翻译”》[65]、张景华（2008）《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66]、袁斌业（2009）《翻译报国，译随境变：马君武的翻译思想和实践研究》[67]等博士学位论文。在此基础上，翻译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开始登上舞台，相关著述如王秉钦（2004/2009）《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68]，罗爱军、陈茂新（2004）《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若干特点》[69]，以及刘宓庆（2005）《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70]等。
2010年至今（2015年12月底），以“翻译思想”为题的研究论文年均64篇，以“翻译思想”为关键词检索的研究论文年均达218.5篇（统计数据未包含有关“翻译思想”的学术专著），但其中存在不少的重复研究。
在众多以“翻译思想”为题的论文、专著中，有的分析历史上某些翻译家或理论家个人的翻译思想，有的概述整个时代的翻译思潮，有的对比古今中西的翻译思想。翻译思想的研究对象均为古今中外著名的翻译家或翻译研究者。然而，上述论文、专著中对“翻译思想”这一概念的描述和使用则不尽相同，而对这一概念做严格定义者更是寥寥无几。
翻译界对翻译思想的认识含糊而又狭隘。鉴于大多数研究者对此或避而不谈，或将翻译思想完全等同于翻译理论，或将翻译思想狭隘化，这势必导致概念的含糊不清和使用时的混乱无序。而相关专著中，对翻译思想史的研究缺乏应有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基本上与同时期的翻译理论史或翻译研究史没有区别，成了翻译理论家的“历史名人陈列馆”。翻译理论的继承、反拨关系没有得到详尽的描述，翻译事件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背景、历史影响，以及与文学、哲学、政治、伦理等传统学术领域的互动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阐释。因此，本章拟综合考察上述专著论文，借鉴文学界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等概念的界定，并参照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及伦理思想史等学科，从文化历史和社会思想的角度探讨“翻译思想”和“翻译思想史”的概念和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