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之辩
一 翻译思想≠翻译理论
上文中提到诸多学者均未对“翻译思想”的概念进行描述，也未区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更有甚者，二者混淆屡见不鲜。如此便造成翻译思想的专题研究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更使得翻译思想史的研究陷入困境。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黄忠廉教授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上发表的《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93]和夏登山、邵有学2011年第2期在《外国语》上发表的《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撰写方法》[94]。他们之间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对“翻译思想”的不同看法。黄忠廉教授是较早认识到翻译思想不等同于翻译理论的学者，因此他提出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这是比较明智的看法。黄教授对这两个概念做出了有益的区分，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概念差异。
黄忠廉在《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之“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的混淆”一节中分别以5个和10个实例展示译学界对傅雷与严复二人有关翻译的思考是如何定位的。黄忠廉通过比较得出：“译学界对傅雷的翻译思考定位以思想为主”，“译学界将严复对翻译的思考主要定位于‘理论’层面”[95]。
在论述“为什么说翻译思想称不上翻译理论呢？”时，黄忠廉认为：“翻译理论是从翻译中概括出来的系统的知识和原理，翻译家的几点想法并不成系统。”[96]但下文他又认为：“翻译思想是对翻译实践的认识的系统表述，前期阶段翻译思考的小结和概括，有若干概念构成论述体系。思想的论述主要以概念为基础，有时通过判断和推理等基本抽象思维形式而展现。由此看来，在此阶段对翻译的思考主要立足于概念阶段，辅之以判断，但缺乏严密的推理过程，至多能定位于翻译思想，如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锺书的‘化境论’等。”[97]
如果黄教授在文中能对“理论”与“思想”及“翻译理论”与“翻译思想”这两组概念有明确的界定，则对以上结论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黄忠廉在“从思想到理论的历程”一节中，从“产生感性认识、确立翻译思想、验证翻译假说以及形成翻译理论”四个方面来论述，而这在笔者看来，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黄教授的《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一文是建立在对“思想”的狭义理解基础之上的。因此，他得出结论：“思想为什么不等于理论？这是因为对翻译的认识萌芽后，产生某种思想的雏形，再发展到假说，得到论证，最后才能走向理论。”[98]这个“思想”应为狭义，指的是想法、观点、念头。
黄忠廉又指出：“众所周知，毛泽东没有留下专门的编辑论著，而陈其相等人（1998）却能从其著作、讲话、书信和由他起草的文献中，通过搜集、汇编和梳理，为我们勾勒出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毛泽东编辑思想体系。不过，这种思想体系只能是一种构想与假说。”[99]我们是否可以推论：毛泽东思想“只能是一种构想与假说”？
从上文引述的诸多定义可以看出，辞典对于理论的定义在于其“系统性”“全面性”“逻辑性”；而对于思想只表以“思维活动的结果”“理性认识”，可谓比较笼统。这使得人们表面上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论断：理论系统性而高深，但是“思想”因为表述上没有标之以“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论断，所以只能处在理论以下的低层次。但是仔细一想，这些“系统化的理性认识”何尝不是思维活动？如果有人认为“不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思维活动，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不是思维活动，那是要闹逻辑推理笑话的。很显然，辞典把无论是系统还是不系统的，是逻辑性还是不逻辑性的，是全面性还是不是全面性的思想都包括在“思想”中了，因为它们毕竟都是思维活动的结果。
黄忠廉还倡导“思想”与人名连用，中间可加表限定关系的标记“的”，如“严复（的）翻译思想”。[100]这并非不可，但译学界目前已经有了，而且将会比其他学科拥有更多的个体思想研究。如果我们只研究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初级想法”——所谓“思想的雏形”，“最初的感性认识”，“不系统”，“缺乏严谨的论述”；那么，大量的个体翻译思想专题研究想必是没多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更不能作为翻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素材。但对我国翻译事业各个阶段，具有翻译潮流、翻译思想及其特征等方面的代表人物之翻译思想，我们理应大力挖掘并加以提炼升华。
二 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之关系
至于理论是否高于思想，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思想”视作低层次的原料，需要经过假设论证后才能成为理论的说法，其实是忽视了“翻译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翻译理论这个整体结构实际上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方法论，第二个层级是对策论，第三个层级是翻译思想，是翻译理论的最高层。”[101]
翻译家的理论自然是其个人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但如果认定这就是翻译思想研究的全部，那么所有的研究只不过是将“翻译理论”的旧瓶子贴上了“翻译思想”的新标签而已。
翻译思想不同于翻译理论，翻译理论是规则、原理和方法的系统性总结、提炼，而翻译思想则涉及更深层的理念、集体精神、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翻译理论总是由个人提出，或者形成流派，而翻译思想却上升至时代和社会的层面，成为个人“日浸其中而不自知”的思考背景。忽视了两者的区别，所谓的翻译思想史只不过是理论史的别名而已，或者变成了翻译界的历史名人陈列馆，从而忽略思想的传承和连续性。
在政治学等领域，学术上的思想和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同级别的概念，但排序应有先后。俞可平[102]（2015）与张怀远[103]（2015）都认为思想家要高于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