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齐俗鲁风，革故鼎新，实非易事，夫子一语令后世生出许多种解读，也在情理之中。总体而言，通过对“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一语的剖析，或能给人如下启示。

文化竞争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孔子时代，齐国强大富裕，鲁国弱小贫穷。但夫子说鲁国更易达到先王大道，是因为鲁国的文化比齐国更先进。鲁国作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因为“犹秉周礼”，即使在庆父之乱的国家动荡时期，也能让欲伐鲁之齐军感叹“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而弃兵（《左传·鲁闵公二年》）。即使面临强军压境，“不私爱其子”的妇人也可以“匹夫之义”大方发问：“宁济公而废私耶？”所谓强弱往往“不在乎有力”（唐罗隐《两同书》，转引自《说苑疏证·佚文考》）。鲁之国力不若齐、晋之强，地域不及秦、楚之大，仍顽强地挺到了战国末期，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力量。

伟大的变革与发展需要民众的觉醒与活力。齐、鲁两国之势，或有人言“齐之所以不如鲁者，太公之贤不如伯禽”（《说苑》卷七）。齐、鲁两国之“变”，或有人言“若有明君兴之者，齐可使如鲁，鲁可使如大道行之时也”。这是一贯的圣人史观。然孔子是大圣人，终始未能促成齐、鲁两国“道”的实现。清人龚自珍曰：“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始与卒之间也。……天地，人所造，非圣人自造。”（《五经大义终始论》）“人所造，非圣人造”，一语振聋发聩，历史毕竟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圣人的作用只是“知始与卒之间”，指出历史可能发生的变化及其可能的结果。在时代发展浩浩荡荡的洪流中，在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在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的局势里，如果每一个有良知的民众都能以“道”的标准，从自己出发做好分内的事，或能开辟出“圣人”所未能实践的新天地。

[1] 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9页。

[2] 张淑慧：《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学术交流》2009年第7期。

[3] 邓梦军：《王道思想的源与流》，《光明日报》2015年8月10日第16版。

[4] 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