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今儒学的走向
通过爬疏从汉至宋儒者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和诠释，可见古代儒者一直以入世治世之实用态度来对待“性与天道”问题，以避免流于虚妄，沦为空谈。事实上，儒者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乃是秉承于孔子。孔子明言“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显见孔子切近人事，不发虚妄之言。
自秦朝大一统之后，儒者一直试图以自家思想影响政治方向和决策。秦朝儒生以淳于越为首对政治制度等问题进行批判和议论，虽然最后儒生们的结局令人悲叹，然而却从中可见儒者试图在政治舞台上一展抱负的努力。汉代大儒董仲舒因势利导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的地位迅速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之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一度玄、释、道盛行，儒学相对衰落，但仍在用人取士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宋代是儒学重新繁荣的时代，宋儒承继先秦孔孟儒学，融合佛、道思想，发展出了理学思想体系。
但是，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问题，儒学的关注点也因而有所不同。汉代儒者在“过秦”与“正韩”之中来矫正秦朝的制度过失和思想理念；宋代儒者则在五代人伦道德沦丧和佛教的持续挑战中来重建儒家的伦理价值体系。宋代书院的丛生和朱熹等大儒亲自编订启蒙通俗读物的行为，以及儒学读本的推广，都说明儒学于此时更偏重提高和发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从“性与天道”问题看，因为时代不同，诠释的方向和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汉儒以“性与天道”来论证帝王权力的合法性，宋儒则反复从自身道德修养上来体认“性与天道”。历史告诉我们，儒学在汉代和宋代都成功地解决了时代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奠定了自身不可动摇的地位。那么，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又该如何定位，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在现当代社会中，有不少人质疑儒学存在的价值，理由是：儒学是中国封建时代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所依托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等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否意味着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必然被抛弃呢？
早在民国时期，齐思和先生就说：“吾人虽以封建制度解释儒家思想，非谓封建既废，儒家思想即失去其价值也。盖封建制度仅为建造儒家政治思想之材料，及其据此材料而构成一完美而有系统之政治哲学，其为用已不限于封建制度矣。”[30]姜广辉先生也说：“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这是因为由它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31]“‘六经’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而且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32]刘梦溪先生则在《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33]
管东贵先生指出，古代社会“在‘法制’取代‘礼制’后，仍保留了源自宗法（血缘）社会的‘和谐’特质——儒家的伦理价值观。附于政治的‘法制’与‘和谐’的伦理价值观，即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能成其‘大’的两股主要力量。”“‘法制’与‘和谐’的价值观之间，实务上难免出现一些矛盾；然而，两千余年来却也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但，近代中国受西方民主、法治优势文化的影响，矛盾有被激化的困惑；因而有人提出‘新儒学’运动的构想。可预见的是，脱离政治掌控的‘法制’会居优势。‘和谐’的伦理价值观如何调适？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34]
儒家的伦理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如何调适？这实际也就是儒家在现代社会如何定位、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笔者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科斯与儒家》。[35]这篇文章围绕一则故事来指出西方经济学者与中国儒家所表现的不同观点和结果。故事是：有两块相连的土地，分别属于两个地主，一块用作养牛，另一块用作种麦。牛群常常跑到麦地去吃麦，给麦地的主人造成了损失。应该如何解决这个纠纷呢？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由此提出了经济学上的著名定律“科斯定律”：“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只要养牛地主和种麦地主的权利有清楚的界定，那么，他们之间就可以根据市场收益来确定是让牛吃麦，还是保护麦场，少养牛，然后协商利益分配。作者认为儒家绝对不会采取科斯的做法，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治理的最佳模式，就是用道德伦理来调节冲突，用礼义廉耻来强调秩序，再加上严酷的国法族规体系”。儒家与科斯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思考的起点是‘有序前提下的道德约束’，后者则是‘规范前提下的效益产生’。”作者接着说：“在儒家伦理之下，道德替代了市场，社会得以在低效率的水平上保持稳定；而在科斯主义之下，业主的产权得到保护，在此基础上，资源市场化的自由交易得到鼓励。”笔者以为，这篇文章是在指出儒家在当代经济社会中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毋宁说是指出了儒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存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当今儒学的走向。
诚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36]所居之“业”已经分化为众多专业领域，如物理、数学、计算机、经济、政治等，儒学已经无能为力，但是居业之“人”的道德培育却是人类亘古永恒的任务，而这恰恰是儒学一直得以存在的价值所在。
回到“性与天道”的问题。当儒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术业有专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它所能立足的根本是人，以及由人的言行所展开的与道德伦理相关的领域。而它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恰恰是人的问题。当利益追求与浮躁喧嚣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之时，对《论语》之“性与天道”的追问却为我们自己的心灵留下一方净土，此“性”乃是对人性的反省，“天道”乃是对自然大道的领悟。
（本文已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发表时的题目是：《论〈论语〉之“性与天道”及当今儒学的走向》，收入本书时有所删略）
[1] 王若虚：《滹南集》卷五，《论语辨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王霆震编撰：《古文集成》卷二十一，《前丙集七》之《答李诩论性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释大撰：《蒲室集》卷七，《王氏孝感瑞华图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5] 何晏集解、陆德明音义，邢昺疏：《论语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王若虚：《滹南集》卷五，《论语辨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8页。
[8]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6页。
[9]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80页。
[10]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6页。
[11] 引自唐代学者对桓谭所言“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的注文。参见范晔撰，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60页。
[12]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0页。
[13]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
[14]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页。
[15] 何晏集解、陆德明音义、邢昺疏：《论语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九，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9页。
[1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
[1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5页。
[1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4页。
[20]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9页。
[2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94页。
[22] 刘埙：《隐居通议》卷二，《欧公言道不言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王霆震编撰：《古文集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一，《奏议四首·议学校贡举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26]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答林谦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8—1699页。
[27]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答林谦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3—1884页。
[28] 王霆震编撰：《古文集成》卷六《前甲集六》之《胡子知言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郝经：《陵川集》卷十七《情》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齐思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燕京学报》1937年第22期。
[31]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32] 姜广辉、吴国龙：《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3] 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16年1月18日国学版。
[34] 管东贵：《周人“血缘组织”和“政治组织”间的互动与互变》，《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52页。
[35] 吴晓波：《科斯与儒家》，《读者》2016年第2期。
[36] 刘梦溪：《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光明日报》2016年1月18日国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