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1896年·一缕

待《时务报》稍稍厘定，亦于主笔万忙之余，抛妻别雏之疚意，思念亲人之殷情，也常常于夏夜青灯幽谧间油然而生，连篇诗句娉婷而至：

一缕柔情不自支，西风南雁别卿时。

年华锦瑟蹉跎甚，又见荼蘼花满枝。

月上帘栊院落虚，香罗帐掩旧流苏。

东风昨夜无聊赖，故作轻寒逗玉橱。

三年两度客京华，纤手扶携上月槎。

今日关河怨摇落，千城残照动悲笳。

萍絮池塘乳燕飞，蛮笺细展写乌丝。

殷勤寄与临安去，陌上花开莫缓归。[1]

甲午中日开战后，启超妻李蕙仙即归宁贵州，俯仰之忽，两年已过，夫妻未能一晤，徒增牵挂寄于江流，托于白云。爰抒其意曰：莫缓归！莫缓归！诗吁之不足，则又传之以书，盼妻携女来沪，共叙人伦。

夫妻私情既不能已，桑梓之义又潜滋于心。丙申九十月间，启超请假四十日，返粤省亲。离沪不久，启超即致书汪康年等：“十八夕一点，即开船，遇大北风一日，云帆直挂，速率加十之二，以一藤床卧船面者三昼夜，即抵英国殖民地致乐。”[2]归心付与云帆，菽水承欢之乐不及言而昭昭然。

回乡省亲，本不欲中辍为《时务报》撰稿，且欲借归乡见闻，开辟新篇，不意亲故杂遝，日不暇给，竟至拖延羁宕，甚乃羞赧不敢作书以通音问。间有新作出，聊以塞责，方差强修书致意，顺告旅粤经历。唯在粤省，督、抚、藩、臬、学五台，皆视西学如仇雠，风气闭塞其极，曾何新闻之寓目焉！

恰此时，康广仁[3]、何廷光[4]等在澳门筹办报纸，得知启超返粤省亲，乃力邀其前往商议筹备事宜。启超声名起于报纸，亦深知报端文章影响社会之力量，对办报尤加意焉。依其观察，此间人闻时务报如雷贯耳，皆欲依附《时务报》以自立，便为其取名曰《广时务报》，一则有推广之意，一则谓广东之时务报也。不过旋即更名为《知新报》，以其报主维新，不敢复沓故也。《知新报》诸公咸知，启超隐然已为言论界骄子，得其一言逾于华衮，受其片善崇于拱璧，乃盛邀启超为主笔。启超受之，且谓云，《知新报》股东，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财力雄厚，思想先进，应以全力助成之，开创南中国舆论重镇，以图将来维新变法、去塞求通之用。

《知新报》多译格致各书报，多载京师各省近事，附以列国期年政事，其体例格式，一依《时务报》。未几，《知新报》声名大噪，仅撰述、翻译即有十四人之多，海内外代理发行有近四十处。启超慨而喟曰：“近日报务日兴，吾道不孤，真强人意。”[5]

此间，清廷简任黄公度为出使德国大臣。公度自结识启超，尤其主撰《时务报》以来，盛赞其为旷世奇才，乃奏请俞允，偕启超同行。启超抑亦久蓄远游志，本欲顺乘（车酋）轩一往，会公度使事辍，终不果。启超出游之心颇盛，曾风闻公度得英差，即致书汪康年，欲知其详，意若愿随往，并旦旦誓曰，即行，亦当兼撰报馆之文。第其无果而终。

时另有一人亦邀启超远游。

启超在致书康幼博、徐君勉[6]两人述及星使事时曰，出使美、日、秘大臣伍秩庸[7]曾极力相邀，且待以二等参赞之尊，又虑其不往，先送装银千两。启超初允诺，并开具条件，欲多带同党一二人，以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顾彼自言托请者多，条子数百，非王爷交来，即政府勒令，恐不能容。启超亦隐然自足，伍氏苦邀一不送条子之人，实属难得矣。

此事启超始允终拒，果何原因，则有两造，对伍秩庸谦言曰，上循公议，下迫贱事，故难从行。对乃师康有为直言曰：“伍使为人庸劣乖谬，待其僚属无人理，且绝非欲办事者。其觅超也，则实其不得已也，盖彼中人无一通文义者也。然亦颇由负气，故有再三敦请之恭礼。公度来书言：伍虽邀超，与合肥言之。合肥云：‘汝何梦？卓如虽在公度处当学生，亦不愿当汝的参赞。’故彼意极衔之，必欲得而后已。果尔，则就彼后其礼貌之衰否，未可知也。且彼约超欲在使馆代笔墨之劳耳，终日闭在使馆中不能外出，从何处办事，故其席必不可就也。”[8]

启超虽辞伍使恭聘，仍殷殷建言，曰出使美国，舍保全华工而外，无事可做。其诸不思立名则已，苟欲建天下功名，唯此一举，可兴大局，雪国耻，振民气。赤子之心，日月可鉴！

启超文名不胫而走，不唯为公度、秩庸等士夫所揄扬，亦且为南皮、右铭等疆吏所称引。

省亲北返不久，启超未及一掸风尘，旋赴武昌造访。

张南皮坐镇武昌，办工厂、练新军、兴学校，风生水起，俨然洋务运动之重镇，所著《书目答问》《劝学篇》亦名噪一时，其思想务实开放，非一般官僚所能媲者，有实绩、有学问、有眼界，自视甚高，抑其维新人士所愿通款者。自甲午以来，启超奔走维新，通议变法，声势如虹，南皮以为其才不可多得，屡招邀，欲致之幕府。

得知启超来谒，张极为高兴，开武昌城中门迎梁。武昌城中门例不轻开，非朝廷命官衔旨而来，非人中翘楚游访于此，向所禁闭。张香帅礼之恭如此，且问下属“可否鸣炮？”僚属答以不妥，乃止。恰值张侄婚娶，宾客熙来攘往，曾不见张对启超有些微慢待，竟至于辟室长谈，至二更方散。南皮请启超出任两湖书院山长，许以月薪千二百金，启超固以专任报事为职志，初不为所动，然感激之意、自得之情，曾不少掩：“赐以宴见，许以进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教；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餐馈赆，殷勤逾恒。宁唯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9]启超虽未就两湖书院一职，第于返沪后致书张香帅时，犹不忘建言，劝请两湖书院应提倡政法之学，亦可谓负暄献芹，略尽绵薄，不负宠爱者也已哉！

迈迈时往，启超自孟秋致书爱妻，忽忽焉，节序已次隆冬，妻子蕙仙、长女思顺果然不辞千里之遥，舟车劳顿来沪，家人团聚，其忻其忭，又奚可以悠悠万事比拟之！未几，启超再归粤省亲，并迎养于上海，天伦之乐至矣。

注释

[1]汪松涛编注、梁鉴江审订：《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梁启超：《与穰、云、颂兄策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3]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曾做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而辞官。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1898年殉难于戊戌政变。

[4]何廷光，字穗田，生卒年不详，广东香山人，澳门富商。受康有为维新思想影响，在澳门投资创办《知新报》。

[5]梁启超：《与穰公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6]徐君勉（1837—1945），即徐勤，号雪庵，广东三水县人，康有为弟子，维新派报刊活动家。

[7]伍秩庸（1842—1922），即伍廷芳，字文爵，又名伍才，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学博士，清末民初杰出外交家、法学家。

[8]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复康有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9]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04—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