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2016年大选结果的评析
2016年美国大选以共和党在总统、国会和各州层次的胜利而落下帷幕。相较而言，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继续维持多数的结果在选前得到了较多的预见：共和党在第114届国会众议院中占据的59席多数是1929年第71届国会以来该党占据的最大规模优势，在大选年的国会选举中被翻盘的难度略大；共和党在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较为关键的席位如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北卡罗来纳、新罕布什尔、伊利诺伊等州均为在任者谋求连任，整体上胜算也略大。与国会两院选情的相对稳定不同，总统大选的结果超出了多数人的普遍预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但同时失去了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艾奥瓦州等关键摇摆州，而且还在此前被预期选情稳健的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及威斯康星州等所谓“锈蚀带”（Rust Belt）[24]各州以微弱劣势不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虽然以48.2%比46.3%领先特朗普将近257万张选民票，但希拉里·克林顿仍以232比306的选举人团票的差距输掉了选举，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五次发生选民票与选举人团票相悖的选举结果。[25]面对这一始料未及的大选结果，美国政治的历史周期、特朗普对竞选的准确定位以及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候选人的天然欠缺等因素，或可提供一些初步的解释视角。
第一，美国政治的历史周期正在转向共和党。关于美国历史周期的讨论以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父子的研究流传最广。基于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Sr.）关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交替主导且两者平均11.5年更迭一次的论断，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提出了关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内政策在“公共利益”（public purpose）与“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之间摇摆的历史周期理论。他还提出，每次回摆大概需要25年到30年。[26]通常而言，“公共利益”导向的选举即偏自由派主张的得势，比如1901年的老罗斯福、20世纪30年代的小罗斯福和20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政府；而“私人利益”主导的选举开启的则是保守主义思潮笼罩的政府，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丁—柯立芝—胡佛”政府和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27]基于小施莱辛格的理论，美国立国以来的52次大选分为20次“公共利益”主导及32次“私人利益”主导，而至少自1856年以来，“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导向基本上分别与民主党或共和党相对应。[28]
美国目前所处的历史周期基本上是“公共利益”导向的，发端于1992年当选的克林顿。即便在2001年到2008年是共和党人小布什执政，但他在国内政策议题上的某些做法还是体现了“公共利益”倾向，这体现在他宣称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上，比如将部分处方药纳入医疗保险范围，以及“一个孩子都不能少”（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等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推进全民医改、向富人征税、移民改革等“公共利益”导向的自由派政策的同时，一系列要求“个人利益”的政治浪潮也此起彼伏，比如主张“有限政府”、反对政治精英的“茶党”运动，以及在2016年大选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民怨情绪。换言之，2016年大选或2020年大选正处于从“公共利益”回摆到“私人利益”即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周期调整点上，而特朗普及共和党的竞选活动很好地顺应了这一周期趋势。
具体观察，本次大选初步具有了历史周期摆动所带来的“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与“区域主义”（sectionalism）整合的某些端倪。从“政党重组”角度而言，虽然仍不能确定2016年大选是一次促使两党选民基本盘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性选举”，但从选举结果看，特朗普扩展了共和党在中下层特别是蓝领群体中的支持度。从大选出口民调数据观察，对比2012年大选，在本次选举中，共和党增长最多与民主党减少最多的同步变化群体包括了“中学教育及以下者”（共和党增加16%、民主党减少19%）、“家庭年收入三万美元以下者”（共和党增加6%，民主党减少10%），以及“非婚男性”（共和党增加5%、民主党减少10%），这些群体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中下层在本次选举中支持特朗普而非希拉里·克林顿的态势。[29]而在“区域整合”意义上，决定最终选举结果的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三州正是蓝领中下层选民聚集的“锈蚀带”地区，而“锈蚀带”地区逐渐从民主党基本盘转入共和党基本盘的态势事实上自金融危机以来就已悄然开启。与2008年大选相比，奥巴马在2012年不但输掉了位于“锈蚀带”的印第安纳州，而且其胜出比例缩水幅度最大的五个州中除佛罗里达州（31%）、内华达州（53%）等摇摆州外，就是“锈蚀带”的威斯康星州（49%）、宾夕法尼亚州（52%）和密歇根州（57%）三州。[30]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只是延续了奥巴马任内民主党在“锈蚀带”地区逐渐失势的大趋势，该地区的区域整合直接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送入了白宫。
第二，特朗普实施了驾驭2016年大选态势的精准竞选。客观而言，2016年大选中的开放式选举结构、求变的民怨情绪、“反建制派”风向和社交媒体动员等趋势都对传统政治精英不利，但都有助于特朗普的竞选；而特朗普则充分利用了本次大选的特定环境与趋势，实现了精准的动员与竞选。
其一，特朗普有效地迎合了以中下层白人为代表的民怨情绪。在其2015年出版的竞选书《跛足美国：如何让美国再强大起来》（Crippled America：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开篇，特朗普就将封面选择其愤怒的肖像照解释为因为美国民众如今也正在怀有同样的不安、焦躁、愤怒甚至是恐惧的情绪。[31]面对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怨情绪，与桑德斯的“平民主义”方案不同，特朗普始终强调“美国优先”，推崇“本土主义”（nativism）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目前美国所有的问题都定义为是“非美国”或者“非本土”的，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并没有错，而是外部世界的“他者”或者移民的过错，因而要阻断这些“非本土”因素的负面牵扯或介入。在众多政策议程中，特朗普在贸易与移民问题上颇为极端，在竞选中多次提出以反对自由贸易、对相关国家课以重税等政策强行实现制造业的回流；以在美墨边境筑墙、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全面驱逐“无证移民”等政策捍卫白人权益。在对外政策方面，特朗普并不赞同美国维持与其他国家的盟友关系，认为应该专注于应对美国的“真正威胁”。[32]
特朗普将民怨引向“非本土”因素的竞选操作在当今美国不乏吸引力。通常而言，特朗普的支持者被认为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男性，即那些在全球化冲击下低水平就业且要养家糊口的群体。但随着选举的逐步推进，特朗普的支持群体呈现出扩大态势：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传统经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和贸易）的从业者、基督教福音派以及更为广泛的美国本土出生者，甚至在获得合法身份的新移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特朗普的支持者。[33]换言之，不同阶层与群体的美国人都存在不满与怨气，而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解释可以令他们接受。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实际支持特朗普的所谓“沉默的选民”，而且这些人在接受民调问答时可能出于对“政治正确”的考虑而隐瞒自身真实的意图，从而导致了特朗普在民调中被低估的现象的出现。事实上，从出口民调来看，相对于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表现，特朗普在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群体中的支持率均有所成长。[34]更有研究发现，在从中国、墨西哥等国竞争性进口增长的美国各县中，特朗普获得的支持率都超过了这些县过去20年对共和党支持的平均水平。[35]
其二，特朗普充分地迎合了“反建制派”的政治审美。相对于杰布·布什等所代表的“建制派”甚至“家族政治”，特朗普等“反建制派”人选更能迎合当前美国民众普遍对华盛顿精英、极化政治的不满，以及希望改变传统“驴象”党争的诉求。特别是在对奥巴马无法满足民意诉求的失望之下，民众颇有“赌性”地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可以实现某些切实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这种排外甚至颇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言论看似“政治不正确”，却被另外一种“政治正确”保护着，即反对或批评特朗普就是代表“建制派”政治精英、就是“反对渴求变革的民意”。
其三，特朗普知名度高，操纵媒体的技巧娴熟，善于开展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竞选。虽为富商，但特朗普多年来始终活跃于美国的各类传媒，在传播意义上具有“网红”特质。特朗普“跨界参选”本身就是新闻，而他在竞选过程中“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表达，也时刻为美国媒体制造着新闻话题，客观上抬升了特朗普竞选的曝光度。2015年8月3日，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首场电视辩论，就因为特朗普的参与吸引了2400万观众，创造了非体育赛事类节目的收视纪录。[36]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通过社交网络实时向关注者发送信息，表达不同于传统政治人物的极端言论和政策立场，这种通过社交媒体实现的实时动员，影响甚至主导了传统媒体的议程，实现了传统方式无法企及的竞选效果。截至大选投票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关注者超出了希拉里·克林顿400万，同时他也是在“推特”和“脸谱”网站上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候选人。[37]
第三，希拉里·克林顿并非适合2016年大选的理想候选人。在选前，无论是在联邦层次的综合民调还是在各州选举人团分布的预估中，希拉里·克林顿都握有更大胜算。最终落败的结果，除了开放式选举的高竞争性、各州选举人团对民意的重塑等因素造成的影响之外，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候选人的政策倾向与个人特质并不符合2016年大选的总体趋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其一，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立场无法有效地吸引蓝领中下层群体的支持。长期以来，希拉里·克林顿的政策站位属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主党内部崛起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这批人在经济财政议题上相对温和，在社会议题上较为自由，支持自由贸易，主张以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就业福利”。[38]而这种与奥巴马政府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如出一辙的政策倾向无法得到蓝领中下层的拥护。正因为如此，代表民主党党内传统自由派即“进步主义民主党人”（Progressive Democrats）的桑德斯才以改革华尔街、反对自由贸易、促进社会权益平权等主张取得了工会组织和中下层民众的支持。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在获得提名后也有意识地跟进桑德斯的“平民主义”主张、调整自己的政策立场，但她未能扭转民主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和“锈蚀带”地区支持度降低的整体困境。
其二，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特质已不符合民主党的政治生态。从传统上来讲，民主党更易推出相对年轻的“新面孔”竞选包括总统在内的选任公职，民主党的政党生态也更青睐新鲜血液。而在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不但是民主党建立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候选人，也是长期混迹于政治舞台的“老面孔”。自实施现行初选制度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七次开放式选举的初选中，民主党在前六次都产生了毫无总统选举经验的“新面孔”，只在2016年选择了曾经参与总统初选的“老将”希拉里·克林顿。这一变化极大地压低了民主党基本盘选民的参与热情：特朗普的选民票基本保持了2008年麦凯恩和2012年罗姆尼的6000万票左右的水平，而民主党的选民票却从2008年的6949万直接缩水了1400万；希拉里·克林顿在非洲裔（88%）、拉美裔（65%）、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54%）群体中的支持率也都明显弱于2012年的奥巴马（93%、71%、60%）。[39]换言之，拉低投票率的并非特朗普及共和党，而是对希拉里·克林顿热情骤降的民主党选民。
其三，希拉里·克林顿的“建制派”身份激化了本次大选中原本存在的矛盾。因为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分获提名，总统大选转变为“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正面对决。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充当了美国社会各界“建制派”精英反对特朗普的最佳代言人，导致了传统主流媒体“一边倒”背书的罕见情形，加深了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痕。另一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公务私邮”的“邮件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偏袒丑闻、克林顿基金会的海外献金传闻以及“维基解密”（WikiLeaks）曝出的一系列负面信息交互叠加作用于希拉里·克林顿，从而固化了希拉里·克林顿所谓“豪车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的负面刻板形象，最终导致希拉里·克林顿沦为普通选民“反建制派”倾向的众矢之的，甚至在反华盛顿精英、期待切实变革的民众中酿成了不可小觑的“反动员”效果。[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