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大选的环境与趋势

既定且难以改变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并驱动着总统竞选所有参与者的策略制定。^[4]环境或特定趋势塑造着竞选议题，甚至决定着选举政治的最终走向。对于2016年大选而言，选举本身的开放式定位、当前美国民众特别是白人群体的民怨情绪、反对精英政治的“反建制派”趋势，以及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个性化效果，都在潜移默化地左右着本次选举的基调与态势。

第一，开放式选举决定了本次大选的基本结构。所谓“开放式”选举是指总统大选中在任总统不能或不愿谋求连任、副总统也未参选，从而使大选完全向两党各参选人开放的选举。这种形式的选举提升了总统大选的竞争性与不确定性。自民主、共和两党首次同时参与总统大选的1856年以来，共有12次开放式选举，21世纪以来已出现了两次（2008年和2016年）。同时，美国在过去24年中经历了三位连任总统、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治钟摆”过程，这凸显了美国总统政治及其政策议程进入了延续性相对较低、变动性相对较大的历史阶段。

一方面，民主党面对求变的民意。美国历史上上一次出现延续某一政党对白宫控制的开放式选举还是在1928年，即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接替同为共和党的加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且是以全美经济繁荣和民主党分裂为重要背景的。^[5]时隔88年之后，民主党治下的美国经济并不令选民满意，民主党继续掌控白宫所面临的民意压力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共和党面对整合的难题。在同时容纳17位主流参选人竞争的历史性规模的初选中，共和党陷入了分裂状态，杰布·布什（Jeb Bush）、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等参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无法整合“建制派”力量，最终为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机会。^[6]

第二，美国选民尤其是白人中下层群体的民怨情绪营造了本次选举的民意环境。2016年大选充斥着美国民众在经济与就业、社会议题与族裔关系，以及国际地位与安全环境等多层次议题上长期积累的不安、不满、愤怒甚至是恐惧情绪。这种谋求变革的民怨是以全球化为主要背景的，并表现为资本流动所导致的美国国内实体经济空心化与移民流动导致的美国国内人口结构多元化等两个核心矛盾点。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令民众“无感”而“无奈”，^[7]改善经济与就业状况一直是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首要议题。^[8]一方面，就业增长更多地来自低端服务业而非实体经济。据统计，2014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的80.1%是由服务业提供的，而工业实体产业和农业只分别创造了15.1%和1.5%的就业岗位。^[9]美国劳动者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就业在水平、质量和稳定性上都难言理想。更糟的是，由于专业程度低而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极易因被新移民、少数族裔等更低成本的劳动力群体取代而再度失业。另一方面，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呈现出空前的萎缩态势。根据2015年年初的统计，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例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61%降至49.89%的历史低点。^[10]与之相伴的是，社会财富继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快速聚集，令处于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普遍存在着强烈的“被剥夺感”。

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受累的同时，白人群体还面对着人口结构多元化带来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据保守预计，由于新移民的激增和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美国可能在50年后成为“无多数族裔人口结构”的国家。^[11]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我们是谁”的疑问已萦绕在所有美国人心中，构成了主导地位岌岌可危的白人群体持续焦虑的根源之一，进而从历史中走来的种族与族裔矛盾再度凸显。另一方面，经济与就业改善的难遂人愿、中东地区极端伊斯兰思想的抬头，以及美国国内枪支泛滥的顽疾，共同将族裔矛盾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低水平的就业加剧了白人蓝领中下层与少数族裔、新移民之间的生存竞争，恶化了少数族裔、新移民的经济处境与社会状况；而这些无法实现所谓“美国梦”的少数族裔、新移民群体又极可能受到伊斯兰极端思想的驱使，在控枪不利的状况下酿成诸多恶性事件，从而再次激化白人与少数族裔、新移民之间的敌对情绪。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5年加州圣巴纳迪诺枪击事件、2016年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酒吧枪击案等类似事件的实施者，皆为“梦断”美国的少数族裔新移民。根据调查，有大约四成美国民众同意将“无证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驱逐出境；在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之后，超过一半的美国公众都反对美国接受叙利亚难民。^[12]

2016年大选中的民怨情绪可被视为2008年民心求变的累积与延续。奥巴马的八年执政虽然尽力兑现竞选承诺，但并未令民众满意，甚至其少数族裔的身份，以及民主党针对少数族裔、新移民的政策倾向，反而加剧了白人中下层群体内心的不满与愤怒。

第三，“反建制派”倾向构成了本次大选的政治风向。所谓“反建制派”倾向即对具有专业经验、政策积累及社会资源的政治精英的反感与不信任，希望与政治精英无关的“圈外人”改变现行政治规则与政策议程。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反建制派”倾向。而在现实中，盖洛普2008年以来的多次民调都显示，至少七成美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并不满意，进而对政治精英充满了不信任。^[13]

金融危机以来，“反建制派”倾向在共和党中尤为明显，2009年兴起、2010年逐步进入政治运作的“茶党”势力强烈抵制华盛顿精英，并快速催生了数量可观的“反建制派”政治人物出任国会议员等选任职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为，时任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的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初选中意外地被“茶党”势力支持的“圈外人”击败，使他成为1899年设置多数党领袖职位以来首位在初选中落败的在任者。^[14]在本次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除特朗普外，也有如脑外科医生本·卡森（Ben Carson）、女商人卡莉·菲奥里纳（Carly Fiorina）等多位毫无政治经验的“反建制派”参选。与共和党相同，“反建制派”倾向也贯穿于民主党党内竞争的始终。在初选阶段，“建制派”希拉里·克林顿遭遇了“反建制派”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强力挑战，这足以说明民主党内部反对传统政治精英的呼声上升。

第四，社交媒体的个性化动员改变了本次大选的竞选生态。大众传媒的变革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品，也是理解美国政治进程的钥匙。^[15]如果说2004年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初选标志着美国竞选政治步入了互联网时代，那么2016年大选无疑是社交媒体首次全面介入竞选活动的一场选举。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8岁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35%的人将社交媒体视为获取大选信息的最重要来源，排名第二位的是新闻网站和手机应用（18%）；而在30岁到49岁的受访者中，虽然21%的人将电视视为最重要来源，但更愿意借助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人也分别有19%和15%，总数同样多于传统媒体。^[16]

从目前来看，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在竞选中的广泛应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程度仍不确定，^[17]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确已改变了美国竞选政治的运作方式。其一，研究证明，互联网并未为选民提供广泛而公开的信息，反而会促使选民只关注那些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信息，只与那些有共同倾向者建立联系，从而固化甚至极端化选民的政治倾向。^[18]其二，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上要么被政治精英操控，要么充斥着政治人物的负面信息，因而逐渐引发公众的反感，^[19]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则取而代之，甚至为无法得到主流媒体支持的“反建制派”政治人物提供了传播与动员的主要渠道。按照桑德斯本人在选后的描述，其“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账户在竞选中分别增加了300万和500万个关注者，“我们通过对社交媒体潜力的挖掘为‘进步主义政治’著书立说了”。^[20]其三，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重构了竞选的募款模式，社交媒体构建起双向互动，实现了与动员反向的捐款。^[21]桑德斯在初选中通过互联网得到了250万个捐款人的800万笔捐款，^[22]而他募集到的2.28亿美元个人捐款中的59%为小额款项，其中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贡献颇多。^[23]

需要指出的是，在共同塑造2016年大选走向的上述四个因素中，只有开放式选举结构的影响力仅限于本次选举阶段，其他三个如民怨情绪、“反建制派”倾向以及社交媒体对政治的介入等趋势，将继续左右美国政治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