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研究勇于自我修正

作为诗人，闻一多是“全副精神来服伺”诗的。进入大学之后，闻一多开启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转换，尤其是1932年8月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之后，更是以“全副精神来服伺”学问。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说：

一多到清华任教授以前，在别的大学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几次学校内部风潮，使他对于学校行政感觉厌倦。到清华以后，先七八年，拿定主意，专心致力研究工作。他的学问也就在这个时期，达到成熟阶段。在战前，有一次叶公超先生与我谈起当代文人。我们都同意，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2]

“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闻一多的“成功”，固然缘于他的天赋和努力，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敢于自以为非，不断地求真。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称：

就他所己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

“就他所己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几乎成了评论闻一多的“经典”。郭沫若强调“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他随后举的“两个例子”：

第一，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反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蛤蟆。……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蛤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蛤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诗新台鸿字说》一文收在《闻一多全集》第二卷《古典新义》卷内，篇末注：“原载《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论文解释“鱼网之设，鸿则离之”中的“鸿”为虾蟆（蛤蟆）。《郭序》称：“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字解成虾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畅通。”又说：“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可是，《闻一多全集》第一卷《神话与诗》卷中还另有《说鱼》篇，其第三段“打鱼”一节先引录《邶风·新台》全诗，然后解释道：

旧说这是刺卫宣公强占太子伋的新妇——齐女的诗，则鱼喻太子（少男），鸿喻公（老公）。“鸿”“公”谐声，“鸿”是双关语。我从前把这鸿字解释为虾蟆的异名，虽然证据也够确凿的，但与《大罭》篇的鸿字对照了看，似乎仍以训鸟名为妥。

文末注明写作时地为“一九四五，五，二五，昆明”，已在《鸿字说》发表十年之后。

《诗新台鸿字说》发表将近十年后，闻一多按照“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对自己过去所作的“鸿”字的解释有了动摇，认为还是“训为鸟名为妥”。尽管对“鸿”字的训释，闻一多用了“似乎”两字，表示他还在犹豫，尚未定论，但已倾向“旧说”则是毫无疑义的。

此时（1945年5月）的闻一多，正是郭沫若所称颂的“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的大学者，自己站出来对十年之前的学术观点“质疑”“修正”，这在现代学者中是少有的。中国现代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精英”自始至终都“独领风骚”。喊打倒孔家的是他，喊应立“孔教”为“国教”的也是他；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是他，咬牙切齿式清算“文化大革命”的也是他，在“学术”上始终站在“最前沿”，书出一回改一回，改得面目全非，还大言不惭地说是“原稿”，使得当下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和现代学术。闻一多锐意开拓进取，勇于突破陈说。他是把“学问”当作“学问”来做的，从不“媚俗”，绝无“事功意识”。非但不“炫弄”，不“装饰”，“不愧少作”，反而在不断地反思自己，辨疑正谬，自我修正。这种既矜持而又锐进的学术追求，在今天尤为值得我们效法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