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是非旋涡中绝不混淆是非

1925年6月，留美的闻一多没有毕业就匆匆回国，可他一回国便卷入论争的旋涡中，以徐志摩、陈西滢（陈源）为代表的“新月派”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主流”阵营，正刀来剑往，硝烟弥漫。

鲁迅的讽刺诗《我的失恋》，可能夹杂了嘲讽徐志摩“爱情诗”的意味，因而遭到代理总编辑刘勉己的腰斩，孙伏园愤然辞职。孙伏园辞职后，《晨报副镌》由刘勉己暂兼主持，他要找的接替人是徐志摩或闻一多。1925年8月11日，闻一多在致闻家驷的信中称：“北京《晨报》为国内学术界中最有势力之新闻纸，而《晨报》之《副镌》尤能转移一时之思想。《副镌》编辑事本由正张编辑刘勉己兼任。现该报拟另觅人专管《副镌》，与徐志摩接洽数次。”可见徐志摩是首选，“徐已担任北大钟点，徐之友人不愿彼承办《晨副》，故徐有将《晨副》事让弟办理。据徐云薪水总在二三百之间，大约至少总在百元以上。今日徐问弟：‘谋到饭碗？’弟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后谈及《晨副》事，又向弟讲：‘一多，你来办罢！’弟因徐意当时还在犹夷（疑），不便直接应诺。容稍迟请上沅或太侔向徐再提一提，想不致绝无希望也。刘勉己与弟有来往，昨日来函约为特约投稿员，稿费每千字在二元以上。刘初次遇弟时，甚表敬意。刘亦属新月社。约弟担任《副镌》，刘之方面亦不致有异议。”只不过徐志摩与研究系的关系较深，加上新月派的人脉广，使得刘勉己最终瞩意的是徐志摩。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成为《晨报副镌》的主编，《晨报副镌》的风格也随之发生巨变，概括地说是“自由主义”加“阵营意识”。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期间，“阵营意识”也较强，但副刊质量较高，这一点徐志摩自己也承认，认为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生动的光彩”。徐志摩接编后，由于阵营对立，周作人、鲁迅等向《晨报》少有投稿，由周氏兄弟等撰稿人给《晨报》副刊带来的清新，以及幽默与讽刺的风格随之丧失。徐志摩由此感喟，“《晨报》副刊漂亮日子是过去的了，怕是永远过去的了？现在的本刊是另外一回事了；原来轻灵的变了笨重，原来快爽变了迂滞，原来甜的变了——我说不出是什么味儿的了。”更糟糕的是，徐志摩刚一接手，就引发了“图案”风波。

徐志摩接手编的第一期，即《晨报副镌》第49期作了改版，报头为雄鸡报晓图。徐志摩在该期发表的《我为什么来办，我想这么办》中宣称：“徐志摩邀请的作者队伍重要的有梁启超、张奚若等，还有常见面的西林、西滢、胡适、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等。”这一期《晨报副镌》第一篇刊发的是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徐志摩在“按语”中称：“为应节（急）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得要特别谢谢她的。还有副刊首日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所谓“副刊首日广告的图案”，就是《晨报副镌》的报头雄鸡报晓图。可让徐志摩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报头”并不是凌叔华的原创，而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鲁迅译作比亚兹莱）的作品，凌叔华只是临摹而已。于是，当时尚属鲁迅阵容的刘半农等在《语丝》上发难，指责凌叔华剽窃。陈西滢不忍坐视女友被讨伐而不救（1927年，陈西滢与凌叔华结婚），写了《剽窃与抄袭》一文，为凌叔华辩护，并埋下伏笔，不点名地揭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了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其后又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正式抛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之说，使得最痛恨“剽窃”的鲁迅对污蔑他抄袭的陈西滢和顾颉刚等人一直耿耿于怀。

“图案”风波发生在1925年，闻一多当时还沉迷于“国家主义”，在思想层面与鲁迅是隔膜的，私人感情方面也亲近于徐志摩、陈西滢等所谓的“新月派”。但闻一多始终没有说话，只是为《晨报副镌》画了报头。1925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刊头易图，徐志摩郑重说明：“这幅新图案是闻一多先生制赠的，我们多多道谢。”

率真而豪放的闻一多没有卷入这场风波，则说明他遇事有冷静而独到的思考，绝不会感情用事，帮腔凑趣。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几乎所有的悼念文章都把徐志摩说成是“最完美的人”，甚至说：“不仅新文艺运动以来的作家，比不上他，就是把从前的文人算上，也无出其右的。”徐志摩是闻一多最亲近的人之一，按说应该有所表示。但闻一多闻讯后只是马上与杨振声、梁实秋、赵太侔等人一起，“请沈从文去济南打探究竟”^[1]，并没有写悼念文章。他跟胞弟闻家驷说：“徐志摩那么浪漫，叫我说什么好呢？”把好友徐志摩界定为“浪漫”，即便是“悼念”，也不愿意放宽评人说事应有的尺度。这就是闻一多，与率真而豪放相对应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冷静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