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利益相关者治理对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机理的研究

3.2.1 利益相关者人力资本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一个项目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解释创新项目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Brown&Eisenhardt，1995；Katila&Ahuja，2002）。一个项目组的人力资本是创新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来自项目组成员，其质量也由成员的知识量决定（Lyles&Mitroff，1980）。拥有相关经验和知识的员工能够对改善生产过程和产品提出较好的解决方案（Gordon，1999；Iansiti，2000；Stewart，1997）。由此又产生了如下几个问题：什么是最终能够改进渐进性创新项目的相关经验和知识？它们与突破性创新项目中的经验和知识有什么区别？

为了评价小组成员相关经验和知识在解决问题时的适用性，研究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常用的测量人力资本的方法，如教育水平、出版绩效或者工作年限，都不能较好地反映研究行为。小组成员的研究行为可以通过检测专家和通才反映出来（Kang&Snell，2009；Narayanan等，2009）。研究行为的类型因专家和通才类型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研究行为在适用性方面也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创新项目的类型。Katila&Ahuja（2002）提出了研究行为的两个角度：一是研究深度，其定义是研究解决方案重访先备知识的程度；二是研究广度，其定义是开发新知识的程度。通过深度研究获得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思想对于渐进性创新大有裨益。与此相反，对于突破性创新，更广范围的研究在掌握可利用技术的新潮流和新机遇方面则十分关键。因此，不同的创新项目需要这两个研究角度的不同组合。相关的研究文献缺乏实证研究，没能对项目组成员行为与创新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测。

一项颇具深度但广度不足的研究可以确定专家的研究行为，这类人“掌握着深层的、本地化的、嵌入式的知识，并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中有所投入”（Kang&Snell，2009）。他们从本地化研究中获得特定领域的深度知识，如果这些知识与其知识领域相关，则可以促进对新知识的理解和同化（Cohen&Levinthal，1990）。专业经验是通过反复访问相同知识领域而积累得来的。专业经验提供了可靠指导，使得项目组能够在寻求解决方式时避免错误的起步，减少研究过程中犯错的可能性（Levinthal&March，1981）。由此产生的对现有知识的深刻理解可以提供解决方式，以提高现有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效率（Katila&Ahuja，2002）。但是专家的深度研究行为会对突破性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专家从有限的知识领域出发，考虑问题的视角单一，并且一般不会改变观点（Lyles&Mitroff，1980）。基于这样的思维过滤机制，专家只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信息，而忽略其他看似无关实则对解决创新项目中的问题很有帮助的信息（Dougherty，1992）。因此，笔者假定项目组专家的专业经验适合于开发性学习，这种学习反过来又强化了专家在本地化研究内部的知识领域，并引起渐进性创新绩效上升到更高水平。与此相反，项目组的专业经验不适用于突破性创新项目，因为其限制了解释性学习扩展知识领域的活动。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项目组的专业经验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1b：项目组的专业经验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通才更适合增强突破性创新能力的解释性学习。深度较低但广度较高的研究可以描述通才的研究行为，这类人“具备多样技术和能力，能够应付各种局面”（Kang&Snell，2009）。例如，在不同行业工作过或者承担过不同任务的项目组成员能够从不同的领域引进新途径来解决手头面临的创新问题。经常与科学界接触的边界人员能够获得新技术并将其整合（Cardinal，2001；Dougherty，1992）。同样，通才进行的广泛研究能够丰富项目组的知识领域并为其补充新元素（Katila&Ahuja，2002；March，1991；Nelson&Winter，1982）。因此，发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可能性就提高了。通才往往要与不同的技术领域打交道，由此锻炼出了对每个领域的不同判断和设想（Ahuja&Lampert，2001）。这样一来，他们对于传统的专业知识领域不感兴趣，而在获得新知识和技能方面则更加灵活（March，1991）。由项目组成员多样经历中产生的多样化视角能够促进集思广益的头脑风暴进程，从而有助于提升项目组的创造力（Cardinal，2001）。

然而，用广度研究来取代深度研究对于渐进性创新来说是不够的。通才可能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带来不相关的信息，这对理解和解决现存技术问题没有帮助。在渐进性创新项目中，为了改进现有产品和生产过程，在多样化知识领域进行广泛研究而产生的信息会引起与任务相关的争论，主要是在做什么和怎样做这两个方面（Jehn et al.，1999；Narayanan et al.，2009）。组内信息多样化而产生的分歧将延迟整个项目，并导致更多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解决冲突上（Pelled et al.，1999）。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项目组的通才经验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b：项目组的通才经验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2.2 利益相关者结构资本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结构资本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将编码知识以文件、说明、专利和数据库的形式储存起来。当个人隐性知识用言语或表格表述或展示出来时，这一知识就变成了显性知识或信息（Alavi&Leidner，2001）。编码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渐进性创新提供支持。首先，过去的记录如图书馆档案和数据库可以使项目组成员获得解决与当前产品和生产过程相关问题的有效指导（Nonaka，1994）。为了在现有知识储备中大量减少深入研究的时间和成本，很多公司采纳了诸如记忆系统的信息技术，可以进行信息的检索和分配（Malhotra et al.，2005）。其次，人们普遍感觉到知识的可靠性、健全性和合理性都在增强（Katila，2002）。因此，员工反复利用已积累的知识来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编码知识储备的价值（Danneels，2002；Lyles&Mitroff，1980）。这就带来了对现有知识元素之间联系的更深刻的理解，项目组成员由此开发由价值途径整合渐进性创新资源的可能性也提高了（Katila&Ahuja，2002）。因此，编码知识储存了过去的成功途径，可以帮助项目组成员改善和加强现有知识，从而提升渐进性创新绩效。

但是，编码知识资源一旦核心僵化就会给突破性创新带来不良影响（Danneels，2002）。由于旧知识的合理性和可获得性，项目组成员会固守与新环境要求不符的旧知识。这种对编码知识的依赖性会导致项目组成员的封闭学习行为并影响他们对环境的反应方式（Nelson、Winter，1982；Stein&Zwass，1995）。因此，项目组成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不同信息的存在，而这些信息对突破性创新格外有利用价值。而且，成员还可能继续依靠现有知识，因为这样做比适应和开发新知识所耗成本要低很多（Henderson，1993）。公司通常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建立服务于现有市场的专业智力资本，而突破性创新使现有编码知识被淘汰，至少是部分被淘汰（Rajesh&Gerard，1998）。因此，项目组成员可能过度关注投入知识资源中的旁置成本（沉没成本）而试图尽量保持它们的利用率。这种行为限制了开发的范围，对于突破性创新没有益处。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编码知识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3b：编码知识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作为项目组能掌握的编码知识的补充，管理过程或常规也是公司影响员工行为的结构资本的重要部分（Roos，1998）。常规调控机制在创新文献中是关键因素（Damanpour，1991）。调控机制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规则方法——通常被称为形式化——指书面规则中解决问题的步骤，如门径关口或者DMAIC（定义、测量、分析、提高、控制）（Choo et al.，2007；Jansen et al.，2006）。这种步骤的形式序列或者常规路径通常是从以前的成功活动或最佳案例中总结出来的标准（Benner&Tushman，2003）。因此，规则方法可以成为协助项目组成员解决渐进性创新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和事件的有力工具（Henderson，1993；Nahm et al.，2003）。机械路径和过程有助于项目组降低做决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促进整个项目进程。通过沿用之前成功方式来解决项目中的类似问题，项目组成员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Rajesh&Gerard，1998；Stein&Zwass，1995）。换句话说，规则方法通过鼓励员工采用旧路径中存储的现有知识，并将其运用于相应的创新任务，从而束缚了个体行为（Kang&Snell，2009）。这一过程反映在与当前产品和过程相关的技术领域内的本地研究中，提升了渐进性创新的性能（Jansen et al.，2006；March，1991；Rosenkopf&Nerkar，2001）。

与此相反，在突破性创新项目中，形式化的规则和过程在解决问题时却效果不佳，因为突破性项目的特点就是具有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突破性创新的特点使得员工必须具备创造性和灵活性才能更高效地处理好突发问题。通过实验工作和自动化工作来探索新方法可以提高个体的创造力。但是，规则方法不允许员工偏离书面规则，这种要求对于应对新环境来说非常不合理（Cardinal，2001；Jansen et al.，2006；Weick，1979）。因此，解决问题的研究范围应该缩小到现有路径上的知识领域。由于破坏规则会带来相应的惩罚，项目组成员往往不愿承担风险，因此放弃尝试新途径（Henderson，1994；Teece，2007）。由此可以得出，规则方法会阻碍突破性创新的性能。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a：规则方法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4b：规则方法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结构资本为突破性创新带来变化性加强的行为，这与仅仅通过差异来提高当前产品或生产过程的性能是有区别的（Taylor、Greve，2006）。用于解决破坏性事件的知识转化是变化性加强行为的表现之一。破坏性事件指破坏工作活动（高度自动化）路径的那些突发事件（Adler et al.，2009；Zellmer-Bruhn，2003）。这样的例子包括引进新机器、工具或其他技术，接受来自权威或咨询专家的干涉，处理诸如团队重组或团队任务重新设计之类的结构变化、设定新目标，以及鼓励工程进行中的实验等（Adler et al.，2009；Gersick、Hackman，1990）。

破坏性事件在项目组内部产生了新的工作环境和不同的工作负荷、工作压力、合作问题以及时间压力（Kirmeyer，1988；Perlow，1999）。这种破坏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消极事件并被控制到最小化。然而，近期研究表明，项目中的突发性变化会带来新知识的获得，只要项目组成员能够从组外找到合适的途径来应对挑战（Levinthal&Rerup，2006；Zellmer-Bruhn，2003）。

小组通常会坚持现有或既定方法来解决突发事件带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其他工作组解决过去类似问题的方法进行检验有利于克服这种广度有限、深度充足的问题解决方式。通过有意识地参与研究和获取其他组设计的新方式，项目组成员能够转移注意力并重新审视当前的路径，从而解决问题（Gersick&Hackman，1990；Taylor&Greve，2006）。这样一来，他们能够打破惯例并更有可能参与到跨组知识传递的活动中来。因此，为解决突发性变化的知识传递活动提供了新环境，使项目组成员在其中进行突破性创新的解释性学习。

另外，在渐进性创新项目中，恰当的问题解决过程是结构合理的过程，知识转移和传递活动会成为阻碍项目进程的干扰或瓶颈（Adler et al.，2009）。每次新知识的刺激因素从组外引进时，组内成员就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定义新情况和行动策略来适应新知识（Gersick&Hackman，1990）。项目组成员从其他组中学习的新方法越多，当前任务中原先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暴露得越多（Gersick&Hackman，1990）。增多的问题会动摇项目组成员对于处理事情的信心。因此，破坏性事件带来的知识转移会阻碍项目组的专注学习效率和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两者是渐进性创新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所以，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a：知识转移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5b：知识转移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2.3 利益相关者社会资本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与数据库和进程中能找到的显性知识不同，隐性知识只在人际互动过程中显现出来（Ehin，2000）。因此，社会资本是智力资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Nahapiet&Ghoshal，1998；Richardson，1986）。现有的研究文献强调了非正式社会机制下知识在创新活动中的分享和创造。

连通性是指小组成员之间进行直接联系的便利性（Jansen et al.，2006；Jaworski&Kohli，1993）。这种联系可以是真实的（如会议、非正式谈话等），也可以是虚拟的（如电话联系和电子邮件等）。当项目组成员在没有时间、地点或情感障碍的情况下彼此联系时，他们就能更快地获得和整合同事的隐性知识，这是基于发达的网络联系和个人关系而做到的（Burt，1992）。在发现和获得知识过程中有所提高的效率对于渐进性创新来说大有裨益，项目组成员可以从中及时获得普遍知识（Jansen et al.，2006；Subramaniam&Youndt，2005）。对当前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理解也通过经常性无障碍的人际交流得到了改善和深化，从而促成渐进性创新绩效达到更高水平。

连通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提高突破性创新项目的性能。新知识的创造和科学发现都需要项目组成员共同参与到实验和讨论过程中来（McFadyen&Cannella Jr，2004）。与同事之间便捷的交流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讨论和合作次数。因此，彼此连接的项目组成员更倾向于分享和整合不同的知识要素，从而创造新知识（Nahapiet&Ghoshal，1998）。但是，研究文献表明突破性创新内部过高水平的连接性也会产生消极效果。在某个时刻，进一步发展的连接性会在项目组成员内部造成相似性或者牢固的规则，从而限制了项目组对待不同处事方法的开放程度，并降低了研究范围（Jansen et al.，2006；Kang et al.，2007；Nahapiet&Ghoshal，1998）。因此，笔者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6a：连通性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6b：连通性与突破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

心理安全被定义为“能够展示并运用自身形象、地位和事业”的心态（Kahn，1990）。在这种文化中，员工冒着风险提出自己的看法来改变现有体系时是有安全感的（Edmondson，1999；Roth，Marucheck et al.，1994；Tu et al.，2006）。通过提问、寻求反馈、上报错误或者不考虑被错误对待的人际关系风险而提出新看法，项目组成员追求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变化（Edmondson，2004；Stein&Zwass，1995）。他们的研究领域由此扩展到了组外。一个心理安全水平较高的项目组愿意邀请组外客户和专家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来，从而获得更好的思路或者反馈（Choo et al.，2007）。因此，项目组能够提出独特而新式的解决方案，替代现有知识，促使突破性创新达到更高水平。

心理安全也能促进开发性学习从而支持渐进性创新。当项目组成员讨论所犯错误没有不适感觉时，他们更易激发起分享、讨论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兴趣（Siemsen et al.，2008）。因此，项目组应该通过开发性学习来增强对现有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意识。然而，心理安全水平过高也会增加创新项目中的异类观点和看法，这会扰乱问题解决的过程。由此产生的高成本知识整合对于渐进性创新项目是有害的，因为新观念很大一部分都与发展当前产品和生产过程无关（Katila&Ahuja，2002）。因此，笔者认为心理安全在渐进性创新中有时会产生弊大于利的结果，而在突破性创新中却主要发挥支持作用。所以，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a：心理安全与渐进性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形关系。

假设7b：心理安全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3.2.4 利益相关者关系资本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智力资本也包括关系资本，这是社会资本的另一种表现，与外部合作伙伴如客户和供应商有关。关系资本意味着公司可以利用、转移和整合来自外部的知识储备（Kang et al.，2007）。三个要素可以用来确定关系资本的性质：关系依附度、关系深度和关系广度（Stewart，1997）。

关系依附度指合作伙伴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情感和专有联系的程度。关系依附度以忠诚（Stewart，1997）或承诺（Krause et al.，2007）的形式表现出来。承诺被定义为“交流伙伴之间对于关系持续性的隐性或显性保证”（Dwyer et al.，1987）。高水平的承诺意味着联系的各方愿意通过兑现彼此之间的责任来维持特定的关系，从而获得高水平满意度。然后，其他潜力关系实际上就受到了阻碍，公司与其现有伙伴之间高度承诺的关系变得独特而专一（Dwyer et al.，1987）。换句话说，承诺代表了从关系中获得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专有程度，使得其他竞争者不能轻易模仿和获得（Stewart，1997）。基于各方之间的承诺，相互联系的公司可以培养互惠互利的准则或者高度信任感（Eisenberger，1990；Kang et al.，2007；Putnam，1995）。这种合作知识分享能够促进渐进性创新发展。例如，承诺有义务关系的供应商可以通过提供更多关于现有产品各部分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信息来协助制造公司加强其现有知识（Koufteros et al.，2007）。

关系的依附性和突破性创新之间的联系尚不明确。与亲密客户之间具备了流畅知识共享和交流以后，公司可以及时发现市场中未能满足的需求，从而进行突破性创新活动。例如，一些像英特尔公司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就从愿意与他们分享对于产品的不满和意见的忠实客户那里获得了生产创新型产品的新思路（Brooking，1997）。但是，这种外部伙伴间的独特关系也会阻止来自公司竞争者的技术外溢，而技术外溢恰恰是新知识的另一个主要来源（Fischer，2006；Knott，2008）。而且，公司发展其外部伙伴的关系资本时，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知识也因相互分享的理解力、习惯、经验和语言而变得多余（McFadyen&Cannella Jr，2004）。合作伙伴之间的资源聚合限制了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知识储备的范围。如果外部合作者还与其他竞争者互动（如关系依附度较低），那么新的行业知识就很容易被转移到该公司，从而威胁到突破性创新。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a：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依附度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8b：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依附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关系资本的另一个要素是关系深度，代表着外部合作伙伴在创新项目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外部合作者参与到项目中会带来公司间知识的分享，以及提供允许合作公司界定有价值知识并进行跨公司转移的界面（Dyer&Singh，1998）。基于形式化的路径，合作伙伴迅速而高效地分享技术知识并兑现突发性责任（Brown&Eisenhardt，1995）。由与外部合作伙伴的深层互动而产生的覆盖的知识基础在渐进性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供应商通常比客户公司具备更多关于子系统、部分和材料的专业信息和技术。因此，与客户公司的工程师合作时，供应商的工程师可以及时提供改进当前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多种方法（Koufteros et al.，2007）。

关系深度对于突破性创新的意义就比较复杂了。首先，供应商和客户较早参与到创新项目中来，可以在技术、材料和功能方面显著改变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最终特点（Petersen et al.，2005；Song&Di Benedetto，2008）。除非公司将合作方的多种观念和知识都在项目早期进行了整合，否则其对产品和生产过程实现创新改变的能力就会由于预设的规格而受到限制。因此，在项目一开始就与外部合作伙伴进行广泛互动是突破性创新的前提，考虑到突破性创新包含了对新知识的有效研究、整合和创造。但是，研发新产品（NPD）的研究显示，外部合作伙伴在早期介入项目会威胁到创新项目的灵活性。例如，制造指向型的合作伙伴在设计阶段加入项目不利于突破性创新的发展。考虑到新产品的可制造性，功能不同的各方在NPD项目的早期参与进来能够确保设计和现有制造水平之间的契合度（Swink，1999）。因此，制造指向型供应商会要求设计者或研发各方根据现有的制造技术调整新观念，从而限制他们的创造性（Adler，1995）。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a：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深度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9b：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深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关系资本的另一个要素是关系广度，是指与外部合作者的关系数量（Burt，1992；Stewart，1997）。为了提出新观点，公司需要长期追踪并抓住每个与技术变化和客户需求有关的机遇（Nelson&Winter，1982）。因此，在创新项目中有外部合作伙伴的参与会带来很大的收益，能够使在多样化信息资源中的广泛调查成为可能（Teece，2007）。未能跨越公司界限的研究很有可能受限于现有体系或使随后的技术发展在较低层面上进行（Rosenkopf&Nerkar，2001）。总的来说，参与创新项目的不同背景的公司数目越多，公司产生的思想越多样，知识也越多（Schilling&Phelps，2007；Tsai，2001）。通过将不同合作者的多样化观点整合起来，项目组可以扩展其知识领域的范围，并获得对突破性创新的新见解。

然而，过多的合作者对于渐进性创新却未必是好事。与外部合作者建立并维持关系需要时间和精力（McFadyen&Cannella Jr，2004）。将合作者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整合起来也会造成信息加工和协商过程的高成本（Nambisan，2003）。因此，外部各方参与创新项目可能会导致延缓决策过程。对于渐进性创新来说，由于外部关系的出现而增加的成本和时间带来的弊端会大于有关现阶段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知识分享所带来的好处。所以，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0a：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广度与渐进性创新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10b：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广度与突破性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