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招魂赋楚蘅
曹雪芹晚年住在北京西郊,敦敏、敦诚兄弟好几次去拜访过他,并且还赋诗纪事。他选择西郊居住,是为了潜心创作《红楼梦》,而且他还是位画家,“门外山川供绘画”,给予他一个景色宜人的幽静环境。虽举家食粥,仍写作不辍,直至“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有甲戌本和夕葵书屋本之脂批为证)。
他的墓究竟在何处,一直是个谜。现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了“曹霑墓石”,这一问题看来可望得到解决。
一
敦诚《挽曹雪芹》诗定稿之尾联云:“故人唯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坰。”他把上新坟以吊故人说成是“上旧坰”,值得人们深思。坰是郊野,郊野本无所谓“新”“旧”,这儿实指坟地。“旧坰”即老坟地,表明雪芹是葬入曹家的老坟。又,敦诚《挽曹雪芹》诗初稿,第一首之颔联云:“肠回故垄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从敦诚亲自写的诗注看来,雪芹在去世之前数月,有丧子之痛。所谓“故垄”表明其子也葬在曹家的老坟地。
敦诚反复使用“旧坰”和“故垄”两词,并非偶然。唯有雪芹父子葬于曹家老坟,方能解释得比较合理。旧时,世家大族,归葬祖茔,相沿成俗。数千里外,还扶榇返里,何况老坟所在并不算远。曹寅遗下的产业多在通州,有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座,他家在京东通州一带有坟地大致可信,坟地和祭田在抄家时并不入官。著名的李氏家族,如雪芹祖母李氏之父,曾做过广东巡抚的李士桢,就葬在通州城西之王瓜园。
《红楼梦》里贾府办丧事,停灵铁槛寺。曹雪芹写道:“这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是有香火地亩布施,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阴阳两宅,俱已预备妥帖,好为送灵人口寄居。”(第十五回)凤姐嫌不方便,带了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据光绪《通州志》卷二《建置》,载有铁牛寺,云:“旧在州张家湾北门外,久废。”又载有水月庵三处,云:“一在州城东北隅,明为州绅杨行中书院,行中孙世扬舍作佛地。崇祯二年,僧仁善建庵,三面阻水,通以木梁,结构清雅,土大夫爱揽其胜。国朝顺治十二年知州师佐颜其堂曰‘小蓬莱’,侍读沈荃作记。康熙十八年地震,殿门尽圮,僧智广、智度、慧吉重建。一在州治南,一在新城南门内。”1941年编《通州志要》载:“水月庵,在潞河公园之前。”看来,曹雪芹对通州及张家湾相当熟悉,把这些寺观庵堂,或稍加变化,或直接借用,写入其《红楼梦》。
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正是一年将尽之时,故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有“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之句。如果归葬老坟,不大可能在大正月里,势必停灵在家或附近佛寺。何时何地殡葬呢?我们先看曹寅和曹颙的例子。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十八日苏州织造李煦在上皇帝的奏折上说:“奴才谨拟曹頫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瞑目,以仰副万岁佛天垂悯之至意。”雪芹的祖父曹寅、伯父曹颙都是葬在祖茔,时间在秋冬之际。我们再看敦诚的挽诗初稿说:“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以宋玉自比而以屈原喻雪芹。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传为宋玉所做的《招魂》,其结语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极目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敦诚之诗似暗示雪芹是葬在潞水之滨。又,“晓风昨日拂铭旌”之句,用一“拂”字,不像是天寒地冻之时,而且又易使人联想到宋代柳永《雨霖铃》词之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张家湾在通州城南,地处潞河下流,又联结北运河,正是南北交通、送往迎来之地,与“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境地相合。现在这里又发现了“曹霑墓石”。雪芹很可能是在辞世次年之秋后,归葬张家湾的曹家老坟了。
如果以上推论不误,敦诚挽诗之初稿当写于癸未年秋天雪芹出殡之次日。出殡那天,他和敦敏并未亲临下葬现场,因为他们家里也有丧事,他有丧子之痛,敦敏有丧女之痛。到了甲申年初,敦诚重新检读挽诗,发现其中第一首出了韵,“旌”“声”“蘅”是八庚韵,而“伶”字却是九青韵,于是重行改写,并两首为一首,用九青韵,保留他颇为得意的“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一联(此联也确是精彩),因此就把此诗之写定年代署为“甲申”了(此处采用周绍良先生说)。我觉得这些并不是凭空猜想,有一定根据,也合乎情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修正自己过去“经年而葬”的说法,雪芹停灵在家或附近佛寺,时间大概只有八九个月。
张家湾发现的“曹霑墓石”是旧刻,字体较一般碑刻大得多,已经风化剥蚀,在强烈光线下还看得清楚。雪芹乃是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做官,坟前未立碑。这块墓石标明了墓主之姓名及卒年,埋于地下,其作用也就略同于墓志了。
从种种迹象看,此墓石并非出于镌刻石碑的专门工匠之手。有些专家提出了怀疑的理由,如石碑用石不合理,字的刻工不合理,事先未书丹,是直按下刀刻的,刀法乱、文法不合理,等等。我以为精粗和真伪并无必然的联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考察。应该充分考虑曹雪芹身后萧条、没有后嗣、新妇飘零、家境贫困,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只能一概从简,不能以常规去要求。敦诚挽诗已透露了此一信息,如“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前句说雪芹才华甚富,留下惊人之作而不幸短命,后句说雪芹旷达好饮而死后薄葬,丧事从简。何况挽诗一开头便说:“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阿谁”即求谁之意。铭旌是以一幅帛制成,标识死者之姓名,出殡时用,其作用在于导引魂魄至新的居所——墓地。曹雪芹死后无人为之书写铭旌,他的新妇肯定经过此事。即便后来找个人凑合写了,那也不能改变世态之炎凉及新妇的辛酸。若充分考虑这种情况,对墓石之毛糙及不合正规,便可以理解了。
试想,在当时,有一位曹雪芹的穷朋友或同情者,对死者素有好感,佩服其人品及才学,为了不使他淹没于世,找来一块条石,刻上曹霑的名字及其卒年,而且把名字刻得大大的,作为墓石埋之地下。作为曹雪芹的新妇,她是不是满怀感激之情呢?她会不会以墓石毛糙和不合规格而拒绝这一份好心呢?这总是件好事,我想她谅必会首肯的吧。
有人说墓石上应刻“曹君讳雪芹”才是,我以为“曹公讳霑”是正确的,因为“霑”是名,“雪芹”是号。如雪芹祖母李氏之父,其墓志铭说:“公讳士桢,号毅可,生于万历己未岁四月二十三日亥时,卒于康熙乙亥岁三月二十二日申时”,而且铭文就题名为《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见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十六,此种例子不胜枚举。有人说雪芹葬入祖坟,碑上不应称“公”。我以为,如是曹家人自己立的,不会称“公”。若是他人(雪芹友人或同情者)所制,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当然可以称“公”的了,这也是一般通例。况且是埋于地下,并非树在墓前。
曹雪芹不会是“祼葬”。两百年间,京东一带经过战乱,如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民,北洋军阀混战,沦陷时期通州曾是伪冀东自治政府所在地。兵荒马乱之际,很不安宁,坟墓屡有被盗者。旧时旗人坟前多不立碑,盗墓者不知墓主是谁,胡乱发掘。即便未发现什么珍宝,也不能空手而去,遗弃死尸,拖出棺木,好者拿去卖,劣者劈作柴烧,这些情形也是有的。墓石的石质不好,又沉,不好拿,自然丢在原处了。曹雪芹的墓可能会遭此劫。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据住过张家湾一带的人讲,那里因靠潞河,土质不好,普通棺木埋在土里,数十年后即荡然无存。他曾见人家有求夫妇合葬者,几十年后挖开墓穴,只见一副白骨,可为佐证。所以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此事亦不足为奇。
幸而这块“曹霑墓石”终于现之于世。它虽简陋,却带着刻石者的好心、穷朋友的一片真诚,向后人提示了曹雪芹墓之所在。曹雪芹“十年辛苦不寻常”所创作的这部伟大作品《红楼梦》,传世以后赢得了中外读者的热爱和尊敬,更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天然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二
一些专家引用敦诚挽诗中的两联:“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矄”(初稿)及“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定稿),来证明曹雪芹死后葬在北京西郊的西山或香山一带,并认为曹雪芹墓在京东张家湾的说法与挽诗大相矛盾。
果真是这样吗?
“西州路”是一个怀念死者的成典,并不代表固定的方向。它出自《晋书》卷七十九的《谢安传》。按《谢安传》云:“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痛哭而去。”
我查检了敦诚的全部现存诗作,把“西州路”和“坟墓”相联系起来的只有两首。一首是《挽曹雪芹》初稿的第二首。还有一首题作《同人往奠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诗云:“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郭下澄渊。青山松柏几诗冢(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秋水乾坤一酒船。残柳败芦凉雨后,渔庄蟹舍夕阳边。东皋钓侣今安在?剩我孤蓑破晚烟。”
此诗首联与诗题相印证,正是所谓“破题”。“才向西州回瘦马”就是指“同人往奠贻谋墓上”这件事,“便从东郭下澄渊”就是指的“便泛舟于东皋”。第三句是对人生发感慨,叹息近三年来诗友相继凋谢。第四句是写眼前现实,我辈同入乘一酒船漂泊于天地之间耳。颔联写舟中所见之景,尾联怀贻谋弟。贻谋名宜孙,是敦敏的从堂弟,两人小时同过家塾,长大成人也常一起游。他墓在何处,是见诸记载的。敦诚有一首诗题为《潞河舟中遇书筠园、李仲青、郭澄泉,缆不能维,一语别去,因寄是诗,并感怀贻谋弟》,在诗题下自注:“弟墓近南岸”,明确说出贻谋之墓是靠近潞河南岸。此处用“西州路”之典,是指北京的东郊而非西郊。既然如此,那么敦诚前往处于潞河下流的张家湾去奠祭雪芹之墓,同样也是可以使用此典的。
敦诚挽曹雪芹诗中用“西州路”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喻义。
羊昙为什么行不由西州路,过西州门而痛哭?谢安原来出镇广陵(今之扬州一带),“雅志未就,遂遇疾笃。……诏遣侍人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他自扬州回到当时的京都金陵,要乘车进入西州门,因为自己志业未成,有很大的失落感。羊昙是他的外甥,知悉此事。
敦诚知道曹雪芹曾在南京的江宁织造署内宅度过一段富贵繁华的生活(《寄怀曹雪芹》诗有敦诚自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在父亲罢官及抄家之后,随家人由金陵取道扬州,经运河而入都。他弃舟登陆的地点就是张家湾,从张家湾到北京是他入京之路。雪芹是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进入北京的。入京之后,历尽世态炎凉,坠入困顿之中,正如敦诚诗中所说,“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虽然“著书黄叶村”,但一部《红楼梦》尚未写成,泪尽而逝。所志未遂,“竟坎坷以终”(敦诚《鹪鹩庵笔麈》)。在某些方面与谢安回京师情况有类似之处。
雪芹是自张家湾入京,其墓又葬在张家湾,敦诚写“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有的专家在“青山”一词上大做文章。
按,敦诚挽诗的定稿不见于《四松堂集》刻本,而只见于《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和《四松堂诗钞》乾隆抄本。前者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后者今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两处皆作“故人唯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坰”,是“青衫”而非“青山”。
敦诚乾隆二十二年(1757)做过松亭关的税官,二十四年(1759)离职回京。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即雪芹去世后四年,才补入宗人府笔帖式。他写挽诗时,没有担任官职,而且“三年下第”,在功名上失意,故以“青衫”自喻。“青衫泪”典出白居易名篇《琵琶行》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用来表示一洒同情之泪,敦诚曾创作过《琵琶行》传奇一折,曹雪芹为之题过诗,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之句,给敦诚印象尤深,记在《鹪鹩庵笔麈》里。所以敦诚在挽诗中用“青衫泪”,有他特殊的意义。敦敏也写诗称赞其弟曲作之动人:“红牙翠管写离愁,商妇琵琶湓浦秋。读罢乐章频怅怅,青衫不独湿江州。”敦诚在诗文中多处用“青衫泪”之典,如和人诗云:“私念平生多少泪,万痕灯下看青衫。”其《留别东轩弟序》亦云:“相顾潸然,不觉青衫之尽湿也。”东轩弟即前文所提到的贻谋。
“青衫”之误作“青山”,由来已久,始于胡适之考证文章。吴恩裕先生过去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八种》,其中所收的《四松堂集外诗辑》亦误。1963年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十种》吴先生已加改正。(卷前说明中说:“承陈毓罴同志代将其中的《四松堂诗钞》根据原抄本校正一过。”)我在1964年所写的《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新证质疑》一文中,也曾指明“青山”为“青衫”之误。
一字之差,虽是小事,可是有人用来证明曹雪芹葬于西山或香山一带,并以此对张家湾有曹霑墓地的看法大加非难,这就不能不郑重其事来重提了。诚然,通州张家湾是看不到“山”的影子的,然而敦诚的挽曹雪芹诗中又何尝有“山”的影子呢?
有人又引用敦诚《同人往奠贻谋墓上,便泛舟于东皋》诗:“才向西州回瘦马,便从东郭下澄渊。青山松柏几诗冢(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秋水乾坤一酒船。……”说这儿的“青山”恰好也正是与“故人唯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垌”相呼应,表明敦诚不久前刚在西郊吊祭了曹雪芹等诗友。这位专家大概忘了此诗编入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敦诚的从堂弟贻谋乃死于是年。诗注中所说的“三年来”是指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775—1777),而曹雪芹早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去世了,前后相隔有十五年之久,怎么能包括在“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之内呢?所以这儿的“青山”也是不能请来为曹雪芹墓地作证的。正如前文所云,“才向西州回瘦马”本是指“往奠贻谋墓上”,“便从东郭下澄渊”乃是指“便泛舟于东皋”,贻谋之墓据敦诚诗注是靠近潞河的南岸。这位专家却强解为吊雪芹于西郊,扭转敦诚和友人们的马头,偏要他们一行往西郊进发,这种解诗方法既不顾诗题所标明,又不顾诗句所写的实际内容,未免过于奇特。
在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775—1777)之间,这三年来敦诚丧失了哪些诗友呢?这又是历历可考的。
一位诗友是龚紫树。据敦诚之《祭龚紫树》文,紫树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间。乾隆四十一年(1776)敦诚有《万柳堂阁上同荇庄饮酒,并感怀紫树》诗,其中有“愁云低暗花宫路,帐凄风有所思(紫树停榇夕照寺)”之句。又乾隆四十二年(1777)敦诚有《过龚紫树柳巷故居有感二首》诗,其中第二首有“寒食何人过野寺(停榇夕照寺),孤魂和雨泣棠梨”之句。
另两位诗友是复斋和兰庄。
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重阳节,敦诚写过一首诗,题为《九日宜闲馆置酒,松溪(恩昭宗兄)、臞仙、懋斋(即子明兄)、贻谋见过,以香山诗“歌笑随情发”,分韵得歌字,兼有感怀》。其中云:“我有同心友,玉立芝兰拖,两年当此日,茅堂剧笑歌,今夜北邙月,凄风动黍禾(谓复斋、兰庄)。”可见复斋及兰庄两人业已去世。
再看敦诚在上一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所写的一首诗,题为《九日宜闲馆置酒,复斋(吉元宗叔)、嵩山、墨翁、朱桐崖、龚荇庄(协)、荩庵(和顺武宗侄)、子明兄、贻谋、桂圃(宜兴从堂弟)两弟,暨余共九人,即次荇庄韵八首》从诗题上可以看出是时复斋尚健在,参加了此次重阳宴会。此诗之第四首云:“客里悲秋病易侵,登台谁复问黄金。纤腰一束东阳骨,黄叶雨窗对酒心(兰庄时卧病)。”可见此年重阳节兰庄已患病。则复斋与兰庄两人在乾隆四十年(1775)重阳节后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阳节前相继去世,是毫无可疑的了。
三年之中,敦诚诗友之中有龚紫树、复斋(吉元宗叔)、兰庄三位故世。这就是所谓“青山松柏几诗冢(三年来诗友数人相继而殁)”句之实际所指,其中哪有曹雪芹的影子呢?
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之结语云:“多情若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藏修”一语,出自《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藏修地”是指曹雪芹读书和写作的地方,指他居处的环境,当然也就是写作《红楼梦》的环境。“藏修地”的意思并非葬身之地。它和“葬尸地”“埋骨处”不能画上等号。
有的专家还引敦敏《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一诗,认为其所吊对象非雪芹莫属,并以此证明曹雪芹葬在香山一带。
经我查检,这首诗见于《熙朝雅颂集》。此书专收旗人之诗,为八旗通志馆总裁铁保奉皇帝之命纂辑,于嘉庆九年(1804)编成。敦敏诗选编入首集卷二十六,共三十五首,有三十一题。《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是其中第二十题。诗的全文是:“秋色招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野水渔航闲弄笛,竹篱茅舍坐开樽。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
紧接其后的第二首,即第二十二题,便是《赠曹雪芹》,即敦敏与其弟去西郊访曹之作,也见于《懋斋诗钞》,题作《赠芹圃》,文字稍有小异。如果《西郊同人旅眺兼有所吊》真是吊雪芹,以常情而论,只会放在《赠曹雪芹》一诗之后,而不会在其前,且相邻如此之近。第二十八题还有一首《访曹雪芹不值》诗。《熙朝雅颂集》所收敦敏诗未编年,有错简的情况,但不应错到如此地步,以致造成先吊后访的咄咄怪事。
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敦敏此诗兼有所吊的对象到底是谁?
曹雪芹是敦敏、敦诚熟悉的朋友。敦敏若是凭吊雪芹,大可直书其名号,而那首在潞河岸边酒楼上所写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就是明证。他为什么要偏事隐讳呢?这“兼有所吊”之对象定是和西郊游眺之“同人”(即和他一起喝酒的朋友们)没有干系的,而且若写在题目里面有些不大合适。
“黄叶村”一词出自苏东坡《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此词富有诗意,常被人们用来形容及代指秋日的村庄。敦诚写过“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指雪芹住在西郊写书之事。然而这“黄叶村”并非雪芹所居村庄之特定专名。敦敏诗中的“黄叶村”只是用来写秋日之景。一见到“黄叶村”三字,就以为定指雪芹,乃是一种误会。
此诗前三联写西郊同人游眺之情景,末联才写到“兼有所吊”。诗中的“小园”是敦敏指他自己的家,从“忍泪”“重回首”等词可以看出所吊乃是作者亲近的人、共同生活过的人,更可能是其家人。
经我查考,此人乃是敦敏死去的小女儿。
《懋斋诗钞》有《哭小女四首》,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这四首诗如下:
一念旋教泪欲垂,那堪深思倍神驰。
灯前空屋重回首,最是黄昏钟静时。
膝前欢笑恰三年,钟爱非关少女怜。
忆汝临危犹眷眷,连呼阿父泪潸然。
小胆依人姊妹行,时惊鸡犬一彷徨。
如何衰草寒烟里,一例孤坟傍白杨。
汝弟才亡未七日,汝姑先去只三朝。
夜台相见须相护,莫似生前太恃娇。
我们看,“灯前空屋重回首,最是黄昏钟静时”与“小园忍泪重回首”何其相似!可以说是一回事。前者更具体,后者较概括。“灯前空屋”与“小园”不就是敦敏所居的槐园和水南庄别墅吗?又,“如何衰草寒烟里,一例孤坟傍白杨”与“斜日荒烟冷墓门”更是写的同一景,同样的悲哀。
乾隆二十八年(1763),敦敏、敦诚家中好几个小儿相继去世,包括敦敏的小女、敦诚的小儿子、敦奇的小儿子、敦敏和敦诚的妹妹。《四松堂集》卷四载有敦诚的《哭妹、侄、侄女文》。其中写道,“侄女(按,即敦敏之女)生而颖异,眉目秀朗,吾兄钟爱过于阿默。尝语余曰:‘俟他日长成,汝教之诗,谢庭凤絮何不可飞于我家与!’相与抚弄成笑。”这里明确写出敦敏最疼爱他的小女儿。敦诚文又云:“今将汝三人之棺,瘗于一处,不违汝等偕嬉之愿。汝等亦不必频来入梦,以伤我大人及我兄我弟之心。他日西郊过汝三人之小丘,衰草寒烟,一痛而已,不复更为堕泪也。”也明确点出三人葬在一处,地点在西郊。敦敏和友人在西郊游眺,他所凭吊的“斜日荒烟冷墓门”正是其女之墓。因自己的三岁小女尚未成年,与友人并非同辈,敦敏不便在友人面前为之号啕大哭,故说“忍泪”。诗题若作《西郊同人游眺兼吊小女》,就显得不伦不类,故作“兼有所吊”,不便明白写出。
通过以上分析,我想可以证明敦敏所吊的并非雪芹,而是自己的小女,因此不能以此诗来证明雪芹葬在西郊而不在东郊。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里所写的一副太虚幻境的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是曹雪芹观察过多少世事,经历了多少辛酸,所悟出的哲理。后人当三复斯言。
1992年10月写成于京华之清风堂
(原载《92年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