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请命前黄宗汉的心路历程

实事求是地说，一直到“文革”开始以前，黄宗汉的人生道路都是比较顺利的。虽说3岁丧父，家里日子比较清苦，不过上学没有中断。17岁（1948年）就在通县的潞河中学加入了地下党，隶属于由建国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领导的华北局城工部。当时，他的直接上级就是后来当过北京市经委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的王大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工作，反右前在中共宣武区委宣传部当干事和副部长。虽说1957年反右时说了几句心里话，被认为有冒犯领袖之嫌，差点打成“右派”，但是因为华北局城工部的骨干几乎遍布北京市的各条战线且都身居要职，在他们的保护关照下，黄宗汉只是受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保了下来。不但保下来了，还调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在干部一处管干部，职务据他自己调侃说，是“市委大干事”，虽说没有处长的正式任命，可是当处长用。他回忆，当时组织部上上下下基本就是当年地下学委的翻版。因此，他在这样一个“都是自己人”的环境中工作，那才叫如鱼得水。若没有文化大革命，他非常可能“是个青云直上的局面”。

只是好景不常，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彭真、刘仁都被打倒，像黄宗汉这样在被毛泽东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黑市委”组织部中工作的人自然难逃厄运，“被当作黑帮骨干分子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下放到北京密云的一个名叫“番字牌”的山沟里劳动。这是“北京最穷的一个地方”，干的是“抬大石头垒坝阶筑梯田这种重体力劳动”，“回趟家，要走56里地，蹚24道河才能到公共汽车站，然后坐着汽车到密云县城，再坐火车到家，早上五点起程，到北京已经天黑了”。当时他认为“这回没跑了”，因为以彭真为首的黑市委相当于苏联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当时有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公安局干部“把老婆就带去了，四时衣服都准备了”,“待遇几乎与反革命差不多，我就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反革命分子）放在一个生产队里”。身为从组织部门出来的干部，黄宗汉当然知道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干部若被打倒家人还要受到株连，这可以说是黄宗汉心中最为纠结的一点。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生病住院，出院之后去他大哥那里进门就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谈任何政治、哲学，任何都不谈。我只给国家挣钱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那时心境之黯淡。

但是，黄宗汉毕竟是名门之后。浙江瑞安黄家其父亲这一脉在晚清三代均出过翰林，他父亲虽然生得晚，但也是留过洋的，归国后还考上了洋翰林，是北京第一任电话局工程师。虽然他大哥黄宗江在回忆父亲的文中说道，“父亲从未命我读任何一本书”，并且父亲去世时黄宗汉年尚幼小，但是家学的熏陶是潜移默化的。黄宗汉的聪明好学、领悟力强既源自父母的传承，也得自后天生活环境中其兄姐的影响。黄宗汉的祖父和曾祖都是翰林中有名的“清流”，也传下了晚清清流洁身自好的清廉家风（黄宗汉自己也说“家风得做清官”）。这样的家庭对黄宗汉的最大影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与大丈夫生当建功立业、为民造福的宏伟志向。前者使他在1948年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后者则让他给自己树立了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得出类拔萃的高标准。骨子里，黄宗汉就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敢想敢干，所以他到哪里，都会将自己手里的工作做得轰轰烈烈。

“文革”前在北京市委组织部，那时“刘少奇同志强调，要专家治厂”，北京市决定提拔一批科技专家来担任企业的领导，“我一共推荐了56个技术干部做工业口的技术副局长和千人以上大厂的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后来给郑天翔一报，郑天翔非常满意，就全批了，而且表扬我们组织部”。“可是这56个里头后来在‘文革’中一做阶级分析，55个都有问题……而且我还有个尖端的，我后来考察了科学仪器厂，了解到科学仪器厂的一位工程师是北航毕业的，他后来研究气体光通信，最后试验的结果是成功了的。那时候美国在气体光通信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通讯距离12公里，苏联的成果是8公里，他是10公里。后来我跟我的主管处长（说），我找的这一帮子工程师，数这个棒，可他就是‘右派’。我研究了他是怎么当上‘右派’的，他就是因为一句话。他们北航的专家宿舍不让咱们中国学生进，他就发了一句牢骚，‘这不就跟那个上海公园似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嘛’。反右时候揭出来了，就打成‘右派’了。后来我就写一个书面报告，第一他的科研成果是什么，第二他怎么就成了‘右派’了。我说，这句话也许讲得不甚妥当，但也不至于把他打成‘右派’。另外现在中苏关系都破裂了，这个事还去追究他干嘛呢，选拔人才是最重要的事，应该把他提拔到科学仪器厂当总工程师。这一看我们处长吓了一跳——我们处长，很好的一个人，后来当组织部副部长，他玻璃板底下压着一个条，‘万事不为天下先’。他说小黄，这事不能冒险吧，你的想法我能理解，这事怎么运作啊。他就搁在柜子里了。后来这些被翻腾出来，我就成了‘文革’里头旧市委黑帮骨干分子一个尖端人物了。”

可以看出，黄宗汉虽然一直在党委机关工作，但他脑子里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不多。就考察一个干部的好坏来说，他先看的是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做事。在“文革”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来说，像他这样的人算是一个异类。不过这个想法又和邓小平著名的“猫论”十分合拍，所以他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改革的先驱也就不奇怪了。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黄宗汉也是一个在政治斗争中不太讲策略、不太懂自我保护的人，这也酿成了他在“东电”的改革中最后悲壮出局。

由这段心路历程可知，黄宗汉去东风电视机厂当厂长，也有经历了“文革”之后既想远离政治旋涡、又想建功立业的内心活动的影响。因此，虽然黄宗汉在被“解放”回城后在北京市电子仪表行业的二级公司里做过政工组长、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但当1979年来临，中共北京市委给他落实干部政策时，他放弃了调回市委组织部的机会。“仪表局党组书记王甦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我提出要留下得让我到基层当回厂长，过一把直接指挥生产的瘾”，这样，他毛遂自荐，进了东风电视机厂。他的心愿是当“中国电视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