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央层面改革的原动力

笔者一直有个想法：邓小平在1977年再次出山后决意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与他在江西三年多的下放劳动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正是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的劳动生活以及复出之前在江西的参观访问，给了他以一个特殊的“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接触和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的日常生活，知道了老百姓在想什么，也对当时国家的形势和政策方针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关于这一点，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曾以稍带隐晦的笔触，做出这样的记述：

“文革”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文革”到此六年多了，诸多风云，诸多不测，世间的人和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是好是坏，一目了然。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

可以想见的是，邓小平在离开江西的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中国不能再沿着“文革”以来的方向与道路走下去，只要他再回到中央领导的岗位上，就一定要做出改变。而1975年他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对党、政、军事务与经济做出的大刀阔斧的整顿，就是一个充满了勇气的尝试。

因此，1978年后席卷中国大地的改革，绝对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在“文革”这样的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将产生历史性影响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已经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内外一批有识之士之中酝酿。

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吴明瑜也曾谈过这一段历史：

“邓小平1974年出来工作，到1975年决定他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就开始整顿，整顿叫得好听，本质上是纠正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为他把整个经济搞成濒临崩溃的边缘。小平同志一出来整顿的时候就首先抓了铁路，交通要恢复，让万里出来当了铁道部长，整顿铁路。……万里去了以后秉承了邓小平同志的意图，把最主要的铁路，京汉铁路造反派的头头抓起来了，一下子铁路面貌全改变了，很快就变成准点行驶了。铁路之后，小平同志又让张爱萍整顿国防科工委的工作，现在大家叫‘两弹一星’叫得很响，当时已经搞得一片混乱了。两大派打架，九一五、九一六，打得一塌糊涂……整顿国防科委决定派胡耀邦同志、李昌同志、王光伟同志三个人到中国科学院，那就是1975年7月份到中国科学院来。”“胡耀邦来了以后就搞了一个‘汇报提纲’，给中央请示中国科技工作怎么搞。‘汇报提纲’写政策问题，就讲到怎么对待外国的技术。……胡耀邦同志的‘汇报提纲’提到，我们应该实行鲁迅的‘拿来主义’，要把人家各国的先进技术拿过来为我所用，即使我们将来进步了还是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所以这边胡耀邦来了以后提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不然怎么搞？跟人家差距太大了，不是十年二十年的差距啊。”

吴明瑜还提起，他们当时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来为“拿来主义”辩护：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数学里面的二项式，（a+b）2=a2+2ab+b2，还有它的展开式，代数里面很简单，马克思讲这个二项式定理是多少代数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今天一个中学生只要花两个小时就学会了。就是说你掌握前人的东西，在前人的基础上是很容易的。你技术都自己开发，从头自己做起，这是愚蠢的做法。所以怎么对待引进技术，不仅是个政治问题，也是个常识性问题。”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缩短我们的科学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现在来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当时这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所以那时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即依靠国内的技术力量与生产条件来研发国家需要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无疑，这在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它却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吴明瑜说当时“四人帮”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反对和国际合作，反对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又搞了一个批判“洋奴哲学”，抓住一些小事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江青借了一个‘蜗牛事件’，外国人送来的礼品，电子部门跟海外合作，人家送了一个礼品，一个水晶蜗牛，江青说蜗牛是讽刺你中国是爬行，这就不得了了。”

到了1975年批邓时，“这个‘四人帮’，批判‘三株大毒草’，其实所谓‘三株大毒草’只有一个是成形的文件，叫《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就是胡耀邦搞的提纲”。这是“针锋相对的，非常尖锐”，“江青就是乱搞，整个搞乱了”，所以“极左思潮当时很猖狂”。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1974-1975年邓小平再次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他所推行的整顿阻力有多大。而一旦这种极左思想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时候，无疑就会阻碍1970年代末、1980年代开始起步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当然，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需要从中央到基层无数的干部和群众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领导干部的作用是关键性的。我们也曾访问过曾被《光明日报》称为“明白人”的81岁的王大明，他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担任过北京市经委主任。他是这样叙述他为何积极参与和推进改革的：

“从我思想来讲，比较重要的是1979年的时候，我出了一趟国，化工部组织我们到英国、法国去考察化学工业，那一次给我的思想冲击相当大。我看见人家那工业管理、生产太先进了，咱没见过。咱们当时的化学工业就那种硬塑料，做得还不怎么样，像这种咱不会做，咱们很喜欢这种软塑料。非常喜欢，但做不出来。结果英国、法国满地都是，人家垃圾里都扔着。我们都想去捡那垃圾，不好意思，这中国代表团去捡垃圾，想拿回去当样品。……当时我在伦敦、巴黎郊区都看见很多各式各样的房子，还带车库。我一直以为是资本家的小别墅，后来我找大使馆，问这堆小房子都是干嘛的？他说这是工人区，工人业余时间自己找几个伙伴，买点料，找块地方盖这么一个房子，各式各样的，不像咱们这都一个平板，都是普通工人区，这给我的刺激特别大。因为咱们现在，折腾到现在，咱们北京市还有当时的破房子。”所以“后来耀邦那个时期抓改革开放我就觉得特别地顺，觉得特别对，这个和没有去的（人）还是有点不同，（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想想“文革”时候的闭关锁国（那时大多数国人在媒体宣传的影响下还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像王大明这样的领导干部走出国门去实地感受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有多么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考察对王大明这样的有思想的领导干部的最大震撼是，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这就回到了邓小平的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当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要学会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提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式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并强调“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邓小平以及以他为首的党内一批有识之士在“文革”中以及“文革”结束后的思考和实践的必然结果。他的话语是对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底下的“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与“低效率”的彻底摒弃。显然，这是一个昭告新时代来临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