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吾妻重二
本书《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对于长年研究朱子学及其历史的我来说是件分外欣喜的事。借此机会，想谈一下几点感想。
朱子学原本就囊括比一般常识更广阔的领域。很多人一听到朱子学或朱熹的思想，可能第一印象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朱子学的广度不是所谓的哲学范畴就能涵盖的。
在此可以想起的是，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将西学介绍给中国之时，将“Philosophia”翻译成“格物穷理”之学。
当然，这里的“Philosophia”与今天所说的“哲学”比起来，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学科领域，它由逻辑学（logica）、物理学（自然学physica）、形而上学抑或本体论（metaphysica）、数学（mathematica）及伦理学（ethica）五门学科组成（艾儒略《西学凡》）。将其翻译成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一词，确实是恰当的翻译。在那个时候，恐怕很难找到一个比这个词更好的汉译词。因为除了逻辑学以外，这几门学科都为朱子学的体系所具备。十分明确，西方中近世的“Philosophia”与朱子学都是重视“理智”的综合性学问体系 ，不用说，“Philosophia”原是爱“知”的意思，与“格物致知”意思有所沟通。
但是，如果按照以上的学科分类来说，则迄今为止，朱子学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本体论或伦理学的领域，也就是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哲学层面的分析。当然，朱熹的学问具备了在他之前中国思想所没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因此无疑应该重视哲学方面的研究，但是仅此并不足以充分理解朱子学，也是事实。除此以外，政治、教育、历史、文学、礼乐等也是朱子学的重要方面。
用一句话说，朱子学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进而言之，也无妨称其自身拥有着一个文化体系所具有的广度。因而，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史中，还要在教育史、礼仪史乃至于文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理解朱子学。
本书从这一立场出发，注重哲学之外，更加留意把握作为伟大学术、文化的朱子学。并且，朱子学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此笔者始终注重对历史事实的考量。本书立于这样的视野下重新探讨了朱子学，希冀超越以往的框架结构与解释，以“新”研究命题也是借由这个理由。
本书的底本是笔者用日语写作的《朱子学の新研究》，这个日文版是我将博士论文编辑成书的版本，2004年由东京创文社出版发行。在此之后，因我又发表了与朱子学相关的论文，所以本书决定将其中数篇收入的同时，也删减了日文版中非朱子学的论文，使论题达成统一。
本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分别登载了关于周惇颐、朱熹及朱熹以后的17篇论文。
现将其原始出处，罗列如下。
上篇 《太极图》与周惇颐研究
周惇颐について──人脉·政治·思想
《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4号，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2009年
太极图の形成──儒佛道三教をめぐる再检讨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6集，1994年
周惇颐〈太极图·图说〉の浸透と变容──特に道教·佛教をめぐって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4卷1—4合并号，1995年
中篇 朱熹的思想
概念
道学の圣人概念──その历史的位相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50卷第2号，2000年
理の思想について──朱子学と魏晋玄学の异同
《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创立50周年记念论文集》，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
朱熹の鬼神论と气の论理
《中国思想における身体·自然·信仰──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记念论集》，东方书店，2004年
易学理论与宇宙认识
朱子の象数易思想とその意义
《フィロソフィア》第68号，1980年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について
《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
学问修养论
重层的な知──朱熹穷理论の位相
《宋代の知识人》，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第4集，汲古书院，1993年
格物穷理のゆくえ──朱熹以后における二つの方向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52卷第1号，2002年
居敬前史
《日本中国学会创立五十年记念论文集》，汲古书院，1998年
静坐考──道学の自己修养をめぐって
《村山吉广教授古稀记念中国古典学论集》，汲古书院，2000年
政治实践及其思想
朱熹の政治思想
关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学科编《文化事象としての中国》所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2年
朱熹の中央权力批判──王淮·留正·赵汝愚および庆元党禁をめぐって
《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25号，2004年
下篇 朱熹以后──附论
性理大全の成立と朱子成书
《名古屋大学中国哲学论集》第5号，2006年
江户初期における学塾の发展と中国·朝鲜──藤原惺窝、姜沆、松永尺五、堀杏庵、林罗山、林鵞峰らをめぐって
《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第2号，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2009年
アメリカの宋代思想研究──最近の状况
《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5卷第1号，1996年
话说回来，我1978年，以一篇关于朱熹的毕业论文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至今仍然无法忘怀的是，答辩时，指导教授楠山春树先生说的“朱熹的研究会成为一生的课题吧”这样意思的话。那时的我，因对朱子学持有一种“明白了”的心情，对楠山先生的这句话并没能完全领会。但是，随着升入研究生院，逐步展开研究，我才终于意识到本科毕业论文的内容是多么肤浅，当时自以为理解了无非是因为年轻气盛。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被朱子学所持的魅力深深吸引，并激发了我决定继续研究下去的热情。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想补充的是，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专业的优良学风。那就是，若要论述中国思想，不仅要研究儒教，也必须做有关道教与佛教的研究。何止《十三经注疏》，《道藏》和《大藏经》也是必读书物。本书能够论述道教与佛教，回想起来，是因为继承了这一学风的缘故吧。另外，本书上篇中所收的论文《太极图的形成》获得了1995年度的日本中国学会奖，我认为这也可能是广泛学习儒道佛三教的成果。
当然，在这里没能展开探讨的东西还有很多。如开头所讲的那样，朱子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问还有未被充分研究的领域，而且，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价值观的移入，朱子学的本来面貌普遍遭到歪曲。我们现在，无论是有意识抑或是无意识，都基本是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生活的，尽力排除这种价值观所产生的偏见及成见而看清儒教与朱子学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如若不能，朱子学或儒教对于近现代社会而言，最终也只能陷入一个作为负资产的死胡同，又或者沦为一个称不起历史研究的东西。我认为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历来关于朱子学核心部分的误解，关于这一点，我希望能够超越“近代（西洋）─反近代（儒教）”这种单一的价值对立框架，在更广的视角下来探明各种事实。并且这种努力，进而言之，应该可以促进东亚世界的文化模式。
朱子学是一个拥有巨大规模的学术思想，并且对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全貌并未完全究明，今后当然仍有必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
截至本书整理、总结之前，我在学问上蒙受了诸多老师的恩情。在早稻田大学，得到楠山先生等诸位恩师的启蒙，在1981到1983年的两年间，留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通过冯友兰、张岱年、邓艾民、楼宇烈等几位先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厚重。与Hoyt Tillman（田浩）教授相遇也是在北京的留学时代。在1995年，逗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余英时教授的指导下进修一年，也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
此次出版，多位朋友帮忙承担了编辑、翻译工作。以厦门大学的朱人求教授为首，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复旦大学的吴震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王鑫、武汉大学的陈晓杰、中山大学的傅锡洪、北京语言大学的胡珍子等老师都给予了我大力支持与帮助。又，北京大学留学时代开始结交的友人──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特为本系列整体撰文作序。在此衷心表示我的诚挚谢意。
2016年12月25日 于关西大学 以文馆
附记：
凡例添加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把周敦颐记作周惇颐。他本名为“惇实”，后因避北宋英宗的初名“宗实”而改名为“惇颐”；到了南宋时候，人们为了避南宋光宗的讳“惇”而改称他为“敦颐”，而此事与他本人无关。所以记作周惇颐是正确的。
有关资料见蒲孟宗《周惇颐墓碣铭》（南宋刊本《元公周先生濂渓集》卷八、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8册）和张惟骧《历代讳字谱》卷上的“敦”条。
第二，关于引用书的版本及书名。版本如非特殊情况皆用通行本，只在使用特殊版本时有标明。关于书名，文中多使用略称，如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朱文公文集》或《文集》等，这种略称均有考虑前后行文，不影响阅读。又如称《朱子语类大全》为《朱子语类》或《语类》，其他的书名略称也均如此。
再者，道藏使用了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正统道藏缩印本。文中的道藏册数以该版本为标准。《大正新修大藏经》及《大日本校订续藏经》分别略记为《大正藏》和《续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