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洛蜀党议

王安石的新法结束以后，旧法党的领袖司马光一死去，“新法党”与“旧法党”的对立就转换成为旧法党内部的激烈抗争。在这个斗争中极为激烈的是以程颐为中心，朱光庭、贾易等为辅的洛党，与以苏轼为中心，吕陶、孔文仲等为辅的蜀党之间的对立，这就是所谓的“洛蜀党议”。这场政治斗争是在周惇颐死后发生的，但是，结果却影响到程颐对周惇颐的评价。因为，在周惇颐的亲友中有不少是攻击程颐等洛党的人。不知何故，在程颐的语录及著作中完全没有程颐自身讲述“洛蜀党议”的资料，这表明在有关程颐的资料编辑方面有某种偏差。尽管如此，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事实关系。

这场政治斗争始于元祐元年（1086）三月，出身布衣的程颐被提拔为崇政殿说书，九月，苏轼成为翰林学士，不久就兼任侍读，两个人同时成为皇帝的经筵官，他们的对立也就表面化了。关于洛蜀党议至今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75，这里省略具体的过程，只说明其中的关键内容。76附带说明一下，程颢则在前一年的元丰八年（1085）死去，所以与这场政治斗争没有关系。

首先，元祐元年九月一日，正当司马光逝世的那一天，有明堂大礼。从明堂回来后，程颐对准备前往吊唁司马光的人们，以《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根据阻止去吊唁。因为程颐认为，明堂大礼是“吉礼”，吊唁是“凶礼”，两者是不应该在同一天内举行的。不料，突然有一个人反论说：孔子说了“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歌则不哭”，所以吊唁并不违反礼，苏轼对此很赞同，又嘲笑说“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程颐由此受到众人的嘲笑。77原来，苏轼素来厌恶程颐，曾说过“素疾程颐之奸，形于颜色”78。

这场纠纷成为后来两人发生争执的伏笔。同年十二月，程颐的门人右司谏贾易与左正言朱光庭谴责苏轼说，在苏轼出题的馆职考试问题上有诽谤仁宗与神宗的表现。对此，殿中侍御史的吕陶反驳说：

程颐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颐，所以光庭为程颐报怨而屡攻苏轼。79

意思是说，朱光庭为了一雪程颐在司马光葬礼时所蒙受之耻辱，而刁难、攻击苏轼。此后，洛党与蜀党不管是在公或私上，都开始反复互相攻击。

结果，元祐二年（1087）八月，程颐被罢免崇政殿说书，被降职到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上奏要求罢免的是谏议大夫孔文仲，其弹劾文有云：

颐人品纤污，天资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行。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80

这简直是痛骂，孔文仲从正面完全否认了程颐的人格与行为。程颐被罢免后，洛蜀之争仍持续不已。在同年十月，洛党方面诽谤当时作为中书舍人而掌握政权中枢的苏辙说“苏辙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害正”。对此，蜀党一方立即回应道：

易惟谄事程颐，默受教戒。颐指气使，若驱家奴。颐于人物小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81

意思是，贾易像奴仆一样遵从程颐的指示，因阿谀奉承与欺骗而导致政局恶化。

接着，同年十一月孔文仲去世，关于其中的原因，有这样的传说：

文仲本以伉直称，然惷不晓事，数为浮薄辈所使，以害善良。……文仲晚乃自悟为小人所绐，感愤呕血而卒。82

也就是说，孔文仲是受小人（苏轼）教唆而去诽谤程颐，后来对此很懊悔，以至于郁闷而死。程颐此后仍常受批评，最终未能再回到中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洛蜀党议之间诽谤中伤的程度非常激烈，但这里应注意的是，激烈攻击程颐的人有孔文仲、吕陶。他们都是周惇颐的亲密朋友，而他们的领袖苏轼也通过诗文的交往而与周惇颐有着间接的关系。

另须指出，前面提到的《故周茂叔先生濂溪》是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在任知杭州时期写的。苏轼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逃出来，转任杭州，当时，周寿作为两浙转运判官住在杭州，苏轼应周寿之请而撰写此诗。在政治斗争正处于极为炽热之际，蜀党首领苏轼却写下了赞美周惇颐的诗。

如此看来，大致可以认为，洛蜀党议发生以后，程颐对周惇颐基本上不可能抱有好意。因为程颐平常通过第三者与周惇颐保持关系，他一定知道周惇颐以及其子周寿、周焘就是吕陶、孔文仲、苏轼等人的朋友。可是，现在这些与周惇颐有紧密联系的人却嘲笑和痛骂程颐的人格与学问，结果程颐被从中央政府赶了出来。因此，程颐对于与蜀党有亲密关系的周惇颐产生不好的感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关系是程颐对周惇颐的态度渐趋冷淡的唯一理由，但它至少是一个很明显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