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所涉及的几个方面
根据李宇明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的阐释，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应该包括语言使用能力、语言技术能力和语言生活管理能力等的建设，具体来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的选择
国家通用语言是在统一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内行使整体化巩固功能的语言，是国家主权在语言上的象征，是民族意志的彰显，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象征意义。官方语言是国家管理、法律文书、法庭诉讼和主要媒体所使用的语言，是保障国家政令通行、社会运转的重要媒介。单一民族国家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多数是一致的，比如韩国、日本。多民族国家的官方语言经常会不止一种，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有被外族统治历史的国家，为了尊重外族语已经成为通用语的语言实际，官方语言一般是一种民族语言再加上这个外族语。比如菲律宾，国语是他加禄语，它曾为美国殖民地，所以现在他加禄语和英语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其二，也有少数国家坚持选择自己民族语言为唯一官方语言，如爱沙尼亚独立之后的语言法宣布爱沙尼亚语为国语。在多民族、多语种国家，为缓解民族矛盾，在通用大语种之外，同时规定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也为官方语言，如新西兰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毛利语。因此在有些国家，官方语言语种因此会变得很庞大。比如南非《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有11种。也有少数国家没有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本国的官方语言，但在语言实际使用中，有公认的官方语言。如美国，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英语为国语或官方语言，但英语的权威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在我国，汉语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国家通用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正由于国家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是国家意志、国家主权的象征，对其的选择问题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如处理不当，便会引起社会冲突，如20世纪50年代的斯里兰卡、60年代的印度、90年代的吉尔吉斯斯坦等。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如摩尔多瓦。摩尔多瓦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独立，现为独联体成员国。1989年该国通过语言法，规定摩尔多瓦语为国语。此举遭到了俄罗斯族为首的非主体民族的反对，他们成立协会，要求政府承认摩尔多瓦语和俄语为国语，但此提议未获政府支持。1990年8月，南部的加告兹人宣布独立，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摩尔多瓦语、俄语、加告兹语为国语。同年10月，东部操俄语居民宣布独立，成立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并以法律形式规定摩尔多瓦语、俄语和乌克兰语同为国语。摩尔多瓦政府曾试图用武力消灭这两个分立出来的共和国，但是没有成功。现在南部加告兹人居住区为独立自治区，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也取得了事实上独立。
（二）科学对待各民族语言和方言
从世界范围看，语言与民族的对应关系有三种，即：一族一语、一族多语、多族一语。在多民族国家，非主体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常常会成为规模大小不一的小语种。由于使用人口偏少、通行范围有限、社会地位不高等原因，这些小语种也是极易萎缩、消亡的语言。同一语种在不同地区多少都会存在方言差异。跟语言与民族的关系相似，方言对方言区的人也是难以舍弃的精神家园。由于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通行范围有限，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很多方言也有消亡危险。在一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中，语言或方言多元化是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个人语言权利的重要方面。
在20世纪以前，多数国家对方言和小语种的态度要么是不管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要么就是歧视，予以强制同化。比如法国，几个世纪以来，主流社会反方言的主张一直很有市场，为维护法语的“规则、纯洁、和谐”，全国上下曾发起一场旷日持久、轰轰烈烈的消灭方言运动。进入20世纪，小语种和方言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促使各国政府不得不认真反省，调整对待小语种和方言的政策。比如吉尔吉斯斯坦。
到了21世纪，文化多样性逐渐成为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小语种和方言的保护，视之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给予少数民族语言以明确法律地位、研制文字、在学校开设教学课程、扩大社会使用范围、建立语言资料库等，在方言区提倡使用方言、允许学校有些科目用方言进行教学、保护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加强方言调查和建立方言资料库等。一些国家甚至把小语种和方言保护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结合到一起。在这方面，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其境内55个少数民族共有民族语言130多种。中国占全国95%以上的人口使用汉语，其中，长江以北和西南各省份广大地区主要说官话方言，长江以南主要说南方方言。另外，在山西和内蒙古、陕西的部分地区还分布着跟官话方言有一定区别的晋方言。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中国境内的语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语言的变化中既有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结构方面的变化，又有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有的语言在现代化建设中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使用功能有所加强，但也有一些语言，其功能有所衰退，甚至出现濒危的趋势。根据“一个民族中80%以上的人已转用了第二语言即为濒危语言”的原则（戴庆厦、邓佑玲，2001），目前，土家族（92.95%人口使用汉语）、畲族（99.74%）、仡佬族（87.64%）、赫哲族（85.22%）、满族（99.99%）的民族语言都已濒危，几近消亡。汉语方言也有类似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方言复杂丰富的落后地区人口外流现象严重，一些土话正在迅速变化，当地年轻一代方言已经说得不地道或者不再说了，如湘南、桂东、粤北等地的土话。因此，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任务非常艰巨。
（三）国家通用语言的国际传播
传播本国通用语言既能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又能在其他地区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各国都很重视推广和传播本国语言，甚至不惜以军事和经济手段，有学者把西方各国传播语言的途径归纳为两种，即：强制推广和软性传播。随着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欧洲列强的殖民时代也随之到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先后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世界语言传播也迎来第一个高峰，拉开了语言强制推广的序幕。二战之后，国际语言传播进入软性传播时期。相较第一个时期，语言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较多采用软性的、其他国家易于接受的方式，比如文化交流、教学援助等。但手段的软化，并没有降低国际语言传播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激烈程度。立志在全世界推广本国通用语的国家通常把语言传播纳入国家发展大战略，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主要做法有：成立官方领导组织、建立专门的机构；在加大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引入民间基金；积极向其他国家派遣教师，为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学习和辅导教材，把语言考试与留学资格和奖学金捆绑；积极运作和提高本国语言在国际或地区性组织中的作用。通过多年角逐，国际语言传播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英语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并开始侵入原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世袭领地；国际主流语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各地语言冲突事件增多。在世界语言传播史中，西班牙语、法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中国把语言传播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开始于21世纪初。2004年，国务院提出了“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家语言文化发展战略；2006年，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等11部委签发的《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17号文件，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师资、教材建设为重点，网络资源建设为基础，市场运作为突破口等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大力推动海外孔子学院建设工作，努力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之后，孔子学院建设工作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带动了海外汉语学习的热潮。
（四）国家外语战略和政策的制定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许多国家纷纷从本国安全战略角度来审视外语教育，将语种分布、外语教育规模、外语人才培养等放在维护本国安全及其海外利益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受“9·11事件”的影响，美国把语言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公民学习各种外语热情的空前高涨，中国逐渐成为外语学习的大国。但我国外语教育存在诸多不足：学习语种少，据估计，我国可利用外语种类不到美国语种能力的1/5，不及世界语言总数的1/50；语种人才分布也非常不合理，在大约3亿外语学习者中，绝大多数是学习英语的；语种人才不足，尤其缺乏与我国有睦邻关系、经贸合作关系的亚洲、非洲、南美等地区的语种人才（李宇明，2012）。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的外语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
（五）语言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
受世界经济一体化冲击，美国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预言，21世纪结束时，世界上95%的语言将消亡，语言消失即意味着以它为载体的文化遗产将永远消失。为促进世界语言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制定出台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1989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文化多样性公约》（2005年）等。
由于语言文化遗产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所以保护语言文化遗产必须要以保护语言为前提。目前通行的做法有三种：一种是存活式保护，即尽量让某种语言及其语言遗产在社群口头使用、保持、传承；二是记录式保护，特别是对于濒危语言和语言遗产，尽可能完善地记录、保存；三是开发式保护，让文化遗产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另外，积极倡导双语制或多语制，尽力营造文化多元社会氛围，鼓励不同语言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对语言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也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为了维护多样性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始重视语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多元文化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也不再强调美国化。社会不仅欢迎各种文化、各种语言，而且有意识地保留这种多样性，并以此为基础吸引新的文化。以纽约为例。纽约现有人口约1800万，来自120个国家，其中30%是拉美裔，26%是非洲裔，10%为亚裔。有超过230个民族、115种语言。在纽约，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都可以保持他们各自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并在纽约的城市建设、城市景观、城市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自由地体现出来。政府的宽松政策为各种民族文化培育了良好的生存土壤，使得丰富的语言文化遗产得以代代传承，并成为纽约城市魅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也是移民国家，土著文化同时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澳大利亚政府于1987年出台了全面保护境内语言文化的国家语言政策（NPL）。根据这一政策，政府把语言（包括土著语言）和语言文化遗产定性为有价值的资源，并予以积极的保护和开发。
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之在全国展开，数量众多的语言遗产得到发掘和记录，一大批濒危的民间口头文艺得到资金扶持。2008年开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同年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重大项目，以市、县（市）为单位，依照统一规范采集当代汉语方言、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等有声资料；2011年教育部设立了“中国方言文化典藏”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语委先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语言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工作；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调查挖掘工作。中国语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掀开了历史性篇章。
（六）语言服务业的发展
语言服务主要是指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以语言为内容或以语言为主要工具手段、并使接收方从中获益的有偿或无偿服务活动。语言服务的提供方可以是国家、学术团体、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是个人。表现形式一般为语言翻译、语言教育、语言支持服务以及特定行业、领域中的语言特殊使用等。国家语言服务是指国家或政府部门为保证所辖区域内的成员合理、有效地使用语言而做出的对语言资源的有效配置及规划、规范，其重点是有效配置语言资源和解决社会语言问题。语言生活不断变化，社会所面临的语言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决定了国家语言服务工作必须与时俱进。
在语言使用的管理者、语言、社会末端三者之间，语言服务特别强调的是管理者和社会末端。前者需要不断完善规划、增强服务的意识，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语言服务上，既包括政策、法规、标准的制定，也包括公共设施、媒介的广告、商标、招牌、商品包装、行业语言等领域语言规范的监督；后者则是需要增加语言服务的社会覆盖范围，包括共同语推广、语言国际传播、社会语言事件应急处理、语言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语言翻译和语言教育服务、口头及书面的语言翻译、手语翻译、盲文推广等。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传统语言服务项目语言翻译，欧盟在语言翻译服务方面的工作尤为出色。欧盟曾出台了《关于在欧盟教育体系提升外语教育及推进外语教育多样性的决定》、《关于从低年龄开始学习欧盟语言的决议》、《2004—2006年度促进语言学习及语言多样性行动计划》等多项政策，鼓励欧盟成员国内部互相学习语言，并投入了巨额资金推进语言服务业。欧盟委员会目前有约2000名笔译人员、600名其他翻译人员，还有大量的签约自由译员，为其提供专业领域咨询或翻译高峰时使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催生了众多语言服务行业，包括翻译及其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行业，并成为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语言服务角度看，美国在英语教学与培训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进入21世纪，奥运会、世博会先后在我国举办，跨国公司纷纷到我国投资办厂或设立办事机构，中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也越来越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语言服务行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但是由于我国的语言服务业起步较晚，相对不成熟，还存在很多不足，诸如对行业特点研究不够深入、缺乏行之有效的行业指导、尚未建立语言服务机构和人才的评估机制、专业翻译人才缺口巨大等。因此，要继续推进国家语言服务业的发展，须尽快建立行业研究机制、健全评估机制、推动产学结合、有效整合行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