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严复变译思想体系
严复最突出的翻译思想是“达”，为求“达”，则求“通”，为求“通”，则求“变”；反言之，“变”为“通”之因，“通”为“变”之果；“通”为“达”之因，“达”为“通”之果。整体上看，“变”为根本，“通”为手段，“达”为效果。由“变”而“通”，由“通”而“达”，“达”正是严译行动的目标与手段，也是严复变译思想的核心。严复“信达雅”的变译思想决定了“达旨术”的变译策略，变译策略又构成了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阐译、改译、译写、参译等十一种变译方法，三者构成了严复变译思想体系。
一、严译思想有待系统化
“信达雅”，本是译事三难，严复说得简略，也未揭示内涵，因此一百多年来，见仁见智，不成体系。“翻译理论与译文标准，似应与时共进，而信达雅说，百年不衰，或许因其高度概括，妙在含糊，能推移而会通，阐扬以适今。”注65追求论断的概括性和广泛性，就要失却具体性和系统性。正因为概括，就需要具体，正因为含糊，就需要明晰。
简明扼要，寥寥数语，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不是什么缺点，正是中国思维的特征与精髓，这正是“信达雅”能传播久远的原因。
就上所述，“信达雅”作为思想尚可，作为理论却有问题，要想对后世起指导作用，作为文化遗产加以承传，就需要用现代方法使其具体化和系统化。因此有必要列出几个要素，作为观察和评价的视角，将其要求落实到具体层面。董秋斯认识到这一问题：“所谓完整的理论体系，必然不限于几条空洞的原则……不根据中外语文的特性，用从古至今的具体实例，指出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方针，这一种理论体系就算不得完整，这一种原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注66多少年来，严译思想研究缺乏系统性，有待挖掘。为此，金隄指出：“信达雅”“一统天下九十年，但它作为理论的局限性也很明显。我只能说，它是重要的翻译原则，但欠缺科学分析，在新时代很难以它为基础去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注67“信达雅”没有充分地展开，没有严格的推理，也就缺乏科学的分析，至于用它能否建立理论体系，关键在于能否全面系统地考察它的理论要素，还在于是否有人去建，如何去建。
要对翻译思想系统化，必先认识思想的整体性，沈苏儒通过研究，认为：“‘信、达、雅’作为一个整体是符合翻译的本质，从而具有其科学价值的，尽管它还不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如果尊重历史，那就不会对严复提出这样的要求）。”注68这种并不苛求古人的态度，是科学的，但古人的思想是后人科学整理的对象，从中可以爬梳各种有用的思想或理论。他继续说：“‘信、达、雅’只是严复翻译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它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理论体系，更不用说‘完整’的理论体系了。”注69但这正是严复留待后人去做的。当下的任务就是在严复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行，将传统的思想火花光大，发展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直至创立新的理论。
二、变—通—达内在关联
回首百年严译研究，不难发现，对严译策略“达旨术”的整理极其少。在此，着重讨论严译变通策略与达旨的逻辑关系，这是建立严译思想体系的轴心。
（一）“变”与“通”的联系
1.变
“变”的基本义是“改变，变化”，如：“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注70变有二指：一是自变，即内在之变，指性质、状态或情况跟原来有不同；二是他变，即适境之变，指对性质、状态或情况施以外力，使之与原来不同。
变X：述宾式，属于“他变”类，整体意义均是改变X。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变X”类双音节词共50条，其动词36条，名词13条，形容词1条（“变相”）。
2.通
“通”的基本义是“达，可以到达”，如：“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注71后引申为“交往，往来”，如：“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注72其转义还有“畅通，来往无阻”，如：“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注73有“通达，通顺”，如：“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待举。”注74
据宋永培（2001）统计，《周礼》全书中，“通”用了16次，义有二指：一是往来行动，包括国家之间的往来，宾客往来，一般往来；二是沟通双方。
3.“变”与“通”的联系
词与词的关系：总是上管下，上罩下，下承上。（见启功，1991：42—43；79）管，不只是管辖、限制，也包括贯注、影响、作用等意思和性质。连最常见的二字，也是一罩一承，只从一个方向看去，是不够的。看启功分析“轻舟已过万重山”，十分有趣：
启下：轻的是舟，舟是过了，过的是万重的山。
承上：山是万重的，这万重山是被走过的，走的是舟，舟是轻的。
如顺着看，词词启下，下边承着上边。如倒着读，又词词相背，意思全变。再如看他分析当代实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从上往下看：北方的京，师的模范，大（高级）的学校，学术的报。
从下往上看：什么报？学术的报；哪里的学报？大学的；什么性质的大学？师范性的；哪地方的？北京的。
每二字中上罩下，上二字又罩下二字，往下递罩。报是最下的基础，往上级级承受。
“变”有一转义，将“变”与“通”组合为“变通”。变通又生二义：其一，“事物因变化而通达”，如：“善言而不知变通，未可谓能说也。”注75其二，“不拘常规，随机应变”，如：“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一州之人不叛则乱将作矣。”注76照启功的方法理解，“变”在前，“通”在后，“变”是“通”的前提，“变”是为了“通”，“通”则因为“变”，是“变”的结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注77“通”的反面是“堵”。“通”与“堵”对立，“通”时已无“堵”，有“堵”则不“通”。可以明白，“变”时是有“堵”，“变”的过程正是除“堵”，使无“堵”而“通”。
“变”是前提与动因，“通”是由“变”推演出的结果，“变”与“通”之间，具有推论因果关系。（见图2）“变”与“通”组合为词组，进而凝结为合成词时，其构词方式为联合式，但构词顺序是先“变”后“通”。
总而言之，变通的关系是：先“变”后“通”，“变”了才“通”，受特定的推论因果关系所制约，现代汉语“变”与“通”组合时，只选择与确定了“变通”的构词方式，而没有选择“通变”的构词方式。可见是受“变”、“通”的词义特点、词义关系制约的结果。古今汉语的词义特点是一致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具有历史承传的联系。这也是保证理解和继承严复变通思想的语言文化基础。
（二）“通”与“达”的联系
1.达
“达”的基本义是“到达”，如：“虽达四方，人莫不贱。”注78后引申为“通晓”、“彻底懂得”，如：“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注79再如“通权达变”、“知书达理”。引申义为“表达”、“传达”，如“词不达意”等。
“通”与“达”在上古汉语中是一对常用词。《周礼》全书中，“达”用了38次，义有二指：一是畅行状态，二是已至之结局。
2.“通”与“达”的联系
“通”“达”连用，组为“通达”，“通”在前，“达”在后，说明“通”是“达”的前提，“达”是“通”的结果，“通”了才可能“达”。《周礼》的表述还说明：“达”的反面有“阻”。“达”与“阻”对立，“达”时已无“阻”。可以明白，求“通”正是因为有“阻”，“通”的过程正是除“阻”，使无“阻”而“达”。古人云：辞达而已矣。“说话和写文章，只要能够把意思表达出来就是了。”注80“达”者“通”也，要能够“通”彼此之情才算是“达”。
“通”是前提与动因，“达”是由“通”推进的结果，“通”与“达”之间，具有推论因果关系。（见图3）“通”与“达”组合为词组，进而凝结为合成词时，其构词方式为联合式，但构词顺序是先“通”后“达”。先“通”后“达”，“通”了才“达”。现代汉语“通”与“达”组合时，只选择与确定了“通达”的构词方式，而未选择“达通”构词方式，这受制于“通”与“达”的词义特点和词义关系。
（三）变—通—达三者的关系
变—通—达构成了三环因果链。分阶段看，“变”为“通”之因，“通”为“变”之果；同时，“通”为“达”之因，“达”为“通”之果。两个阶段搭扣相叠。从整体看，“变”为根本，“通”为手段，“达”为效果。（见图4）
面对“变”、“通”、“达”三者，若顺因求果，可知：“变”是动因，“通”是手段，“达”是目的。若以果溯因，可知：为求“达”，必须“通”；为求“通”，必须“变”。以《天演论》为例，严复使原作发生了不同于全译的大幅度变化，旨在凿通东西方文化之间壁垒，使西方学术思想畅行于中国，使之“达”至中国当时知识界。由“变”而“通”，由“通”而“达”，“达”正是严译行为的落脚点，成了严复变译思想的轴心。（见图5）
三、严复的变译思想体系
（一）变译思想体系
基于上述研究，进而发掘严复变译思想的实质：严译思想与实践策略并不矛盾，矛盾为后人所设；严复“信达雅”是变译的思想宝库，“达旨术”是变译的实践策略，二者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在达旨过程中，严复之“信”并非全信于原著，而是取信于读者；“雅”成了达旨的一种外在手段。“信达雅”均为争取读者的招数；“达旨术”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特定翻译思想“信达雅”的特定基础，反过来又是后者指导下的特定变译策略。“达旨术”与严复“信达雅”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助于最终建立严复变译思想体系。（见图6）
严复的变译思想来自变译方法，可以上升为变译策略，如增、减、编、述、缩、并、改，变译策略又上升为变译思想，即“信达雅”。这是以严解严、还原严复翻译思想所得的结果，它可以自成体系。
（二）思想的升华
研究历史，首先得尊重史实，得爬梳史料，要虔诚地匍匐在翻译实践上，才能获得正确的史识。严译实践与变译思想可以构筑一定的体系，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即“变译理论”。这一提炼过程可呈现为图7。
说到体系和系统，英俄语可用“system”或“система”一词表达，汉语则用两个词，即：
体系：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系统：同类事物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现代汉语词典》，2012）
论及语法体系和语法系统时，范晓曾做明确区分，他把语法事实中存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法关系叫作“语法系统”，把语法学家根据自己的语法理论所构建的主观的理性的表述关系叫作“语法体系”。如此看来，体系是主观的，个性化的，而系统是客观的，共性的。每个时代都有可能产生相应的思想体系，都会有相应的历史贡献。严复的变译思想体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中总结出的“变译理论”是对严复变译思想的扬弃，比方“信达雅”中的“雅”取“规范”之意，就不再是用秦汉以前的文言，而是当下的现代规范汉语。
系统只有一个，是客观存在的，不论你是否认识到；体系因人而异，是主观设计的，每个研究者均可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严复变译思想体系具有个别性和时代性，须在批评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