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传：赋家载史与论事
赋家创作与史家记述结缘，初在司马迁《史记》之《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赋家传记的“因史载文”之法，然追溯“赋”与“史”的关联，尚宜着眼于先秦时期。清人刘熙载《赋概》论“赋”之源云：“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是也。” [21]此论自周室“天子听政”、春秋时代行人“赋诗”到汉廷文学侍从“献赋”的传统，并由“讽谏”与“言志”两扇展开。前者来源于《国语·周语上》：“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22]其中“诗”、“曲”、“箴”、“赋”、“诵”、“谏”皆与“诗”域相关，属“乐教”范畴，诸职之诗乐习礼，诵诗讽谏，审音辨诗，均为所守，然与“史献书”并列，均缘“天子听政”以“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后者来源于《左传》所载朝聘礼仪中行人赋诗，对此，近人刘师培又区分为几类：“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见襄公二十六年传，国景子赋《蓼萧》，赋《辔之柔矣》，子展赋《缁衣》，又赋《将仲子兮》）；有行人出聘而赋诗者（见襄公八年传，范宣子赋《摽有梅》）；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见襄公十六年传，鲁穆叔赋《圻父》，又赋《鸿雁》卒章）；有行人莅盟而赋诗者（见襄公二十七年传，楚罢赋《既醉》）；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见昭元年，穆叔赋《鹊巢》、《采蘩》，子皮赋《野有死麇》，赵孟赋《常棣》）；有行人答饯送而赋诗者（见昭公十六年传，子等赋《野有蔓草》诸篇饯韩起）；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23]《左传》作为今存解释记“事”之《春秋》三传之一，与《公羊》、《谷梁》“微言大义”不同，以记述事件为主，故最具传记的性质，而所载“赋诗”之事与史实、史迹的关联尤为密切，这也是历代批评家从“赋诗”到“作赋”之探寻中的“史传”因子。
另一方面，清人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又明确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徵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24]此论汉赋“假设问对”、“恢廓声势”、“排比谐隐”与“征材聚事”的文章学源头，尤其是“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同其《文史通义·诗教上》所言“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将赋体与战国纵横说辞相联系以明其渊承，则于“尚辞”中同样寄托国策的“史事”性质。如《楚策·客说春申君》记载春申君“使人请孙子于赵”，孙子作书谢并引赋文云：“宝珍隋珠，不可佩兮。褘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为其同。”[25]此述事引赋之例。又，姚鼐《古文辞类纂》卷六十二《辞赋类》将《国策》、《史记》中所载战国说辞《庄辛说襄王》、《楚人以弋说顷襄王》、《淳于髡讽齐威王》三篇收入，并于《序目》申述其由：“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26]虽然以“无事实”以区分“尚辞”与“尚事”，然实质上已将纵横说辞似赋融织于史事之中。
如果说《国语》中“瞍赋”与“史献书”并存在于“天子听政”，《战国策》中说辞似赋以“尚辞”而隐写史事，那么随着汉赋的兴起、成立与变迁，赋家载史与论事又渐成一种重要的书写方式。这其中又有两条线索值得注意：一是由“史”载“赋”向因“赋”明“史”的变迁，彰显其赋体的历史化趋向。这一点最突 出地表现在《史记》载录赋家作品，赋作是依附于史传而存在，而自西汉末至东汉间，虽然两《汉书》仍传承“载文”之法而录“赋”，然赋家之作已多不见载于史传，迨至魏晋之世始有文集（赋集）之汇编。也因为赋作多不因史传载，赋作为文本的独立性不断强化，其不因人传赋从而导致因赋传人（明史）的现象更为显著。二是赋体由“经传”向“史传”的变迁，成为两汉赋由“西”而“东”的明显标志，前者的题材以“畋猎”、“郊祀”为主，后者的题材以“京都”、“纪行”为主，而其转变结穴却在西汉末年。同是“畋猎”题材，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与扬雄的《长杨赋》已有完全不同的描写方式，前者以“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假托为词，极尽物态夸饰之能事，而归于“节俭”，意主“讽谏”，后者虽模仿“客”（子墨客卿）、主（翰林主人）问答形式，然却以“主人”的回答书写三大段“汉史”，分别是“高祖”（功德）、文帝（俭德）与武帝（武德），如写武帝“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一段，其历史书写与相如赋“天子校猎”一段描述已大相径庭[27] 。
再从不同题材来看，如“畋猎”与“纪行”，前者以相如《上林赋》为例：“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博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弄獬豸，格虾蛤，鋋猛氏，羂騕袅，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28]几乎全是横向的描写，夸饰天子校猎的场景与形态，亦即赋家所认为的不当行为，均非现实所有，所以结果是以天子“省悟”束篇，所谓“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呼!此大奢侈!'”其结果是“曲终奏雅”而归于“讽喻”，正与西汉赋家中经学思维的“微言大义”相通。再看班彪作于东汉初年的《北征赋》，其描写途中经历云：“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怨旷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兮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兮，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愆。”[29]班赋作于刘玄更始三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时赤眉军杀更始，为避三辅之乱，作者由长安往安定，投依凉州隗嚣，赋中所写乃途中因所见而感发。上引一段赋文，是作者途经安定（西汉治所在高平）所述，先取《诗》义以叹行役之苦[30]，继则历述“亡秦”教训，包括蒙恬筑长城以劳民，结果被赐死而身首异处的下场，赵高与李斯矫诏赐死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以致昏庸乱政，秦政败亡诸史事，全然是纵向描述，意在以古鉴今，抒写对现实形势的忧患与思考。这种赋写史实的作法在东汉“京都”题材赋中也常见。例如张衡《东京赋》中有云：“是以论其迁邑易京，则同规乎殷盘。改奢即俭，则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禅，则齐德乎黄轩。……民去末而反本，咸怀忠而抱悫。于斯之时，海内同悦，曰：“吁!汉帝之德，侯其祎而。”[31]张赋颂扬的主旨是“文德既昭，武节是宣”，故论迁邑于东更加注重“古今之清浊”的历史意识。赋中引录《斯干》，系《诗·小雅》篇名，《文选》薛综注：“《斯干》谓周宣王俭宫室之诗也，今汉光武帝改西京奢华，而就俭约，合《斯干》之美。”[32]很显然，张衡从“俭德”的视角赞美汉光武帝东都宫室之制，正取法“周德”，同时又以盘庚迁殷与黄轩之德明其传统，因俭而刺奢。而东汉京都赋之所以大加赞美“汉德”继周，还源自两大“乱世”教训，即“亡秦”与“莽政”，这是解读东汉京都赋“明德”思想的历史根源，也是赋家史学思维的具体呈现。
通过汉人对赋的评论，也能看到上述的变化。概括地说，在西汉无论是司马迁评相如赋“与《诗》之讽谏无异”，还是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以及对赋功“讽与劝”的认知，都是视赋体为“古诗之流”，看成《诗经》的附“传”。到东汉则发生了变化，如王充《论衡·谴告篇》评相如、扬雄赋认为：“孝武皇帝好 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如言仙而无实效，子云之颂言奢有害，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反顺人心以非应之，犹二子之为赋颂，令两帝惑而不悟也。”[33]非议相如《大人赋》、扬雄《甘泉赋》，是对西汉赋少事实而多虚夸的批判。又如张衡《东京赋》中一段批评相如、扬雄赋作的文字：“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隤墙填堑，乱以收罝解罘，卒无补于风规，只以昭其愆尤。臣济奢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34]以“水舟”之喻说明赋达不到劝美刺恶的目的，虽有美词，也于世无补。这种类同史学的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正彰显了赋体所具有的部分的“史传”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