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赋颂：制赋的述德传统
古代史家为人物写传记，无非要彰善瘅恶，有着借古喻今与劝世讽俗的功能。而赋家的描述在接触到人物与事件时，同样表现出史家的意图，只是因文体的不同而存在叙事与描绘的差异。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出于赋家的述德传统。
考察汉人作赋述德，与当时“赋”与“颂”连称互代相关。比如《汉志》所称“不歌而诵”，经晋人皇甫谧《三都赋序》引述已变“诵”为“颂”，所谓“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李善注引《汉书》作“不歌而诵”，“诵”、“颂”已属常态。后人颇有于中阐发义理者，如元人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记述“不歌而颂谓之赋，既诵而歌谓之颂”[35]；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亦云“古人赋颂通为一名……不歌而颂谓之赋，故亦名颂”[36]。无论其“诵”、“颂”合诂，还是区别“赋”、“颂”，其实都是对汉人赋颂互称的回应。以《汉书》为例，如《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记淮南王安“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贾邹枚路传》记枚皋“为赋颂，好嫚戏”；《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严助“作赋颂数十篇”；《楚元王传》记刘向“献赋颂凡数十篇”；《叙传下》记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等。至东汉如《后汉书》所记，《班固传》谓“（帝）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曹世叔妻传》谓“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高彪传》谓“校书东观，数奏赋颂”，秉承前说。后世赋家自述，也多连称，如嵇康《琴赋序》谓“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谢朓《酬德赋序》谓“且欲申之赋颂，得尽其体物之旨”。回到汉人，其创作亦尝互称，如王褒《甘泉颂》、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史书皆或称“赋”，而扬雄《甘泉赋》亦或称“颂”。由此推述，又有两端：一从字义上解释，《说文》释“颂”作“容”，段玉裁注：“古作颂貌，今作容貌。……六诗，一曰颂，《周礼》注云：‘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37]此颂、诵互释例。又，《楚辞·招魂》中有“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句，王逸注：“赋，诵也。”[38]此赋、诵互释例。二从文献考察，瞽、瞍、矇皆失明之人，如果依据“歌诗”篇幅较短而“诵诗”篇幅较长的说法，盲人记忆力较强故擅长赋、诵，其说可通；然据日本学者清水茂《吟诵的文学》中结合古希腊盲歌者荷马之史实，以为“吟诵起源于宣示神托”，所以他猜想“盲人有神秘的能力”，[39]这已暗示赋与远古祭祝传统的联系。
落实到汉赋创作，诚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讽其败德而颂其有德，取鉴历史的述德传统是明确的。如扬雄《长杨赋》赞美武帝功德：“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飙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驱橐它，烧熐蠡，分梨单于，磔裂属国，夷坑谷，拔卤 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兖圾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40]对武帝的正面评价与当时确立“世宗庙”有关，即赋中所云“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以彪炳汉史与汉德。[41]倘稽考史实，在扬雄上赋前约十年的阳朔元年冬，京兆尹王章因弹劾外戚王凤专权而被论之有罪“下狱死”，梅福因此上疏议政论列汉统高、文、武之德，如论武帝“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衒鬻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42]可见梅疏与扬赋叙史论事完全一致，旨归述德。
又如班固《东都赋》歌颂汉明帝永平礼治：“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久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辂，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43]对照后世史家记述的《后汉书·明帝纪》，如“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旁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屡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于十一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十二年）五月丙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疾、贫无家属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等一系列行礼之举，以及诸多诏书声称的宽仁隆德，[44]可知班赋所述永平礼制皆为实录。缘此，王充在《论衡·须颂篇》中对班固赋美明帝“德”予以赞赏：“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颂文谲以奇，彰汉德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45]姑不论王氏是否“誉得其实”，然其评赋与东汉京都赋创作的述德指向极为明显。
辞赋的述德传统，源自古老祝辞之颂神，由祝辞到辞赋，已经历了描述与歌讽对象由“神”向“人”的转变，如果说汉大赋属宫廷文学，其述德对象主要是帝王，那么随着东汉以后宫廷言语侍从“献赋”之风的衰落，文人赋创作的兴起，赋家的述德对象又有了向名人或凡人下移的趋势。这里仅举刘义庆《世说新语》一则有关晋人赋事的记载为例，以略陈隅见。《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陶公指陶侃，胡奴即其子陶范，后者因袁宏赋未及先公勋绩，竟白刃相向，可见当时人对赋体承载的家族声望与个人功德的重视。对此，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另载其事：“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闻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46]这里记述的是当时的大将军桓温为其父桓彝（曾任宣城内史）争勋绩名声于袁宏赋中，二说所提人物虽然不同，[47]然其意旨则无异，既美袁宏在文坛的地位，又彰显了赋述功 德的作用与影响。
无论是颂帝王之德，还是赞先贤之功，且着落于历史的真实性，所以这种述德传统也成为赋体兼“传”功能的一个重要面向。
主要参考书目：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许 结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赋学会会长，曾受聘为韩国外国语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客座教授。
[1]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1、49、153页。
[2]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0页。
[3] 班固：《两都赋序》，《文选》（萧统编、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1页。
[4] 祝尧：《古赋辩体》卷三“两汉体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746页下栏。
[5] 程廷祚：《青溪集》卷一“骚赋论上”，《金陵丛书》本。
[6] 载《汉书·淮南王传》，引自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145—2146页。
[7] 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296页上栏。
[8] 啸咸：《读汉赋》，《学艺》第15卷第2号，1936年，130—131页。
[9] 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二十一《文章门》之“文章缘起类”为此文单列“传”类。又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八“吾家四六”条亦题作“东方朔《非有先生传》”。
[10] 参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之“目录”。按：朱熹《楚辞集注》及《后语》，亦传承其法而形成以经传为中心的标目体系。
[11] 龚鼎臣：《东原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据涵芬楼旧版影印本，10页上栏。
[12] 载《汉书·艺文志》，见《汉书》，1708页。
[13] 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959页、966页、850页。
[14] 参见许结、王思豪《汉赋用〈诗〉的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190—204页。
[15] 详见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年第8期。
[1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002、3073页。
[17] 班固：《汉书》，2829页。
[18]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0页。
[19] 班固：《汉书》，1755、1756页。
[20]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60页。
[21]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5页。
[22] 韦昭：《国语韦氏解》卷一，《士礼居丛书》影宋本。
[23] 刘师培：《论文杂记》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7页。
[24]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64页。
[25] 《战国策》楚四《客说春申君》，《士礼居丛书》影宋本。
[26]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6页。
[27] 详参蒋晓光、许结《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浙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169—180页。
[28]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27页。
[29] 班彪：《北征赋》，《文选》，143页。
[30] 按：赋文“日晻晻其将暮兮”四句取辞《诗·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取意则如《六臣注文选》铣曰：“言思君子为怨旷，嗟行役为叹时。”
[31] 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56、157页。
[32]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8页。
[33] 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98页。按：文中之“僊僊”，刘氏《集解》引孙人和曰：“《史记》、《汉书》作飘飘，《扬雄传》作缥缥。飘、缥音同，飘飘、仙仙义近。”
[34] 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146页。
[35] 郝经：《续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766页。
[36] 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650页。
[3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第九篇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416页。
[38] 洪兴祖：《楚辞补注·招魂章句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13页。
[39] 清水茂：《吟诵的文学——赋与叙事诗》，《清水茂汉学论集》（蔡毅中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227页。
[40]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4页。
[41] 按：《汉书》引《长杨赋》语作“奉太宗之烈”，浦铣《历代赋话·续集》卷二“铣按”云：“‘太宗’，《文选》作‘太尊’谓高祖也。下句‘文武之度’指文帝、武帝，于理甚顺。若此，又作‘太宗’，则下句为重出矣。”参见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63页。
[42] 班固：《汉书》卷六七，2918页。
[43]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2页。
[44]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95—124页。
[45] 刘盼遂：《论衡集解》，406页。
[46]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274页。
[4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程炎震云：“《御览》五百八十七赋门引并及二事，皆作《世说》，盖杂以注文。”又，嘉锡案语：“孝标之意，盖疑不道陶公与不及桓彝为即一事，而传闻异辞。今《晋书·文苑·宏传》则两事并载。嘉锡以为二者宜皆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