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编辑出版的高峰地带——辞书编纂出版

十期学员　何增明

 

 

做了近二十年的编辑，我主要从事科技类图书的编辑出版，直到近期社里实施国家辞书出版规划项目，才正式转入辞书的编纂出版。参加辞书编辑培训班之前，虽然对“辞书”这个词非常熟悉，但培训之后才对它的概念有了真正清晰的认识。辞书是工具书的一类，包括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一旦进入辞书编纂的殿堂，我突然发现自己非常幸运地进入编辑出版的高峰地带了。何以见得？我有以下方面的体会。

一、出版辞书对编辑要求极高

辞书编辑不仅要坐冷板凳、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要有非同一般的能力。按照马静老师所讲，辞书编辑要有六能：能策划大型辞书的选题，能做全书的框架设计，能讲辞书的培训课，能做全书复杂工序的总调度，能胜任全书最后统稿的一支笔，能做好大型书稿作者的组织工作。具备这些能力的编辑，不就是图书编辑中的高手吗？能编好辞书，编辑一般图书那不是就很容易了吗？真正进入了出版的高峰地带，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二、出版辞书对质量要求极高

辞书是工具书，要经得起读者经常查阅。特别是语言类的字典、词典，是规范、指导语言学习和使用的，更是要求能够把差错率降到最低。如何选词立目、如何释义举例，字形、注音、插图、附录、检索、条目排列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工作量远远高于一般图书。辞书应该是高品质图书的代表，是图书中的精品。

三、出版辞书对出版技术要求极高

辞书的编纂是最为复杂和烦琐的，自然对出版技术的要求也最高。例如要建立语料库、要建立协同编纂系统、要编制检索系统、要提前考虑数字化问题、要考虑纸质书的装帧问题等，都要应用最新最好的出版技术。

正因为对辞书出版的要求如此之高，所以辞书编纂出版领域是出版的高峰地带。参加辞书编辑培训，正是快速步入出版高峰地带的一条天梯。辞书编辑培训班可以说是中国出版培训中水平最高的培训班。我认为它的高水平体现在：

一是教学管理的高水平。目前的辞书编辑培训班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管理体系。很多细节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严格的考勤制度、对授课老师打分制度、严格的考试制度、上晚自习的制度，这些都是保证教学效果的措施。班主任李志江老师、周明鑑老师始终与学员在一起，对学员提出的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解答，让人非常感动。正是因为有高水平的教学管理，才让我们在学完之后受益良多。

二是课程安排的高水平。课程共有二十五讲，既涉及最具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辞书编纂讲座，又加入了一些注音、标点符号、量和单位等专题讲座。既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辞书出版规划等的介绍，又有关于新词新义、辞书编纂数字化等最新的前沿领域的授课。我的总体感受是，内容丰富、各有特点，都是一个辞书编辑必须了解的方方面面，既能学习具体的技能，又能开阔视野。在有限的课时内，保证了教学内容的最大丰富，以达到最佳的传授效果。

三是授课老师的高水平。授课老师都是国内各个领域的大方之家。既有出版界的老前辈，又有在一线从事辞书编纂的社长、总编辑，还有业务能力特别强的教授专家。每一个专题的授课者基本上都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辞海》的常务副主编巢峰老先生现场授课，是他最后一次到辞书班公开授课，我的印象尤其深刻。能接触到这么多编辑出版大家，是我们全体学员的幸运。

我参加的第十期培训班，如今结业已经半年了。感谢各位老师为我们学员的辛勤付出，感谢辞书编辑培训班为我们学员的精心安排，我们将在这个编辑出版的高峰地带上，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

祝辞书编辑培训班越办越好，祝中国的辞书编辑出版水平越来越高！

祝辞书编辑培训班中能涌现更多的编辑出版专家，出版更多的精品辞书！

辞书班十年和这十年的我

一期学员　侯笑如

 

 

我是2006年第一期辞书班学员。仿了“黄埔一期”，被戏称为“黄村一期”，没有那么大的历史作用，也算是占个“第一”。班主任李志江老师每次向后来的学员介绍我时，都会说，“这是一期的大师姐”，这个时候我都会有愧不敢当的感觉，因为自认缺少“师姐”应有的担当，只能“忝居”了。

2006年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应该是重要的一年，那年我从期刊编辑转行做辞书编辑，辞书的编辑经验是一本小型古汉语辞书《中华古汉语词典》，这个书当时请的专业指导和审读是王宁老师，作者多是从事古汉语教学有经验的高校教师和我们局里的老编辑，作者队伍和专业支持的水平都很高，我的辞书编辑生涯起点不能算低呢。不过从辞书班毕业后，我重新翻这本小词典时，却时时汗颜，如果在漫画里，应该是一组粗大的竖线画在眼睛旁边，作为辞书责任编辑，这本书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当时可以拿出来在辞书班上说道说道的。那个时候，我非常庆幸自己在准备入行做一个专业辞书编辑时，有了这样一个“辞书编辑出版资格培训班”，所以后来在每次需要填写获得的专业资历时，我都会很郑重地把“辞书编辑资格证书”写进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和专业培训经历。

我很喜欢编辞书，那一个个小词条，说明知识，或是讲述一个小故事，从不孤独，每一条背后都可以再牵拉出更多的伙伴，好不热闹。比如：我们编过《中华姓氏源流大辞典》(徐铁生编著，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关于“枭”姓，释文也就双栏排页面的五六行字：

枭(梟) Xiāo 【源】⑴枭人，战国时秦刑吏，掌悬首木上，子孙以枭为氏。⑵隋炀帝诛杨玄感，改其姓为枭氏。杨积善自言手杀玄感，冀得免死。炀帝曰：“然则枭类耳”，改其姓为枭氏。⑶唐高宗妾萧良娣为武则天所杀，改其姓为枭氏。【布】北京市西郊颐和园北宫门青龙桥、骚子营一带有之。

这100多字讲了一个职官名称的由来、两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和一个姓氏的源远流长。姓氏用字可以带出我们对某一个汉字作历史的追溯，比如“枭”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作：“不孝鸟也。日至，捕枭磔之。从鸟头在木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此“不孝鸟”进一步引典作注，讲它之所以是恶鸟，是因为它会“食母”，故自黄帝时就有把这种鸟放在树枝上肢解，以警示百官、百姓不以为范，后来这个字出现了“枭首”一词，发展为一种刑罚，并出现了执行此类刑罚的官吏，这就是“枭官”这一职官名称的由来，有了此类官吏，以官为姓，枭姓的一个源起也就出现了。两个历史故事讲的是枭姓两个特殊姓氏来源的脉络，分别与隋炀帝诛杨玄感的君臣斗和唐代武则天杀萧良娣的宫斗有关。总之，这些故事和来源，结合“枭”字的本义所指，都为这个字蒙上了血腥的杀戮色彩，其曲折与惊心动魄，并不亚于看了一场有关君臣斗或宫斗的动作电影。而这样一些充满戏剧冲突的场面是借助辞书中一个小词条引发的，不能不让我喜欢上这些看似安静，一旦挖掘，却可以动感十足的小词条。

我喜欢词条这些小东西，起自黄村一期辞书班播下的种子。

专职编辞书十年，在职业生涯中算是长了，但对一个辞书的编辑经验来讲还不够，但已经足以影响我的思维方式。比如，我喜欢看鸟，这是一项纯粹的个人爱好，英文里叫hobby，以专业的态度行业余爱好之事，就会其乐无穷了。这又要从那些稀奇古怪、充满生僻用字的鸟名说起了。

在世界鸟类学家联合会的“世界鸟类名录”网站的首页上有这样一句话：Wisdom begins with putting the right name on a thing (Old Chinese Proverb)，这是中国的《论语·子路》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英文意译，在这样一个世界范围鸟类名录的网站上用这句话做前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足以见出在看鸟这件事上，鸟名的重要性所在。全世界1万多种鸟，中国1400多种鸟，这么多的鸟都有一个根据专业分类给出的中文名字，最简单的就是“麻雀”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中文鸟名都这么简单：大麻鳽的“鳽”读yán还是jiān？黑头的“”该用简体还是繁体，不查字典的话，知道这个字该读什么吗？这些都是看鸟时直接要面对的有关中文鸟名的问题。看似简单的字的读音、字形问题，在这里却离不开工具书的使用，要查的也不仅仅是《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我来说，因为编工具书，就会想要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要查更多的资料了，除了语言类工具书，还要看生物学、鸟类学方面的专业工具书和资料，弄清一个鸟名用字，也就没那么简单了，不过弄明白的过程中，也会有许多意外收获，平添了很多乐趣，当专业与业余爱好相结合，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和趣味。

王宁老师在谈《辞源》的功能时说：“《辞源》是以词语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的知识库，也是中国式的、阅读古代传世文献的现代辞书。”（《中国出版史研究》2015年第二期）知识库的储存功能恰恰说明了辞书存在的必要性和历史悠久，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它，学习离不开它，正因为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作为出版人才更应该重视它，从喜欢到重视，多少就带了一些责任吧，虽然责任有些沉重，我们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担当，我们这些辞书班的学员之所以会在培训之后还有这么强的凝聚力，基础当在于此！

辞书班开办十年，陪伴我走了十年的职业之路，完成一期的学习，影响延及十年，我的工作方法、工作习惯在这十年辞书班学习经历的陪伴下养成、不断调整与进步，我在这十年的成长中，对辞书班充满了感恩之情。2015年，我开始以半退休的状态留在辞书岗位上，由于工作需要我在照顾那些原有辞书产品和在编产品的同时，还要集中精力做一本学术期刊——《中国出版史研究》。单位的辞书产品线因经营不力而收缩，我觉得无能为力，情感上对离开辞书编辑岗位依依不舍。现在有时还会在领导碰到我这根神经时多少滋扭一下，可能是因为不能放下和不愿放下，不过我心里明白，即使我不再做辞书了，辞书编辑的那根神经会永远绷着，一旦触及，会义无反顾，绝不放弃。因为辞书班的经历和对这个群体的归属感，已经留下深深的烙印，不用想起，永远存在。